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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科学的绝对权威可以通过使用科学的流行符号而被人借用于担保或者加强各种思想体系、商品和政策，而不论后者是否建立于科学之上。
5。为了搞清科学的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实质割裂开来，然后再贴加在其他意义上，说明性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根据的是基尔兹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论述，鲍德里拉德关于真实和模拟的分析，以及罗森伯格就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潮所作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的研究方法是否行得通。在紧接着的五章中，我介绍了美国人生活中的五个科学插曲，它们每一个都涉及到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一个不同的问题。总合起来，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些符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它们几乎能够附着在任何一种意义上。
我要先在这里作一个申明。在这些案例中，我好像是在对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争端进行判决，或者说，我是在把伪科学放在真科学面前加以揭露而竭力诅咒它。其实，那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当我揭示出某些科学符号已经贴附在各种文化意义之上时，这其实便意味着它们本应该贴附在科学之上。科学符号回归重新指代科学，这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些插曲中，对意义和符号作出解释要比空谈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争端重要的多。例如，第五章就不是对加氟问题的科学内容进行教科书式的说明。那一章其实是在讲一个故事：惧怕人的灵魂会被一些非人性的机构勾了去。当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牵连到那种恐惧时，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关于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神话。请记住，这个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值得对它作出解释，而不是空谈理论。在第三部分的其他四章中，我也是这样做的。每一章都是在问同样两个问题：哪些意义被加进了这种关于科学的思潮中？科学符号是怎样被贴附在那些意义之上的？
第三部分 科学插曲
第五章 勾魂术
如果说科学有屈从于文化意义的时候，那么，关于加氟化物的争论就是这一类现象的老祖宗。那场加氟之争，其实是对科学和价值的理解和误解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主张在公共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那些公共卫生官员们在政治上的幼稚而引发的。那些官员非常简单地告诉公众：加氟化物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流行病学、牙科学和生物化学这样说。他们以为，只需要那么简单地说一下，然后实行就是了。然而这种做法，至少是对市民的不尊重，因为他们对于加氟的科学依据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知。最糟糕的是，那种做法直接引起了一场恐慌，因为那意味着，那些不露面的官僚竟强要我们吃下那不知是什么的化学药物。结果是一片反对之声。反对者断言，说加氟是一些不知名的官僚搞的一个阴谋，要偷去你们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任何反对行动，包括反对那项计划的科学前提，便是一种高尚的英雄行为。至少在那场加氟争论的头15年，即从1950年到1966年，反对意见占据上风。关于这个问题的952次公民投票中，反对派获胜占59。4％。为了说明科学和意义搀和在一起的这场争执，我要简短介绍一下加氟风波的历史。然后，我再指出，在5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中，是文化上的什么东西鼓动起了那种反对加氟的情绪。接着，我要分析，科学的某些符号是怎样用来为反对派的争辩服务的，哪怕赞成加氟的人相信科学只站在他们一边也无济于事。加氟问题简史
在1901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位牙科医生弗雷德里克·麦凯（Frederick McKay）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的牙齿上长有色斑，影响美观。好牙齿本应全都是又白又亮。后来发现，牙齿长色斑与地区有关。比如俗称的〃得克萨斯齿〃和〃科罗拉多黑齿〃，指的就是牙齿已经明显变色的较为严重的情况。到1916年，麦凯终于找到色斑的原因是氟化物，它们天然存在于某些地区的饮水中。饮水中氟化物含量越高，色斑就越严重。因此，严重的色班就叫做氟斑。麦凯和其他人还注意到，有不太严重色斑的人反而多半有一口好牙齿，也就是说牙齿孔洞较少，而且比较坚硬。1931年，流行病学家则证实，这种情况也是由天然存在的氟化物引起的。关键的研究成果，是在伊科诺伊州迈隆克（Minonk）地区通过普查获得的，该地区饮水中天然氟化物的含量达到百万分之25（ppm）。在迈隆克长大的儿童，他们患龋齿的情况要比原来住在别处待牙齿完全长成后才搬到那里去的儿童，轻微得多。美国公共卫生署（USPHS）后来对五个州的13岁儿童进行普遍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较多的氟化物可以防止龋齿。这个结论在其他12个国家得到证实。
那么，倘若在人群的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达到10ppm，那也许就会明显改善儿童牙齿的健康状况而又不至产生色斑或其他副作用。（产生轻微色斑的含量大约是25ppm。）194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开始在四个地区进行对照研究，来检验这个假说。研究分别在纽约、密歇根、伊利诺伊和安大略进行。试验人群中每人都摄入添加的氟化物，而作为对比的另一个对照人群，无论是天然的还是添加的，则完全不摄入。这样的研究原定持续10年。但是，当美国公共生卫署发现在5年中试验人群中儿童患龋齿的数量已减少50％以上时，它得出结论，人工添加氟化物是非常成功的。1950年，公共卫生署便建议在缺乏天然氟化物的地区，人们应该在他们的公共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使之含量达到10ppm。认可这项政策并为之担保的组织有美国牙科协会、美国医学会、美国公共卫生牙医协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通过服用药片和吃进食物添加剂也能摄入氟化物，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可靠，因为是否按时按量，是否方便以及价格和其他一些人为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效果。然而，把氟化物添加在人们的饮用水中，既简便，花费又最少，而且不管个人的习惯如何，人人都能随着饮水而摄入。成千上万的社区采纳了公共卫生署的建议，在他们的饮水中添加了氟化物，但是在许多场合，总有人激烈反对这项措施。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通常是根据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通知，附上其他权威部门的意见，径直向镇议会或者市议会建议添加氟化物。在作决定时，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听取公众的意见。于是，差不多政策刚一实施，也就是说，当公共饮水中开始加氟化物时，就会出现一场由愤怒的人群发起的反氟化物运动。反对氟化物的人最常用的战略，是要求就此事举行公民投票。在1950到1966年期间，一共进行过952次公民投票，其中有566次是反对意见获胜。
公民投票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对公众的情绪作出量化分析，也就是说，可以把投票结果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于这样一项涉及个人利害的政策，赞成加氟化物的投票人，大多是有不满12岁孩子的年轻父母，他们是氟化物的最大受益者；投反对票的，大多是老年人，要么没有孩子，要么孩子已经长大，他们受益最小。按照社会经济学的说法，赞成的人比起反对的人来，通常所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也较多。前者往往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后者多半是工人和职位较低的人。最后，赞成者抱有一种信念，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政治事务；而反对氟化物的投票者，则多半自感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这最后一点最为重要，至于理由，我们在后面谈到加氟化物公民投票的文化氛围时再来说明。公民投票的结果使研究这场氟化物风波的社会科学家大感恼火。例如，伯纳德·莫斯勒（Bernard Mausner）和朱迪思·莫斯勒（Judith Mausner）给那些反对加氟化物的观点戴上一项帽子，称那是〃反科学的态度〃。根据当面交谈听取意见、统计数据和其他一些信息，有一组研究人员把公民投票的那种结果用一个包含有三个问题的模型来加以说明。它们是：（1）有效性（加氟化物真的像鼓吹者说的那样管用吗？）；（2）安全性（有没有副作用？危险吗？）；（3）个人权利（加氟化物难道不是政府在侵犯个人的私生活吗？）。
第一个问题最好解决。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流行病学研究早已让人确信无疑，反对加氟化物的人是难以从正面加以挑剔的。事实上，反对者已经默认氟化物是有效果的，他们只是说，牙齿健康并没有重要到需要采取如此广泛的措施，龋齿又不是什么传染病，更不会死人。第二个问题稍微复杂些。反对者说氟化物有毒，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如头痛、疲乏、头晕和关节痛。他们强调有关的报道，还有加氟水养的金鱼死亡，等等。此外，反对者还提醒公众，氟化钠就是一种灭鼠毒药，而且氟是神经毒气的一种成分。赞成加氟的人则解释说，加入饮水中的两种氟化物（氟化钙和氟化钠铝）是与那两种毒物根本不同的。赞成加氟的人承认，几乎任何一种物质，如果摄入过量，都是有害的。但是，像氟化物这样的物质，当剂量很小时，则是绝对安全的。赞成加氟的人用比喻来说明含量为10ppm的氟化物毒性是如何小：只有一次喝进50澡盆的加氟水，摄入的氟化物数量才有可能导致中毒。由此可见，达到这样的中毒剂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喝进那样多的水，不待氟化物造成危害，早就把胃和肾毁掉了。更何况，海产食品中就含有50至150ppm的氟化物，茶叶中的含量是750至1000ppm。事实上，这种物质〃遍存于〃人们食用的一切食物中，不论是植物食品还是动物食品。尽管如此，公共卫生的那些权威也无法作出百分之一百的保证，说是没有一个人会有不良反应。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才真正不好对付。公共卫生的官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儿童的牙齿健康，何况饮水加氟效果好，又安全，而且花费小。另一方的强烈反应则是：向一个人的饮用水中加氟化物，等于是无人性的官僚在侵犯我们个人生活中最隐私的部分我们的身体。他们〃不加区分地把化学药品强灌进我们的喉咙，而不管你需不需要找牙科医生〃。
关于这个问题，阿诺德·格林（Arnold Green）在他的论文《反加氟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有最详尽的分析。在该文中，他认为，这种思想体系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异化、社会恐惧和杂七杂八的忧虑。〃这场反氟化物争论，〃他写道，其实是〃一个替代问题〃，它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其他问题。例如：现代世界要〃抹煞人的个性，把它们融合成毫无个性可言的均质一团〃。
许许多多反映了现实情况的报告都认可了这个三问题模型。从总体上说，这些报告或多或少其实都承认了添加氟化物是有效果的（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是安全的（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难办的，是要解释为什么还有那样多的人不接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为科学证明了的事情。这些报告对此所作的解释，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如果一个公民担心会失去人性，那么他或她就不可能冷静地思考头两个问题的科学根据。看来，现实存在着的担心被无人性的力量夺走自己个性的这种麻烦，并不能合乎情理地与纯科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三问题模型把第三个问题当成一个文化意义的问题提出来，它粗暴而又荒谬地闯进了关于加氟问题的科学讨论之中。正如两位莫斯勒所指出的，投票人很容易赞同加氟政策剥夺了我们自由的那种争辩理由，因为它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结果，在50年代，反对加氟的意见一直不间断地被登载在各日报头条的位置。反对加氟的情绪甚至在一个叫做全国卫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内部也蔓延开来。这个机构和其他一些类似的部门后来还出面指责，说是氟化物会导致癌症、唐氏综合症、心血管疾病，甚至艾滋病。作为回应，消费者联合会在1978年发表了一份进行反驳和揭露的包括两部分的文件，对全国卫生联合会进行抨击。文件揭露后者与诸如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一类极端右翼分子相勾结，指控它采用〃六种手法误导公众〃，系统地歪曲了科学证据。
然而，消费者联合会的这种批判并未使反对氟化物的意见销声匿迹。1988年，又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组成一个三重唱，再次顽强地向加氟政策提出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贝蒂·希尔曼（Bette Hileman）的评论文章《化学和工程的最新消息》（Chemical and EngineeringNews），文内集中了大量对氟化物有可能产生有害后果的恐惧、估计和警告。例如，既补充了大量新数据重新提起氟化物导致牙齿氟斑，也说到了癌症的危险，所以那篇文章读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当希尔曼指责主张加氟化物的人一贯压制证明氟化物有毒的消息报道时，似乎情况真的十分不妙。读到最后，读者可能马上会同意希尔曼的呼吁，即对氟化物可能是致癌物等一类问题应该再进行研究。希尔曼的文章充满急切和愤怒的感情，但是关于加氟化物问题，却漏掉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希尔曼怀疑加氟措施，大肆抨击，而且还提出许许多多真是不大容易想得出来的假说。但是，她并没有指责加氟肯定有害，甚至没有说它可能有害。她的文章只是反反复复说一直存在着异议，那些异议并未成为定论，应该再做一些研究工作与那些异议沟通。这样，她虽然提出来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但并未解决。该作者在一个现实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而在抨击支持加氟政策的对手时，却显得那样没有把握，犹疑不定，底气不足。1988年三篇文章中的第二篇，提出来一个具体问题，即一个关于氟化物的所谓〃临界总量〃的假说性概念。文章认为，除加氟的饮水外，还有来自别处的氟化物，因而氟化物的总量便有可能达到致毒的水平。文章的作者杰弗里·史密斯（Geoffrey Smith）坦然同意饮水中的氟化物对于减少龋齿非常有效，但是他说工业废水和杀虫剂便会带入饮水大量的的氟化物，此外还有牙膏、洗口药和食物添加剂，这一切加在一起，很可能会大大增加摄入氟化物的剂量，从而超过产生毒性的限量。他举例说，生活在饮水未加氟地区的人，有时也会显示出氟化物的效应（龋齿减少），这多半就是因为存在着其他许多氟化物来源的缘故。因此，史密斯问道：〃如果住在未加氟地区的人都吸收了'足够的'氟化物，那么住在饮水加氟地区的人，难道不是会吸收过量吗？〃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篇文章选择了一种调和的立场，因为它接受了主张加氟的人的重要前提：氟化物是有效果的。史密斯抨击加氟的主张也不是通过指责那已经达到了致毒限量，而只是一再强调那也许已经造成危害，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危害。氟化物曾经是好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或者有可能好事过头。史密斯反复地说，事情〃还未完全搞清楚〃，〃没有把握确知〃，因此〃尚待解决〃；证据还〃相互矛盾，没有最后定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还会有新的证据〃。他的总策略与希尔曼是一样的。他不必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正确，只是鼓动起一种怀疑情绪，用这种办法来干扰饮水加氟化物措施的实行。布赖恩·马丁（BrianMartin）是1988年第三篇文章的作者，他认为加氟化物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权力和控制权的斗争。马丁采取的策略与以往那些主张和反对加氟的争辩全不相同，他撇开科学证据不谈，而认为加氟化物问题是一场为控制某些手段（专业协会，科学期刊）以及那些手段所带来的权力为目的而发生的丑恶争斗。按照他的这种观点，流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生物化学家出面为加氟政策作证，同添加氟化物在科学上的价值实际上毫不相干。相反，〃抬出科学家的看法……（应看作）是在一场社会斗争中采取的计谋，以掩盖斗争的实质。〃科学判决同样也不是因为有专业协会为加氟措施进行了担保才作出的：〃那是因为对同牙科和医学专业有关的政治手段进行了控制，因此，在这场加氟争端中便出现了极大的倾斜。〃
马丁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开辟了一个煽起反氟情绪的全新的智斗战场。他采取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新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即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按照马丁的观点，科学思维被定义为通过社会谈判产生的一种承担了价值的创造活动。这个定义自然包含了两个假定：首先，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被过于看重了；其次，科学更多的是一种争权夺利的社会冲突，而不是一种无私的对自然真理的探索。马丁在他于1989年发表的另一篇社会学论文中，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1991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加氟化物问题的书，在那本书中，他把这同样的观点表述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书中断言：〃权力渗透到科学实践的一切方面，甚至渗入科学家决定什么是正确科学知识的日常活动，〃因此，〃要在加氟争端中区分开科学问题和权力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乍看起来，马丁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同义反复的矛盾：一方控制争端的理由是因为那是一场关于控制的争端。读者或许以为，这个矛盾会同等地诘难争论的双方，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虽然偶尔也批评一下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指出，像他那样持相对主义态度的人也会要更多地指责主张加氟的人。毕竟，主张添加氟化物的人相信，他们的强硬之处在于有加氟有效和安全的经验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社会学角度对来于经验的科学知识提出怀疑便无异于釜底抽薪，更换了话题：在一场为争得权力和控制权的政治斗争中，争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
所以，马丁在他1988年和1989年的两篇文章以及在他1991年的书中都指责说，为加氟化物政策出面担保的那些人没有认真查一下那究竟是科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马丁暗示，他们以机构名义出具的担保其实是很可怀疑的。在两篇文章和那本书中，马丁也以极富同情的语气抱怨过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冷嘲热讽，挖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