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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
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
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认为“今古文所以分”，由于“文字不同”，“说解亦异”，二者
平列，未分轻重。其实，经今古文学之争，除了“禄利之路”的关系，“说
解”相异，更为重要。至于“文字不同”，前人早已致疑（如段玉载王念孙），
而说得明白晓畅的，莫过于龚定盒。他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
丈讀之，傅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令支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
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讀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
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当系指其原文——引者按）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
之徒讀之，一为孔安国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后，皆今文矣。
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仕翻译，一
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
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
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
古文故；然而译语者未曾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讀尚书者
不曰以今文讀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宇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
可求索也。”（龚自珍太誓答问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由此可见，今古文字不同，并不足为经今古文学的区别，因而它也不能
成为今古文学相争的主要原因（所谓“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也不合史
实）。重要的还在于“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但所谓古文，也并不是什么
籀书，而是战国时东土的文字：这一层不但皮氏所说有误，就是龚氏也只能
统地说为古文，未尝明白说明它是怎样的古文：直至王国维方始作出近真的
答案。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说文解字叙中语—
—引者按）。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
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
文字。何则？许氏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
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
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
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观堂集林）
王氏这里指出了“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
殊”，殊为有见；其结论具见于其所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而论
据则在他的史籀篇疏证序，茲摘引如下：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
器遣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爱历博学三
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
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
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
秦文，即篆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爱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
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
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
国时东西二上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
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
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
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
得行用。？？故自奏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磨，故谓之古文。此语
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
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其次，王氏又从近世所出的六国兵器、货币、印玺、陶器，与魏石经及说文
所出之壁中古文比较研究，证明“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另成一个系统。
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
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
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譌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
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其文
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他明白地肯定了“此四种文字（按指兵器等文字——引者）自为一系，又与昔
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并说明它们之所以不同于“西土”文学的缘故：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
者，地不同也。其为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
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
儿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氏虽于战国东西二上文字不同及东上文字与所谓壁中书别成一个系
统，有所发见：但正如钱玄同所说，“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大小，他是决不
敢‘疑古’‘惑经’的”；然而他“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
壁中古文为用六国时为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有为——引者）之
阙，？？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于是钱氏便更进一步指出刘歆所
以要用这种“为别草率”的六国文字去写伪经的原因，在于“那时甲骨固未
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
时必尚有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眷同文字”以来悉被废
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
体为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接着，钱氏又
引用具大泻写论语、孝经的故事，断定所谓壁中古文当多出于“拼合偏旁的
假古字”：
“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大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
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
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徵用
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
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
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札、礼记、春秋、论语、
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傅（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傅，又谓张
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
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
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
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佯贫乏的材料写那么多的书，豈能不拼合
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向书，宋之书古文训，
其中十有八七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
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
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汉简，古文四声韵这些
书中的‘古文’，便可以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
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
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
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
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
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
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
以上由于康王钱诸氏的研究和考证，不但所谓“古文”的真相。已经无
复馀蕴，而且也透露出在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有些人是怎样不择手段的。由
可见，这一斗争，以家法始而以破弃家法终，换句话说，从古文学家与今文
学家争立博士始而以综合今古文学终，并不是偶然的。
第三节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上面各章已经指出经今古文学的学派性，并已经说明作为正宗思想的代
表者儒林的阶级本质。现在，为了了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真相，更具体地究
明一下汉家（以武帝为代表）尊崇儒术的意义，以及儒家者流对此的反应：换
句话说，即是知道他们彼此互相勾结和利用的情形。
汉武帝罢黜百家，尊祟儒术，表面上是由于衡（绾）董（仲舒）辈先后的建
议，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汉家统治上的需要。汉家的统治，在政制上继承了秦
代的县乡亭制，而在思想上也必须找到它的神学的依据，以显示其天命有归，
借以麻醉人民。尊祟三老五更，提倡孝弟力田等等，都是和缓阶级斗争而巩
固农村“本业”的精神上的要务。至如所谓阴阳五行图书议纬之类，举凡足
以巩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制而粉饰太平，利用豪族地主阶级的阀阅地位而兼
收并蓄，都无不多方以尽其用，最后以钦定形式，裁决同异。如果轻率地以
之为单纯的迷信而予以抹杀，或以为汉人富于迷信而不加深察，都不能正确
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有意争取正宗地位以及继之而巩固其既得地位的儒
者们，大都相信谶纬神学，不如此就不算会曲承意旨地为统治者献策了。所
谓“禄利之路”，便是他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生意经。请看史实吧：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衡）
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五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策问贤良，于是董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
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看来，好像武帝罢黜了百家，是决然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似的；然而事实不然。
史载：建元元年，“议立明堂，遣使者安卓蒲翰，束帛加璧，徵鲁申公。”
“及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对曰：‘为治不
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明堂事见白虎通义
解释）。”（汉书儒林列传）
“元光五年，复徽臂良文学。上？？诏策诸儒，？？时对者百
余人，？？天子擢弘（公孙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韶金马门。？？（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
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上说（悦）之。？？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无爵，上于是？？封
丞相弘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
“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嚮凤矣。”（同书儒
林列传）
这一对照，可见武帝所好，并不是重力行的真儒学，而是要以文辞来创
议宗教仪式的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神甫教条。他们这种勾搭，
稍加分析都看得清楚。所以，无怪“学黄老言”的汲需要批评武帝“陛下内
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时并“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
以阿人主取容”（汲黯传），就是同行的儒家辕固生也要告诫“公孙子（弘）务
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同书儒林列传）
这种喜欢臣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正是汉家
历代皇帝的心传。后汉替班彪传说：“汉兴，太宗（文帝）使淼继右苑�
术”，不用黄老，也不用儒术。而下引直帝这段故事，尤表露得淋漓尽致：
“孝元皇帝？？为太子（时）？？仁柔好儒，旦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真是高帝以来的心传，也是“习
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最适切的注脚。这一原则，是根本不许动摇的。
所以，一方面，武帝赐严助书，预先指定了奏对的范围：“具以春秋对，毋
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因为春秋严上下之分，大一统之治，纵横便有
书统一了。而另一方面，汉武尝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
其勉之！”这是表露了武帝不“纯任德教”的事实，他之所谓春秋，不外是
一种用为“缘饰”“文法吏事”的工具。他利用充满了灾异阴阳五行的宗教
思想的春秋繁露作者——董帅舒，不是偶然的。因为文辞缘饰再没有比把经
学变成神学更合乎就治者的要求。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实陈上已可从武帝的
策问暗示了答案，那策问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事，未烛厥理？？？何修何饰而膏
露降，百谷登？？？”策问什么呢？一开始便这样的充满了宗教气氛。所以
后来选举，遂至以“明阴阳灾异”为标准（元帝）了，在这种封建制社会的宗
教空气笼罩之下，今文学家，固然参加阴阳怪气的制造，就是古文学家，也
何尝不援引纬书以说经呢！
后来，党得暗示或指定范围，尚不可靠，于是皇帝不惜亲自出马，“称
制临决”，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的故事，后有章帝“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作白
虎议奏”故事，结局规定了一部以儒术为骨干的国宪——白虎通义来。其余
波，更表现为经文的钦定，这就是熹平石经。唐时刘秩选举论说：“光武好
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水，不达其
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木之道。”（全唐文三七二卷）
刘氏不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来之”，所以不免有这样的书生之见
了。
两汉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在这所谓“以霜王道杂之”的政治原则之下演
变的。刘申叔说：
“西汉之时，经学始萌芽于世。汉武表章经术，然宣帝即位，
重法轻儒，说经之儒犹抱遗经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争未起，自刘
敞移书太常为古文竟胜今文之始。新莽篡汉，崇尚古文。东汉嗣兴，
废黜莽制，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故今古
文学之争，亦以东汉为最著。？？盖东汉初年，古文学派皆沿刘歆
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
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祟*尚，后经马卢郑许诸儒之注释，流传至
今，而今文家言之传于后世者仅何休公羊解诂而已，馀尽失传：此
今文学所由日衰而古文学所由日盛也。”
这里所谓“在野巨儒多明古学”，“虽为今文学所阨，？？然片语单词
已为学士大夫所祟简”，而犹有争，可见经今古文学之争，不在争取学说之
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的地位之确立。所以然者，
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汉初俸四百石，其后增至六百石，内迁可为
奉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侯王太传等等，弟子员年考一次，如能通
一经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有时还有临时的
差遣，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是。史记说：“自
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禄利之路”的效验是多么
大呀！
经今古文学之争，自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以来，终汉之世，大者计
有四次：
（一）西汉哀帝时，有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传。
（二）东汉光武帝时，有韩歆、陈元（古）与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左氏春
秋。
（三）东汉章帝时，有贾逵（古）之主左氏传与李育（令）主公羊传之争。
（四）在东汉末桓灵二帝之间，有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左氏优
劣。
从上述这个筒目表看来，经今古文学之争，就经说的内容说，常以争立
左传为其中心问题，即是争论各派春秋说解的优劣问题。关于汉家的重视春
秋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汉代的“复古”，只以春秋为理想（后来，等
而下之，则以文景治世为理想），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孔子为汉制法”之
说（今文），然后公羊（后来谷梁）能够久据官学的地位，白虎通义即为今文学
之结晶：又有“汉为尧后”之说（古文），然后左氏传在新莽时得立于学官（因
便于新莽的代汉），光武以后也未“绝其道”，故尚得流传于学士大夫之间。
及至汉末，社会的危机暴露出来，黄巾蠭起，汉祚潜移；不但今文早已失却
其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是古文的经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厌悦人心。所以观
遇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
综合“古”“今”的折衷的道路。两汉经学的结束的显明的表现，就是经今
古文学的合流。而时代思想的主流，则已经开始向着玄学方面潜行了。在这
一点上，马融恰是这一时代思潮转捩的体现者；而郑玄则为综合今古文学的
经籍注疏的殿军。
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七九——一六六年）。
其全年正是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