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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富贵发达，而是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光棍汉。为生活所逼，于乾隆初年孤身一人，背井离乡走西口。
乔贵发先是在赫赫有名的“大盛魁”作小小的驼工，经过几年走南闯北的磨练，雄心勃勃的乔贵发决定不再帮人打工，而是准备闯一闯当时“蒙古王国”里的“经济特区”——萨拉齐。萨拉齐距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200里，是归化通往西部蒙古的交通要道，由于大量汉人在此耕种、经商，清政府在此建立了镇政府，并委派专人负责汉人事务。于是，在“蒙古王国”里，建立起了一个“汉人大使馆”。乔贵发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地方，靠着卖豆芽、豆腐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乾隆八年，乔贵发毅然走出萨拉齐，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战略转型。正是在这个风水宝地，乔贵发开始构建起后来威名远震的乔氏商业帝国。也正是这个地方，至今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没错，这儿就是包头。
清朝初年，包头地区是蒙古族土默特部落巴图尔家族的“户口地”。早在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征服土默特部落后，按照大清体制，把土默特部落改建为左右二旗，旗内18－60岁男性牧民编为兵勇，平时放牧，战时出征；但这些兵勇不给兵饷，而是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维持生活需要和出征需要，这些土地就叫“户口地”。巴图尔家族的户口地就是这样得来的。蒙语巴图尔被译成汉语就是：泊头、包头、包特、博托等，最后汉人约定俗成，拣最顺嘴的叫，结果“包头”一名就一统天下了。
当时的包头既不是城也不是镇，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村庄。但乔贵发恰恰是透过这个“小”，看到了旅蒙商队必经之路这个商机的“大”。借助优越的区位优势，先是开设草料铺，兼卖豆芽、豆腐、烧饼等杂货。稍有积蓄后，又开设了兼当经纪人的客栈、货栈——广盛公。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不仅聘请掌柜主持业务，同时也根据市场需求扩大了经营范围，以米、酒、面、油等为主业，上至绸缎布匹，下至蔬菜杂货，不分行业，应有尽有。乔贵发在包头苦干30年，为乔氏商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让乔氏商业帝国走向辉煌的，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1818－1870）。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青年时曾中秀才，“欲以儒术昌门阀”。后来；因为主持乔氏商业帝国的家兄乔致广去世，在万般无奈之下弃儒经商。乔致庸秉持“首重信、次讲义、三求利”的经商之道，接手乔氏商业帝国后，就将“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凭借包头这块发祥地，进而垄断、操纵了内蒙市场，并陆续将其大德恒、大德通等票号通汇于天下。极盛时期，乔氏在全国有30多家分号，已经达到“走遍天下不住店”的地步。
不知是包头孕育了乔家，还是乔家缔造了包头，反正至今北方很多地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三、买树梢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贸易方式只有两大类：现货贸易和期货贸易。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期货交易是1848年在美国芝加哥农业区萌生的，中国的期货交易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上海。但是随着对晋商文化的深入研究，我发现晋商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就开始了所谓“买树梢”的期货交易活动。
“买树梢”究竟是怎样的经济活动呢？
在春季的时候，农民们一般都急于用钱，所以纷纷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所种青苗庄稼作抵，通常议定的价格非常低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农民照议定的价格交粮。这种投机买卖俗称“买树梢”。
“买树梢”为什么能在包头萌生呢？
康熙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后，稳定了对蒙古地区的统治，随即解除了汉蒙贸易的禁令，于是大批汉族商人走出口外从事对蒙贸易，地处汉蒙贸易交通要道的包头就有了这些商人的足迹。由于这里土地肥沃，税收优惠，还有较好的市场（大批的旅蒙商队需要粮食和草料），于是土地贫瘠的山西北部农民纷纷来到这里开荒种地。他们春夏来开垦种地，秋天卖粮挣钱后回老家。包头一开始就是由这些农民和旅蒙商人形成的村庄。
由于包头地处旅蒙商队的交通要道，商人云集，粮食需求旺盛；又由于包头地处北国黄河边上，或涝或旱或寒，气候变化不定，粮食收成不定，又远离口内的产粮区，不便运粮调剂，致使粮价或涨或跌，暴涨暴跌，变化无常。正是这或涨或跌、暴涨暴跌的无常，令大本领加大本钱的乔贵发，在粮食市场上进退自如，大赚其钱。
农民通过种地卖粮挣钱，买卖人通过做生意赚钱，来包头的都是来挣钱的。由于粮食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自给自足，所以，包头一生出来血管里流得就是商品经济的血！再加上由于行政建制较晚较弱而缺少封建政权的约束，以及汉蒙贸易交通要道的区位优势，都给包头这个小村庄注入了强大的经济活力。这些，都是产生期货这种复杂商品交易方式的优良土壤。
1798年，“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的前三年，是乔家在“买树梢”上坐收暴利的一年。如果我们不论乔家以前如何“吃惯了投机倒把的甜头”，就以1798年这一次来算起，也比1848年美国芝加哥农业区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早50年！
四、天作之合
我们今天看到的乔家大院，其实只是乔致庸的“在中堂”。
乔贵发百年以后，乔氏三兄弟分家析产，各立堂名：长子乔全德为德兴堂，次子乔全义为宁守堂，三子乔全美为在中堂。广盛公号内属乔贵发名下的财股也一分为三，分属三个堂名。但乔氏三兄弟恪守父训，虽然分堂各过，但共同维护广盛公的生意。到了乔全美的儿子乔致庸时，袭祖父遗风，继三世家业，掌管乔氏商业帝国60多年。
由于种种原因，德兴堂和宁守堂已经遭受严重毁坏，唯一能代表乔家大院的，也就在中堂了。
这座大院从乾隆二十年（1755）始建，经同治、光绪年间二次扩建和民国初年的重修，直到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历时近200年，形成一个占地8724。8平方米的晋商大院。
从空中鸟瞰，乔家大院的整体布局呈 “喜喜”字型，分为六个大院，二十个小院共三百一十三间房。乔家大院这座城堡式建筑院中有院，院中有园，院院相连，屋屋相接。外观巍峨高耸，内视富丽堂皇。院内触目皆是“招财进宝”、“麒麟送子”或者“天官赐福”之类的精美砖雕和木雕，就连屋顶上那140多个烟筒，也皆为精雕细镂之作。
在山西省已经发现的大院中，乔家大院其实并不算大，但其结构却十分复杂而典型，是集北方民居建筑精华之大成的艺术珍品。在院落形式上，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在屋顶造型上，有悬山顶、顶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以及平方顶；在房门结构上，有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角门、芜栏半出檐、硬山顶单出檐门、砖雕式侧跨门；在窗户构型上，有仿明式酸枝棂月窗、条栅型窗、雕花型窗、双开扇型窗等。一个院落一个景，院院景景各不同。每一处的砖石木雕和镂花刻绘，都似乎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生命。
电影原著《妻妾成群》，说的是民国初年一家富户的男主人娶了四五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众多妻妾一人一院，男人晚间要去哪个院以点灯笼为号，院中的太太见灯笼出门迎接。剧中4个女人，分占4个院，而乔家大院的6个院，正是张艺谋导演求之不得的现成场景。
真是天缘巧合。
五、旧瓶装新醋
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四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第六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这是一个标志，中国电影终于走向世界。
《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中国旧时代的婚姻题裁的演绎满足了西方审美视角。东方的神秘就像那被门掩住的黄昏月暮，只有乱红飞过，只有几段凄婉的旧戏文。隐忍和被压抑的情绪贯穿始终，直到最后也没有被情节突破，只是一个新的姨太太又开始了新的四季。
这里，张艺谋和乔家大院开了一个美丽的玩笑。
大凡看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朋友，可能都认为乔家大院的主人一定像电影中的老爷一样妻妾成群。其实，不要说是妻妾成群，就是纳一个小妾也是乔家家规断然不允许的。乔氏家族给子孙们制定的严格的家规“六不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不准纳妾”。
据祁县文物旅游局有关官员给我介绍，历史上乔氏家族曾经有一个子孙因纳妾而被赶出了乔家大院，被迫和乔家堡的村民混住在一起。我请祁县文物旅游局陪同官员，带我去看看那位被赶出家门的乔氏家族成员的院子。在一片残墙断瓦的农家小院中间，我找到了那个宅院。虽然残旧，虽然沦落，但房屋的很多精美的石雕、木雕和砖雕，还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不是一处普通的村民住宅。虽然宅院还算体面，但是被赶出乔家大院而丧失家族地位的那份落寂和羞耻，恐怕不是几个精美石雕可以掩饰的。
仰望高耸森严的院墙，想想现在扭曲的人性和失控的人欲，我感慨万分。
乔家不许纳妾的家规并不仅仅因为道德修养的高洁，同时也是晋商商业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常年在外经商，如果妻妾成群，不仅会造成内部争风吃醋的家庭矛盾，而且很容易诱发红杏出墙的家族丑闻。妻妾多，必然子孙多；子孙多，财产的继承人就多，这样苦心经营一生的产业一经众多子孙分割，就会化整为零。为了让家族产业代代相传，晋商们都遵循着一些彼此心照不宣的人生准则。正是秉持着这种严谨的生活态度，乔氏家族的成员们才能够在160多年间不断地扩大乔家大院的规模。而大院规模的不断扩大，正是晋商在中国商界日益兴盛的最好佐证。
感谢张艺谋，正是他设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大红灯笼照亮了乔家大院。正是代表着“权利”和“控制”的点灯——灭灯——封灯的程式，赋予了郁郁寡欢的乔家大院以新的意象。
国 宝 的 出 路
20世纪90年代起，晋商的后人们从一个偶然的发现中，渐渐醒悟到历史遗存的院落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于是一个又一个明清时期留存的“大院”借着旅游的东风粉墨登场。面对来势汹汹的竞争对手，作为唯一的“国宝”级大院的乔家大院左右为难。
一、隐忧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多次增修，目前所指的乔家大院是晋商乔氏家族第三代乔致庸的“在中堂”，而周边其它堂院及附属建筑已遭到较大破坏，唯有“在中堂”的建筑和装饰保持了良好的原貌，成为现在所指的乔家大院的主体资源。
乔家大院内建筑装饰十分精致，砖木石雕随处可见，门窗栏阶造型精巧，同时恢复摆设了传统的家具陈设等，再现了明清时期晋商人家的生活文化。
另外，各院落还设立了42个展室，陈列了反映清末民初山西风情民俗的器物、文物等2000余件，配以图片、模型等说明，使整座乔家大院既是“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罕见的明珠”，又是一座“地方民俗博物馆”。
通过反复实地调研和访谈，我发现乔家大院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造成乔家大院面临生存压力的深层原因：
1、“国宝级”的乔家大院处于凌乱的乔家堡村中央。乔家堡村总户数为440户左右，总人口近2000人，集中生活在乔家大院周围。乔家堡村原先以乔氏家族的宅院和配套建筑为主，形成了较完整的村落格局，目前除乔家大院外，其它建筑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以乔家大院至208国道之间的区域为甚。但同时，部分大门、护墙、小院等局部建筑则有所保留，如三有堂、车马铺、天德行木匠铺、总管府等，仍能看出原先的格局，与现在新建的建筑交杂在一起。
2、乔家大院东南临街巷的村宅院及其他相当数量的村宅院内，已改头换面为店铺或墙贴瓷砖的住宅建筑，风格与原古民居相悖，局部破坏了原有风貌，整治比较困难。
3、乔家大院仅正门一个出入口，观光人流集中。由停车场到乔家大院为游客步行路，两边商摊店铺林立，尤其是院门口的南北向通路，道路狭窄，形成交通瓶颈，甚至在院门口有一定的堵塞，不仅冲淡了游客对乔家大院本身的良好印象，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有游客笑谈：“仿佛是在农村赶集的路上顺便拜访了一下国宝！”。
4、现在的道路网络系统是根据农业生产的要求自然形成，游览线路和农村道路混合使用，相互干扰，也不安全。
5、乔家大院发展旅游，没有与乡村的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难以带动本区、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造成乔家堡村民乱搭乱建搞旅游餐馆和商店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村民们用他们的小摊档将乔家大院紧紧包围、企图从这个和自己又有联系但又没关系的大院上榨出一点油来的深层原因？
6、乔家大院目前的资源主体仅是相当于原来面积四分之一的国宝级的“在中堂”，面积有限， 展品流俗，游客滞留时间短，很难长期在承担国家4A级旅游区的重任和保护国家级历史文物的使命之间取得平衡。
乔家大院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她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历史文化遗产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呈现出来的一种不适症。
这种不适症的根源，是在旅游产业超速发展的过程中，利益集团掠夺式开发造成的。而这种利益的驱动，则是那庞大的中国大众旅游者的补课式的旅游冲动。他们带给了旅游区（点）庞大的游客数量，诱人的门票收入，但也带来了许多当地政府和旅游区（点）始料不及的矛盾和后果。
二、问题
为乔家大院赋予更多的文化符号，成为晋商和晋中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丰富了产品内容，增加了乔家大院的产品吸引力。应该说，这种复合性产品的形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在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博物馆题词时，达到了一个巅峰。
但在新的旅游市场发展趋势下，祁县民俗博物馆（乔家大院的正规单位名称）作为一项旅游产品，则表现出了某些方面的不适应性，包括：
A 曹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等明确建成为博物馆、艺术馆，力求提高产品价值，另外，一些小的博物馆相继成立，如珠算博物馆等，使博物馆这种形式在晋中旅游产品中不再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
B 国内博物馆数量众多，除一些大型博物馆外，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大多形式单一、氛围枯燥、经营手段较弱，造成了旅游市场对博物馆的普遍刻板印象，加之各类旅游产品层出不穷，可选择性强，使游客对游览博物馆的兴趣已大为降低。
C 祁县民俗博物馆借助乔家大院的旅游知名度，能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了解晋中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但同样存在展示形式简单，游客缺少共鸣的问题。
D 祁县民俗博物馆依附于乔家大院，作为一项旅游产品，与乔家大院共享同一建筑载体，难免与大院本体产生一定的冲突。
一方面，将大量与晋商大院文化无关的展品，如农耕、丧葬器物等集中于院内，冲淡了大院建筑装饰本身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对展品的展示、保护、清洁等工作也会对乔家大院作为国宝的保护工作带来影响。
当然，将地方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予以开发极为重要，以博物馆的方式进行展示也并非不可取，关键则是要通过分析，明确借助什么样的场合，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进行“博物馆式”的展示，既能妥善地保护文物，发扬地方文化，又能与乔家大院旅游产品形成互动，创造最佳的市场形象。
无论是作为祁县民俗博物馆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作为国宝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还是作为原居民的乔家堡村民的乱搭乱建，作为主要受益人的政府，能够在每年受益良好的情况下，冷静地反思现状，积极地寻找出路，十分难能可贵。
乔家大院是祁县旅游的命根子，为了给国宝寻找最稳妥的出路，祁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四处察访。当肩负历史使命的祁县选择我们的时候，也注定祁县同时选择了开放和创新。
三、矛盾
2002年以前，如果去过乔家大院的朋友，大多会注意到从停车场步行到大院入口的一路上，会看到许多农家小院门口墙上贴着的一张张大小不一的碎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厕所”或“存包”。
在通往乔家大院的主干道上，游客们大都会看到几栋新建的两三层建筑物，崭新的条形瓷砖外墙上，艳俗的彩色喷绘广告牌在骄傲地告诉我们：餐馆到了。
要进入乔家大院，必须通过大院门外狭窄的南北向小巷子。小巷子的两侧，一边是高高的乔家大院院墙，一边是相对低矮的乔家堡村民宅院的外墙。在两侧院墙脚下，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旅游纪念品摊档，使得通往大院门口的本来就狭窄的小路更加狭窄。游客们只能在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慢慢体会懊恼和郁闷。
在一次实地考察过程中，我就亲耳听到一位北京口音的游客开玩笑地说：“咱们这大老远地从北京过来，敢情是赶集来了！”
如果仅仅是“赶集”，那还是容易接受的，毕竟也属于民俗旅游的范畴。但如果怀着“缅怀晋商前辈”的心情，一开始就被动观赏着各种“现代农村文明”的遗迹，我估计大部分游客的心情会受到负面影响。尽管我相信，当他们参观完乔家大院后，大多会被精美的建筑、精彩的装饰、精湛的宝物、以及电影赋予她的神秘所震撼，但当他们走出大院回到现实时，他们可能会很奇怪地自问：“为什么如此阔绰的大院会沦落到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呢？”。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参观时间结束后，我相信大部分游客都会陷入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冲击中。
我理解游客们的心情，我同样也理解乔家堡村民们为什么这样做。
作为原居民，他们认为他们对于属于他们土地范围的事务拥有不可置疑的发言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也是他们可以控制的最大资产。他们认为自己和这片黄土地以及这片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