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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没有紧张而不松弛、成功而不失败的,只有圣人的事业能够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氏当初制造琴,是为了集中人们的精神,后来过分地使用,就违反了自然规律。 当初制定音乐的时候,都符合六律和五音,和八风相通;到了衰世,统治者沉湎在过度的欢乐之中,不顾政事,导致灭亡。苍颉当初创造文字,用来治理百官,管理各种事务,愚笨的人靠它不忘事,聪明人用它记载久远之事;到了衰世,统治者利用文字刻写骗人的文书,为有罪的人辩护开脱,捏造罪名,杀害无辜。商汤当初修建园囿,是为了供奉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训炼士卒,练习射箭和驾车,以防备不测;到了衰世,统治者一年四季奔驰在猎场,耽误农时,让百姓疲惫不堪。尧帝举用禹、契、后稷、皋陶,政事教化平和,邪恶之人消失,诉讼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德的人勉力向善,不贤的人也被德政感化;到了末世,人们结党营私,占据要位,损公肥私,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奸邪控制朝政,贤人隐居山野。所以《易》的失误在占卦,《书》的失误在铺陈,《乐》的失误在淫乐,《诗》的失误在邪僻,《礼》的失误在责罚,《春秋》的失误在讽刺。天地运行的规律,事物达到极点就向反面转化,盈满了就会亏损。五色虽然明亮,到时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秋季就要凋零;万物都有兴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圣人在事情行不通的时候就改变主张,法令败坏了就改革图新,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党规,而是为了挽救失败,振救衰亡,罢除淫乱,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阴阳之气,平和万物的变化。
圣人就像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阴阳调和,四季变化,万物不同,无新无旧,无亲无疏,所以圣人能效法天道。天时不会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不会只有一种好处,人不会只做一种事件,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头绪纷繁,追求不能不是多方向发展。五行代表五种不同的气,但能互相调和;六艺属于不同的门类,但它们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温和、柔顺、仁惠、善良,是《诗》的风格;淳朴、宽大、淳实、厚道,是《书》所教导的;清晰、明白、条贯、通达,是《易》的要义;恭谨、节俭、谦虚、礼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讽刺时政,辩明大义,是《春秋》的美好旨意。所以《易》义的失去导致迷信鬼神,《乐》义的失去导致过分享乐,《诗》旨的失去使人愚蠢,《书》旨的失去使人拘泥,《礼》义的失去使卑下者嫉恨位尊者,《春秋》大义的失去使人学会互相攻击诋毁。这六种经典,圣人兼取并用而有所选择。失去本旨就会乱套,把握本旨就能成功。它们的精美在于调和各种关系,而失误在于随意改变。水火金木土谷,性质不同,但都可以利用,规矩权微准绳,形制不同,但都有适用的对象;丹青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物质各有适宜的用场。车轮圆,车厢方,车辕直,车衡横,不同的情状是为了使用的便利。骖马喜欢快跑,服马乐意慢走;带不厌新,钩不厌旧。因为它们的处境地位不同。《关雎》以鸟鸣来起兴,君子赞美它,因为雌雄在一起生活和谐;《鹿鸣》用鹿鸣来起兴,君子重视它,因为鹿群发现了食物互相呼唤。宋楚泓水之战,宋军惨败,宋襄王被俘,《春秋》推崇宋襄公,是因为他不攻击还没列好阵的敌军;宋伯姬坐在堂上让火活活烧死,《春秋》推崇她,是因为她不越礼行事。成就大事,有所建树,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呢?方家意旨所说的观点,只是取其一点罢了。
王乔、赤松遗世独立,脱离人间邪恶的纷争,吸取阴阳形成的中和之气,食用天地的精英,吐故纳新,踏虚飞升,乘云驾雾,可以说善于养性,但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除害,可以算是仁惠的君王,但算不上患臣。魏将乐羊攻打中山,不能下,中山人杀了他的儿子。乐羊吃了儿子的肉,以显示威武,可以称得上良将,但不能算慈父。所以对人和事,要肯定正确的,而不肯定不正确的;不肯定不正确的,肯定正确的。舜和许由的行为不同,但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仁德的人;箕子和比干行动不同,但都是贤人。所以用兵的人,有的灵活,有的愚笨,有的贪婪,有的清廉,这四种人性格相反,但缺一不可。灵活的好动,愚笨的好静,贪婪的好夺取,清廉的不贪求。所以勇猛灵敏的可以让他们冲锋陷阵,但不适宜让他们防御;愚笨的可以让他们防御,但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杀敌;贪婪的可以让他们去夺取,但不适宜让他们安于本职;廉洁的可以让他们安守本职,但不是适宜要他们去夺取;诚实守信用的可以让他们主持结盟,但是不能要他们去应变。这五种人性格相反,圣人兼用并且适当地使用他们。天地不只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不只化生一种生物。海不拒绝涓涓细流因而浩大,山不拒绝小土石因而崇高。如果守住一个角落而抛弃大千世界,取用一种物质而抛弃其余物质,那么得到的就很少,治理的程度就很肤浅。
治理大国的人治国之道不能小,土地广阔的国家制度不能偏狭;地位高的人处理政事不能烦杂,人口众多的国家教化不能苛刻。事情琐碎就难以处理,法律苛繁就难于实行,贪求太多就难以满足。一寸寸地量,到一丈时一定出误差;一铢铢地称,称到一石时一定出差错。用石称和用丈,简便而且少失误;检查丝和米粒的数量,麻烦而且难弄清楚。所以大的方面容易运用智力,细尾末节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不干;对实用没有益处只会白费精力的事,聪明人不干。所以功业不嫌简约,事情不厌俭省,求取不怕少。功业简约容易办到,自然容易找人来承担了。孔子说:“琐碎的辨析会损害规律,小利会破坏道义,小技艺会伤害道术;小见解不能通达,要通达,言行必须简要。”黄河因为曲折延伸,所以能流向远方;山因为起伏深长,所以能高大;阴阳无所作为,所以能调和;大道深不可测,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件事,明察一种说法,精通一种技艺,可以对一件事作出解答,但不可能广泛地应用。蓼菜成行有条不紊,扁瓯有耳稳当可靠,秤着薪烧灶,数着米粒做饭,这种谨小慎微的人可以做小事,但不能派大用场。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器的要求,动起来仿效兽类的动作,停止时有章法,可以戏乐舞蹈,但是不能列成战阵。洗净杯子再装食物,洗好爵再盛酒,洗了手再摆上食品,这种人可以负责家中几个人的饭食,但是不能管理众人的饮食。现在那负责祭祀的人,屠宰烹杀,剥狗烧猪,调和五味,这是厨师的事。陈列酒器笾豆等祭器,这是祝的职责;穿上庄重的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言,神灵依托他,这是尸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能胜任工作,尸主也不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人,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承担任务的人,低贱者辛劳而尊贵者舒适。舜为天子,弹奏五弦之琴,歌唱《南风》之诗,天下就得到治理。周公饭食摆在跟前,钟鼓在一旁悬挂着,而四方异族就归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决案子,晚上处理文件,监察御史不停地视察郡县,又派军队戌守五岭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可以奸邪仍然产生,盗贼成群地盘踞各地,这是因为政务越烦杂,动乱就越是产生。所以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这就好比弓箭是射击的工具,而不是射击的原因一样。
黄帝说:“茫茫无垠,凭上天之威,和元气同一。”所以与元气同一的人可以称帝,和道义同一的人可以称王,和强力同一的人可以称霸,一样都没有的人就灭亡。所以君王有侵犯别国的念头,城邑的狗就成群的吠叫,雄鸡半夜打鸣,兵械库里的武器就发出响声,战马会惊动。一旦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老人就能安睡,里巷中就不会聚集人群,妖异和灾祸就不会发生。这不是法律的效应,而是粗诚之气感化的作用。所以不说话就显出诚信,不施恩就显出仁慈,不动怒就显出威风,这是靠自然规律感到所起的变化;施恩才显出仁爱,说话才显出诚信,发怒才显出威势,这就用精诚来感化的结果;施恩也显不出仁慈,发誓也显不出诚信,发怒也显不出威严,这只做表面功夫的结果。所以用道来统属事情,法令虽然少,也足以感化人民;不用道来处理事情,法令虽多,也只能出乱子。修身,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治国,最根本的是感化,其次才是正法。精神清明,志气平和,百脉安宁,这是养性的根本;脑满肥肠,满足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着处在卑位,放弃利益争着得到少的,努力工作争着受劳苦,每天进步向善,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治术中的上等;用奖赏来劝勉人们向善,百姓害怕刑罚才不干坏事,法律严正,百姓服从,这是治术中的末等。远古的时代注重培养根本,后世只抓末节,这就是太平世道不兴的原由。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而能够辅助圣君的贤臣万人中难有一个,万人中难有一个的贤臣要碰上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的圣君,这真是千年难得一会。
水性柔和而清澈,但是幽谷里的积水,长满了青苔,这是破坏了水的本性。如果疏通水道,使其变深,用土填塞过深的岩洞水潭,使谷水能够顺势而行,从高往低流动,那么即使有腐骨流入浸泡,也不能使水变污浊。水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一污浊,一清澈,关键在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确实能开导人们的善良天性,防止他们萌生邪恶之心,开发他们向善的正道,堵塞奸邪之路,朝正路发展,那么人民的品性就会变得善良,风俗就会变得美好。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因为他能根据病情配药,而是因为他能通过观察,了解人的病根。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因为他们根据罪行量刑,而是因为他们的能了解动乱的原因。如果不养成良好的风俗,使邪恶任其泛滥,然后再动用刑法惩治,那么邪恶就会遍及天下,没法禁止。禹用夏朝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桀也用夏朝的法统,却遭灭亡;汤用殷代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纣王也用殷代的法统,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没有法纪,而是法纪不能实行,风俗败坏的缘故。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并没有失去,可是后世社会得不到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圣王的智慧;六律都还存在,可是没有人能欣赏,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律虽在,一定得等待圣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国家;音律虽然都在,一定得等待名师之耳才能欣赏。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法制,而是因为有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法制,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晋献公要攻打虞国,宫之奇为了保存虞国,为这事睡不安,吃不香,晋君因此不敢对虞国用兵。后来晋献公用垂棘宝壁和屈产良马来贿赂虞君,宫之奇加以劝阻,虞公不听。宫之奇见虞公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就离开了虞国。晋国的荀息灭掉虢国后途中攻打虞国,兵不血刃,抱回垂棘宝壁,牵着屈产良马而去。所以防守不靠壕堑的牢固,攻城不靠战车的高大,关键在于是否能得到贤人。所以臧武仲凭着智谋保住了鲁国,天下不能使鲁国灭亡;璩伯玉用他的仁德安宁了卫国,天下不能危害卫国。《易》上说:“扩大房子,草席盖顶,窥视门缝,寂无一人”,寂无一人,不是说没有百姓大众,而是说没有圣人来领导。
人民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不修治礼义,廉耻就不能建立。人民不懂得礼义,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就正道。不推崇美好废除丑恶,人民就不向往礼义。没有法律不能治理国家,但人民不懂礼义,法律也实行不了。法律能杀掉不孝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孔子、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可以惩治盗窃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的弟子有七十个,培养学生三千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外讲友爱,言辞有文采,行为作表率,这都是教育养成的。墨子门徒有一百八十人,都能够赴汤踏刀,死不回头,这是教化所达到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以此来求得荣耀。圣明的君王在上位,明辨好坏让百姓看清,衡量诽誉来引导百姓,亲近贤才举用他们,轻视奸邪小人斥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尊贵显赫的名声,百姓又有谁不听从呢?
古代法律一旦制定就无人触犯,刑罚设置也不动用,不是本该用刑而不用刑,而是因为百官向善,百业成功,礼义建立起来并且任用了贤德的人才所致。所以举用天下的高才担任三公,举用一国的高才担任九卿,举用一县的高才作二十七大夫,举用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叫做“英”,智慧超过千人的叫做“俊”,智慧超过百人的叫做“豪”,智慧超过十人的叫做“杰”。明于天道,洞察地理,精通人情,胸怀博大能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不同的思想,智慧足以对付权变,这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施行教化,行为隐含着道义,仁慈足以得到众人拥戴,英明足以照亮下位的人,这是人中的“俊”。行为可以作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胜任分配财物,诚信可以让人遵守盟约,办事值得别人仿效,说话可以引导人家,这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不荒废,讲仁义但不结党,碰上危难不苟且躲避,看到好处不随便获得,这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按他们才能的大小安排位置,各得所宜,从本到末,以重制轻,上面倡导,下面应和,上面行动,下面跟随,四海以内,心同一处,背弃贪婪鄙陋向往义理,这对于教化人民,如同风吹草木,没有不随之而倒的。现在让愚人去教育聪明人,让不贤的人凌驾在贤人之上,即使严刑酷罚,人民也不听从,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不贤的君主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 因而称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因而称霸,这是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夫差信用太宰 而亡国,秦王朝任用李斯、赵高而亡国,这是举用和自己相同的人。所以观察他们举用的人,就可见治理和动乱之迹;考察他们亲近的人,是贤还是不肖就可以论定了。
圣人屈服是为了求伸,弯曲是为了求直。所以虽然行走出没在偏僻的路上,为的是振兴大道,完成功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老林不能走直路,拯救落水的人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能治理,于是充当调和五味的厨师,背上鼎俎而行,五次见夏桀,五次见商汤,为了把浑浊的世道变得清平,把危险的局势变得安宁。周公为周王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勾结公子禄父想发动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以安定天下,这是出于不得已。管仲忧虑周王室衰落,诸侯互相相伐,夷狄侵犯中原,人民不能安宁,所以蒙受被囚禁的耻辱而不死,这是因为忧虑夷狄的祸患,想平息夷狄的暴乱。孔子想实行王道,东西南北周游列国,游说了七十位君王但没有一个采纳他的主张,所以通过卫夫人南子和弥子瑕的关系,想沟通实行其主张的门道。这都是些想要平定危局,铲除污秽,从黑暗走向光明,行为灵活变化而善道则始终如一的人。观察跑步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走路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情形。虞舜虽然流放了弟弟,周公虽然杀掉了兄长,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仁人;晋文公仲植大米,曾子给羊戴枷,但他们仍然不失为智者。当今之世,丑恶的必定借善为自己辩解,邪恶的必定用正确为自己解脱。他们游说不看国家,求官不看官职,行为不回避污浊,还说这是伊尹之道。争夺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相残,还说这是周公之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不肯死去,还说这是管子之志。行贿赂,趋炎附势,以私废公,互相勾结,讨好上头,还说这是孔子之术。这使得君子小人混淆不清,不知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注入大海的不算河谷;疾行快走,不向善良的不算君子。所以好的言辞归结到可实行,好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