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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在两篇文章和那本书中，马丁也以极富同情的语气抱怨过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冷嘲热讽，挖苦起主张加氟的人来却毫不留情。马丁否定了科学在一场科学争端中的位置，他的这种做法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虽然还难以作出估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肯定损害了主张加氟措施的人的形象。还要提到最后一个问题：马丁把他所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只局限在如像美国牙科协会这一类组织机构的内部。他宣称，在那些地方，因为有关机构已经为在饮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作出了担保，所以赞成加氟的力量赢得了那场斗争。但是，加氟问题毕竟是要放到成千上万个社区里进行讨论的事情，而且常常要举行公民投票，因此，即使在专业协会内取得政治手段控制权的那些派别，在那些公民投票中，却是十次有六次败北。这个结果表明，要么那些派别的权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要么马丁把权力斗争的范围限制得太小了。
1989年，在环境保护署内部传阅着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氟化物有可能使老鼠患上骨瘤。《科学》（Science）和《新闻周刊》（Newsweek）都详细报道了那份备忘录的内容，而且还重新提到牙膏等其他氟化物来源都有可能使饮水中氟化物超量的那种反对意见。针对公开的报道，环境保护署交给国家科学院所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一份委托书，介绍了老鼠患骨瘤以及其他一些对氟化物毒性的怀疑。研究委员会立即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对氟化物可能有的毒性进行研究。研究的副作用涉及氟斑、对肠胃的影响、致癌作用、遗传毒性，等等。
研究委员会后来提交的报告说，关于导致老鼠患上癌症的数据，还不能证明什么，而且不能重复，即使在高剂量下也是如此。至于氟斑，报告的结论是，当含量非常高（80ppm）时，是会出问题；但是在含量为40ppm及其以下时，尚未发现病例。总之，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否定了关于毒性的每一项指控，至少按照当时的知识水平，已提出的怀疑全部可以排除。
然而，对于文化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对付。科学院那些支持加氟政策的人，特别是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和哈维·萨珀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是把科学问题从文化意义中分离出去，然后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响应反氟意见的原因。他们说，或者话中的意思如此，科学已经证实加氟措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有那么多人相信饮水中加氟是件非常坏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恐惧无人性的官僚主义，而正是这种恐惧压倒了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任。
来自国家科学院的这两种说法，一起勾画出美国关于加氟问题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总体分析，它把科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划分开来，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如果说赞成加氟的人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而反对加氟的人是感情用事，那么，在一个崇尚科学，把它视为繁荣和幸福的源泉的文化中，后者怎么反而会常常占据上风呢？
对于这种现象的探讨，最好是摒弃上述科学对感情的那种模型，干脆承认文化意义涵盖了科学问题。科学家的资格、组织机构的担保、流行病学的研究，以及对他们所得结果的解释，全都要服从文化过程，因而不可能有纯科学的客观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探讨加氟争端就是去了解把这种经验总括在内的那些文化意义，并查清是哪些文化过程使得科学必须屈从于那些力量。加氟争端中的文化意义
现实中人们对个人人格的关注，是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情感。不过，在美国，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由于强大的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情感遭受到了少有的蔑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需要强迫千百万美国人必须服从一种标准化的非人性的军事文化，甚至通过基本训练有意识地摧毁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暂时的！）。战后，IBM和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而且要求他们有大多数美国人都难以做到的绝对服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还以个人身份同时担任了防卫秘书。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两部戏剧，《考验》（The Crucible）和《人民公敌》（An Enemyof the People），把绝对服从描写成必然导致暴民心理，喊出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并盼望出现反对它的英雄。斯隆·威尔逊（Sloane Wilson）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服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Flannel Suit），讲述了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被一家大公司吞食的故事。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的社会学教程《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更提出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理论，用来支持那些作品的主题。小W·H·怀特（W。H。White Jr。）所写的《驯顺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描写了公司是如何通过雇佣、督促机制和对个性滥施测试等手段来强迫其成员循规蹈矩的。通常人们会以为公司获得成功，靠的是奖励创造性、领导有力和智力开发，但是怀特说，它们只不过是让雇员通过标准化测试，鼓励他们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人罢了。如何解决既保持个性，又要满足公司要求你成为机械人的要求这个难题，怀特为他的读者出主意，加写了一个附录，标题是：〃如何在个性测试中蒙混过关〃。每一项测试都依据了一套关于个性的统计标准，如果雇员能够猜出某项测试背后的那套标准，那么他或她便可以假装像是符合那套标准而通过测试。
在一种消费者文化中，物质越是丰富，人们就越是担心自己会丧失个性。美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繁荣和更加舒适的国家，但是，它的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的成批生产。如果一个人用物质的占有（房屋、汽车、电器、家具）来衡量幸福，那么，一个人取得的成功越大，他所占有的其他许多人拥有的那些东西也就越多。莱维敦就是因为在纽约郊区成批建设住宅才在短时间里形成一个城市的，那正说明了这样一点：繁荣是靠均质化才成为可能。
在华特·迪斯尼节目（The Walt Disney Show）中上演的系列剧〃戴维·克罗克特〃（Davey Crockett）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以其姓名为剧名的主人公是一个粗犷个性的戏剧符号。没有任何强迫，那个戴着熊皮帽的家伙就会低头哈腰地尽量让顾客满意，或者说屈从于统计标准。然而，当小孩子们效仿戴维，想成为也有粗犷个性的人时，他们也戴着成批生产的熊皮帽，结果，那些想有粗犷个性的小孩，全都看起来一个样。当我们在考虑个人主义对抗非人性力量所产生的那些文化问题是如何严重时，我们也注意到曾经来自苏联的冷战威胁。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至少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假定苏联征服了我们，不管用暴力还是用阴谋，那么，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全都变得一样的死气沉沉，犹如一个模子铸出的僵尸。采用高明的心理学手法真的能够偷走一个人的情感、德行和个性。我们来看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Herbert Philbrick）的例子，他是《我过着三种生活》（I Led Three Lives）一书的作者。他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但他真的是一名共产党间谍。当你接受了他是共产党间谍时，你又听说他真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情报员。他作为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十分成功，但他的确是一个正常人。从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的故事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呢？苏联间谍正在盯着我们，穿着同我们一样，行动同我们一样。你无法确信你熟悉的某个人不是一名苏联间谍，你甚至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受到苏联的操纵。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临床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让我们感到，人格是极其脆弱的。战斗疲劳症、催眠状态、健忘症、人格分裂、多重人格错位，等等，所有这些身体毛病都越来越多地需要求助医学诊治，于是，一个人的个人问题，或者家庭隐私，便通过《除夕三面孔》（TheThree Face of Eve）一类影片成为公开普遍的谈话资料。
同样，公众对弗洛依德学说的兴趣产生出不少过于简单的还原主义格言。生活就是一系列身份危机。更进一层，什么事情都是性。我们每个人暗中都在受到相互冲突的诸种力量的折磨。精神力学的前面是一个危险地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那里受到一些超人力量的冲击。那些力量是潜意识的，因此，一个人有可能正处在可怕的身份危机之中而不自知。惟一的希望，是去找一位专治这种毛病的专家，即一位陌生人，与他进行交谈。在那样的环境下，有充分自信，能够保持愉快心情而且可以很好地适应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按照通常见到的典型的心理病例，那也是处于一种让人痛心的迷惘状态。
那个年代出品的电影，可以证实上述看法。在30年代的电影中，保罗·詹森（Paul Jensen）指出，善恶分明，好人坏人一看便知，解决冲突的办法简单，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然而，战后的那些电影，却大量充斥着悲观厌世的情绪、罪恶、绝望、操纵，以及害怕〃被某种外来的渗透力量剥夺走个性、个人特点和独立的恐惧〃。〃当自我犯罪、假定犯罪、不确定犯罪、协同犯罪和基于情况证据的误导犯罪等等所有罪恶全都在银幕上展现出来时〃，的确，我们的自信，甚至我们的自我认识，全都破灭了。精神病医生看出我们的这些精神缺陷，但却无法帮助我们，因为在那些电影中，精神病医生常常就是一些怪人。权力当局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伤害，可是，电影中的官僚却常常为虎作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没完没了的人格危机总是同一个人与无人性的大官僚不愉快的接触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所以引起前者，是因为官僚们总是在搞阴谋，有意摧毁我们的个性。唐·西格尔（Don Siegel）在1956年推出的一部名为《偷盗身体者的入侵》（TheInvasion of theBody Snatchers）的影片，恰当地反映了公众的那种不安情绪。他在影片中设置了一系列严重威胁，让人们不知所措。一个人无法相信朋友和邻居，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因为周围的人都不是你以为那样的人。一个人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因为人格是如此脆弱，他或她也许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结果，这种软弱受到一个罪恶阴谋的操纵。阴谋经过伪装，以值得信任的某种权威的面目出现，但是却背叛了人们的信任。阴谋的实施者，是一些不露面的、无人性的、不知姓名的人，然而，他们却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灵魂。于是，躲避这种可怕危险的惟一办法便只有提高警惕，也就是说，成天疑神疑鬼。
按照影片中描写的情节，西格尔影片的片名似乎不十分确切。那个阴谋偷走一个人的身体，但会慷慨地还那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躯壳。说得更确切些，策划阴谋的人偷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个性，而还给他们的是一个空壳什么也没有。
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措施，正是在这样一个最不适宜的时刻推了出来。回顾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便不难明白，那时为什么有那样多的美国人会把加氟措施视作勾走我们灵魂的一系列罪恶企图中的又一个新花招。反对加氟政策的人常常会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集团中有不露面的科学家、非人性的科学机构、美国铝业公司、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无怪乎，反对加氟的人常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一种无权的失落感，总要寻找机会攻击他们认为拥有权势的人〃。约翰·基尔希特（John Kirscht）进一步认为，在一系列问题面前，反对加氟的人通常都十分悲观，甚至感到绝望。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对这种看法也表示有保留的赞同，他说，反对加氟的情绪同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感到无能为力有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添加氟化物才会被视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一种〃抹煞个性使之成为均质一团〃的企图，一个〃不许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无耻典型〃。于是，反对加氟政策，便自然成为〃一种精神反抗行为〃。加氟争端后来发生了不少变化，然而，上面说到的那种情绪却一直延续至今。1990年2月，具有保守倾向的专栏作者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Kilpatrick）提醒他的读者，〃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比医学问题更深）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个人自由的问题。不管把加氟政策当作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说了些什么，那种做法都是对隐私权的一种公然侵犯，具体说来，即侵犯了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要服用那种药品的权利。〃他以极富感情色彩的笔触写道：〃倘若必须在失去一颗臼齿和失去一种自由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宁愿失去臼齿。〃这种个人自由意识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对第二个问题亦即安全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猜忌。如果一个人持有某个无人性的大官僚集团正在企图摧毁我们的个性的看法，那么，氟化物假定具有的毒性就不仅仅是偶尔会有的副作用而已。事实上，那是一种凶残的武器，一种明知是毒药并有意用它来毒害人的毒药。阿诺德·格林考察反对加氟的人的想法，清理出他们的如下一条思路：（1）有毒药就有投毒人，也就是说，存在着具有某种罪恶企图的罪魁祸首（指官僚们企图消灭我们的个性）；（2）坏人总要采取欺骗和伪装的手法以达到他或她的罪恶目的；（3）下毒的结果是把受害者置于投毒者的控制之下；（4）受害者无法查明毒药的来源（因为投毒者躲在不露面的无人性的官僚的后面）。对氟化物是毒药的指控，一旦同个人自由与无人性的官僚对抗的问题联系起来，马上就变得像是那么回事了。按照格林的解释，〃对这种毒药象征说法十分敏感而且容易产生同感的那些人觉得，在生活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权和人格完整性正在受到严重侵犯。当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时，他们有一种隐约存在着某种阴谋的意识。〃
存在着这样的敏感心理，那还意味着，氟化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成了一个道义问题，而且分歧十分大，简直是南辕北辙。要么，反对加氟化物的人神经过敏，因为他们无法应付20世纪生活的复杂多变；要么，赞成加氟化物的人就是某种邪恶势力的代理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科学的文化动力学
科学会受到什么影响？对失去一个人个性的担心既然如此强烈，那么，那样一种恐惧会使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科学知识不管不顾吗？那种恐惧甚至能够压过主张添加氟化物的那些科学权威吗？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惧和科学知识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反对加氟化物的思潮通过两个文化过程磨掉了支持加氟化物科学的棱角，使之变得中庸起来。这两个过程，我分别称之为〃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
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掀起公民投票运动期间，反对加氟一方最重要的领导人是一位科学地位不容置疑的专业化学家。反对加氟的人不假思索地便相信了他的科学权威，然而，他们〃几乎全都不肯承认……科学机构是关于添加氟化物问题的最好的权威……从总体上看，投票反对加氟的人似乎更多地是接受了反对加氟的少数离经叛道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影响，而不大重视参加在某些组织中主张加氟的医学界和科学界群体的意见。〃同样，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53年举行的公民投票活动中，最有影响的反对人士当中就有一位当地的内科医生，他不时向该市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发难，经常在群众集会上与那位官员进行辩论。
在全国一级，有约翰·利尔（John Lear）以〃科学编辑〃头衔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份杂志品味不低，你很难怀疑它是右翼歇斯底里的讲坛。不过，利尔对加氟政策的猛烈抨击，在仅发表两篇文章以后就收场了，仿佛他的两篇便抵得过主张加氟的那许许多多的文章。1961年，《科学》杂志发表了罗伯特·罗达尔（Robert Rodale）寄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认为，在添加氟化物问题上，科学权威已大致对等地分裂成两派：不错，站在主张加氟一方的有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但是，这并非说明站在反对加氟一方的就没有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后者已经拿出了可以证明加氟措施具有潜在危害的证据。因此，在关于加氟问题的公民投票中，投票人不过是在两个持相反观点的科学流派之间作出选择而已。
在此期间，那些提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人，尤其是牙科医生，在出面为加氟措施公开进行担保方面，却又常常表现得劲头不足，这大概是他们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的缘故。由于正面宣传的力度不够，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科学专家们真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即出现了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因此，马丁等人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虽然持异议的科学家人数不多，他们却乐意出来公开讲话，……因而他们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要比他们处在隔离状态下所能起的作用大得多。〃这种现象，即很少一部分科学权威竟会比大多数科学权威具有大得多的号召力，在公民投票的活动中是特别能起作用的。由于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是要改变久存的现状，只要有一二位科学家说这种改变是不明智的，那就足以促使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投票人投票反对这种改变。此外，尽管流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全都从专业角度对加氟的好处确信不疑，一直在支持加氟政策，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中哪怕只有一丁点不确定性，便能抵销前者的影响，起到制衡作用。主张加氟的人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的提案，就氟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复进行说明；因为，那些吹毛求疵的反对者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