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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写》陈翔鹤是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创作的老作家，也是当时最坚韧的文学社团“浅草社”、“沉钟社”的主要成员，他1949年以前的创作多取材自现实生活，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一方面感觉觉醒之后无路可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屈服。1949年以后，他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很少有创作发表，1961、1962两年却得风气之先，连续发表《陶渊明写》与《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引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在60年代，选取陶渊明、嵇康这样的历史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本身就显示出一种与“时代共名”保持距离的态度。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嵇康，在历史上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物，他们与各自所处身的时代的权力秩序，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像这样的人物，不论以其阶级出身还是以其特立独行的性格而言，都不可能成为60年代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主流所欣赏的时代英雄，而只可能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对其人格与生活态度的欣赏，也只可能是个人性的，何况陈翔鹤在小说中并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共名，将他们塑造为“反抗的英雄”，而是着重表现对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持不合作的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之感。这样的“无力”的知识分子形象，当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却毫无疑问具有一种从个体心灵出发的真实性，也彰显了一种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这正是文学所应该表现的而时代共名企图刻意抹杀的。与传统的观点不同，陈翔鹤在《陶渊明写》中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强调的不是达观的生存态度，而是潜藏在这种达观态度后面的感慨与“殷忧”。小说中的陶渊明，自觉地与权力中心不论是精神上的权力中心，还是现实的政治权力中心保持一种疏离关系，前者如他对庐山法会上慧远和尚的“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的否定，后者如他对慕名而来的声威赫赫的刺史檀道济的反感与厌恶。这两种权威，在小说中都以一种讽刺的笔调写出，例如庐山法会上的慧远，“俨然是另一种达官贵人的派头”，“只见他半闭着眼睛，双手合十，一任香客们在他座前四礼八拜，脸上纹风不动，连一点表情都没有；真不知他是在睡觉呢还是在闭目养神。”一直到法会结束，“这时他才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皮，在钟鼓齐鸣中，喃喃念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念毕这种神秘而又令人难懂的咒语之后，他甚么也没有说，便下得座来起身入内了。对于那些匍匐在地面上的会众，连正眼都不曾看一眼，更不用说和气地来同大家打个招呼了！”“这种毫不理会大家的态度，给陶渊明以一种大有‘我慢’之慨的印象。而这种‘我慢’，又正是慧远本人对陶渊明所时常提起，认为是违反佛理的。”显然，作者有意识地把慧远塑造为自相矛盾、心口不一而且俨然真理在握的人物。进一步说，虽然他也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在行为上也可以不合世俗，但在根本上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世俗的习气，没有自外于现实的权力结构，在根本的道理上，依然有“未达”之处，用陶渊明的话说就是：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甚么！哪值得这样敲钟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表面上看，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生死观与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仅仅是一种义理上的分歧，实际上，陶渊明貌似达观的生死观背后隐含着沉痛的精神经验，那就是对整个道德沦丧、乾坤淆乱的时代的疏离与拒斥的关系。小说结尾将这种整体性的疏离直接通过写《挽歌》与《自祭文》的情节表达出来，也为陶渊明的生死观作了一个形象的解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甚么！人死了，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不想那个赌棍刘裕竟会当了皇帝，而能征惯战的刘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恒玄破棺戮尸。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写《挽歌》”的情节是整篇小说的中心与高潮，通过这个情节，小说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从对个别对象的否定引申到对整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的否定，从而只能与之采取一种疏离与对立的关系。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陶渊明特立独行的精神立场，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拒斥上，也表现在他对不能脱俗的朋友的批评上，如批评颜延之“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庐陵王、豫章公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啦，俗务萦心，患得患失，哪还有什么诗情画意？没有诗情，又哪里来的好诗！”这也显示出他不仅仅是在语言上与时代疏离，而且在生活上也有意识地躬行践履，自觉地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不受时代污染。一个自觉地疏离于整个时代的人，即使是大勇者，恐怕也难以摆脱这种疏离引起的孤立之感。陈翔鹤塑造的陶渊明，在达观之外，还带上了伤感、苦闷与悲愤的色彩。例如小说中设计了一个陶渊明吟咏、欣赏阮籍的《咏怀》诗的情节：“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这首诗流露出浓重的忧世伤生的色彩，而又孤立、苦闷，举世滔滔而莫能与之交流，愤世嫉俗而又恐惧为世俗所觉、所害，构成诗里所说的“殷忧”。这种“殷忧”不仅是阮籍的，而且是小说主人公陶渊明的，也是小说家陈翔鹤自己的。不过小说中将陶潜塑造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隐士，恐惧的成分相对少一些，而更多孤立之感。但就作者来说，在小说中设计这样一个细节，所流露出的就不仅仅是与时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不敢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拒绝了时代主潮，而又无法阻挡这个时代主潮，由此必然产生一种无力之感，在达观之外，难免有悲愤、苦闷、伤感。小说中陶渊明发出的“人生实难，死之如何”的感慨，一方面由于对时代主潮拒斥因而无所牵挂，针对的是整个时代，另一方面也针对自己的一生，针对的是颠倒错乱的时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与无可奈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颠倒错乱的时代良知与正义的无力与无可奈何），所以小说中潜伏着的感伤色彩在最后终于压制不住而流露出来。当陶渊明念到《自祭文》中最后五句“……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时：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这时他引以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这种感伤，绝不仅仅是历史人物陶渊明的，作者陈翔鹤显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一种个人性的叙事立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追忆，作者陈翔鹤也由此间接地表露了一种个人性的面对时代的态度。经历各次运动的打击，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敢再作直接的表露，只能通过历史故事曲折地表现。但这与“旧瓶装新酒”式的肆意篡改史实的方法不同，它是在尊重史实、“知人心”的前提下的一种创作。黄秋耘对此有一个精彩的解说：“写历史小说，其窍门倒不在于征考文献，搜集资料，言必有据；太拘泥于史实，有时反而会将古人写得更死。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够以今人的目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用句雅一点的话说，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从而展示古人的风貌，让古人有血有肉地再现在读者面前”14。也只有这样，作者的现实寄托与历史故事才能够融为一体，作者的心声与历史人物的心声也才能契合无间，作者的个性、爱恨褒贬也才能通过对历史的重塑表现出来。就此来说，《陶渊明写》等小说远远超过了那些“借古颂今”、“以今例古”的戏剧，而为解读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提供了很好的文本依据。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清官形象的理论与创作：
《十五贯》和《况钟的笔》《十五贯》15根据传奇《双熊梦》改编，删去了其中巧合的情节与神明托梦破冤狱的思想，从而成了一出较纯粹的“公案戏”。其基本情节是：无赖娄阿鼠杀死酒徒尤葫芦并盗其十五贯钱，尤的继女苏戍娟当夜因父亲戏言要卖她出走投亲，路遇客商熊友兰身上恰该带十五贯钱，昏官知县过于执于是以之为据，妄断苏熊二人盗钱、杀父、淫奔，判其死刑。清官况钟监斩时发现冤情，越权过问，在仔细查勘后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于是化装成拆字先生微服私访，以拆字奇招诱使真凶娄阿鼠招供、将之缉拿归案，平了苏熊二人的冤狱。作为一出公案戏，《十五贯》体现出非常典型的民间趣味，其情节也属于这类戏“巧合成奇冤昏官冤枉无辜清官以奇招破案”的模式。这种戏之所以受民间欢迎，当然与清官形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奇案与破案的趣味性。在《十五贯》中，十五贯成了巧合的中心，苏熊二人因而被冤，真凶在一旁贼喊捉贼更使案件扑朔迷离，这样的故事很能吸引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况钟以拆字奇招破案，更与《潘杨讼》中寇准设假阴曹审潘仁美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处：关键不在其现实可能性，而在于这种传奇式的情节所具有的趣味性能够满足市井细民好听奇闻异事的心理。况钟以“鼠”、“窃”、“窜”及老鼠好偷油（尤）的字面与意义联想，旁敲侧击，让娄阿鼠胆战心惊中说出真话，这段心理战在剧本中写得很成功。如果站在精英立场的话，会认为这出戏荒诞无稽、一无可取，可是它之受民间欢迎正在于其于荒诞无稽中所体现出的民间趣味。当然，公案戏中的清官，作为普通百姓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幻想中的偶像”，也是这类戏受欢迎的原因。改编本《十五贯》中塑造的况钟形象，去掉了神秘色彩，增加了其内心冲突的描写。他具有“君轻民为贵”的思想，所以当犯人在刑场赴冤时他能发现疑点，但过问案情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况且已经三审定案，能否昭雪很成问题，所以他不免犹豫，但看着犯人的冤苦，他又觉得不可草率判斩，“这只笔，千斤重，一落下，丧二命！既然知，冤情在，就应该，判断明。错杀人，怎算得为官清？”终于冒着丢官的危险，下定决心来翻案。对其心理冲突的描写使其性格有了更现实的内涵。改本对作为陪衬的昏官过于执与老官僚周枕也作了精采的漫画式描写。过于执在刚审案时时的场面，典型地表现了其草率、愚蠢、固执的性格：“看她艳若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民间的爱憎，通过这些形象得到了表达。改本《十五贯》的成功典型地体现了官方、知识分子和民间对历史的不同想象和寄托。整体来看，改本《十五贯》仍然是一出有浓厚的民间趣味、民间感情、民间意识的戏曲作品。但官方与知识分子，却对之作了“为我所用”的理解。官方从中看到了“现实的教育作用”，把它的主题解释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使之可以在现实的整风运动中起到作用。象巴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则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用笔的严肃性等等。巴人的杂文《况钟的笔》16从况钟“那枝三起三落的笔”联想到他“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对现实中官僚主义者用笔的不负责任与恶毒作了让人悚目惊心的刻划：他们“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对人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就会有大智慧”。由《十五贯》联想到用笔（笔在这里象征着权力）的严肃性与人道主义精神，虽然在剧本中也有根据，但并非该剧的要旨，而是知识分子巴人的引申。这一方面有劝谏之意，另一方面也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批判现实。联系当时的现实，可以发现这是深有感触之言。即以批评界来说，在“扣帽子”“打棍子”式的批评盛行的年代，笔的误用造成的恶果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其恶性发展即大批判开路的文章中，更是到了“以笔杀人”的境地。巴人强调用笔的严肃性、“笔下有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其思想发展中有其来由，同时也有其现实所指，“况钟的笔”只不过给了他一个立论的由头而已。＇＇注释：＇＇1引自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3期。2参考李希凡《历史剧问题的再商榷－－答朱寨同志》，《文学评论》1963年1期。3引自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原刊《文学评论》1961年5期。4引自舒楠《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61年4月5日。5引自黄秋耘《空谷足音〈陶渊明写挽歌〉读后》，参见《黄秋耘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736－737页。6参阅黄秋耘《我的文学道路》，该文为《黄秋耘自选集》的序言。7参阅黄秋耘《〃十年生死两茫茫〃》，同上书164页。8参阅颜默《为谁写挽歌－－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文艺报》1965年2期。9参阅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10引自《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1956年5月18日。11《关汉卿》初发于《剧本》1958年5月号，后经多次修改，本教才据《田汉文集》第7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下文所引郭沫若语见同书357页附录郭氏信中语。12转引自王行之《剧作家之歌简论话剧〈关汉卿〉》，原载《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辑。13《陶渊明写》，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本教才据《陈翔鹤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评述。14同注5。15昆剧剧本《十五贯》，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引文见该书第30页、1920页。16据巴人《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引文见该书第40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七章 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
第一节 进入汉语世界的多民族文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其他非汉民族也有着丰富绚烂的民间文学传统。它们与本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等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其成就甚至超过了汉族文学，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翻译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是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搜集、整理与翻译非汉民族文学的工作，让人们看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