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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进化论思想要为道德混乱承担重大责任。在我们把这些现实思潮考虑进来时，权力理论即使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也非常不够。当那场反对加氟化物的运动在公民投票中赢得60％的选票时，那的确是权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那场运动并未去巩固所获得的权力或者去享用它，而是在又出现了其他的美国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时，便烟消云散了。这表明，我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会被我们称之为〃现实存在〃的东西所转移。我所讨论的另外两个插曲，更与权力没有多少关系。有人可以说犹他大学的那几个人在觊觎有利可图的专利权，也可以说电影制片厂制作科学狂人影片是为了赚钱，这都不错。但是，这种说法还是无法解释有那么多人相信冷聚变和出现科学狂人故事的文化背景究竟是什么。其实，两件事情的文化背景都是来自同权力没有多少关系的、早已有之的文化意义。因此，我同意关于科学的解释学有时要涉及到权力，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注意到这种交叉。但是，在把权力理论的位置摆放适当以后，我仍然坚持，在其他几个插曲中，关于科学的解释说不必考虑权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这些问题不应该等同于权力问题。此外，在处理解释学对称性问题上，我也要补充几句。在我用作实例来说明我的理论而举出的几个插曲中，按理说，我应当对争论双方各自如何利用符号表达他们的意义，进行不偏不倚的描述。例如，对于主张加氟一方应该介绍得如同反对加氟一方一样的详细；对于捍卫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正统范例〃的一方，对照反对方，应该给予再多一些笔墨；关于进化论正面思想的解释学论述应当同关于糟蹋进化论做法的解释学论述，篇幅大体相当。不过，我的似乎厚此薄彼的处理方式也是事出有因：有太多的科学家坚信科学就其方法和结论而言是客观的，他们总是用一种客观性的语言去介绍他们的知识。他们不论写文章还是说话，总是克制着避免流露出道德的、现实存在的和主观的意义。〃科学的符号策略，〃正如克利福德·基尔兹所说，〃总是拘谨的，不大使用，而且零零星星；避免使用在表达道德情感时十分有效的修辞手段，为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智力明晰性。〃这种现象可称为〃基尔兹观察〃：科学研究精神的内在价值遮蔽了支持它的外在文化喝彩。（瞧，我的描述模型不是很容易扩充吗？）
有了〃基尔兹观察〃，对于解释学来说，争论双方就不是同等地值得加以关注了。那些善于创造性地使用符号和意义的人，不论他们是不是科学家，比起那些竭力要维护科学研究精神的智力纯洁性的人来，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在添加氟化物争端中出现的怪事：在总共大约一千次公民投票中，当那些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一说那是一场维护个人尊严与勾走灵魂的斗争时，投票人全都为之动容；而行政当局自以为流行病学、生物化学和牙科的集体智慧是无需多说的事实，反而很难说服投票人。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也属于这种情况：一方说那是一种会带来灭顶之灾的大瘟疫；另一方只是说那是一个病毒的分子生物学问题。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同样如此。一方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你是要进化论所代表的一片混乱还是要创世说代表的道德秩序？另一方谈的只是一种自然史观，零零星星地提到什么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雀鸟，英国的斑蛾，以及连名字都拗口的化石残片。如果暂时收起我们在添加氟化物、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进化论三件事情上的个人偏爱，我们该认为在这三场争论中哪一方说出的东西更有趣呢？就道德的紧迫性和解释学的创造力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纯净得犹如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接着，我还要面对最后一个关于科学的人类学问题：其他那些文化如何对待科学？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生性，就是喜欢问：〃在其他文化中是怎样的情形？〃如果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许许多多人都行为类似，信念相同，那么，关于人类的本性，我们便可以进行一种囊括了一切文化的概括，总结出一些描述这种本性的共同规律。然而，当有其他一种文化，在出现一种给定的问题时，其反应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便只好放弃我们的那些适用于所有文化的共同规律，而只考虑有关信息所传达的关于那一种特定文化的内涵。适用于不同文化的共同规律能够告诉我们一般化的知识，但很不深刻；与众不同的具体实例可以让我们的认识达到极深的深度，但又缺乏广度。在人类学的已有知识中，有些具有广度，有些具有深度，但都十分朦胧：广者不能成为说明人类本性的普适性规律；深者又未具体到能用来说明哪怕一种特定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悲哀。
此前，我一直没有提及科学在其他文化中如何的问题，为的是能够集中地探讨我最熟悉的一种文化。不过，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譬如说，美国的欧洲科学研究精神是从欧洲传来的，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探讨一下，那种精神后来在欧洲有什么变化，它与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化怎样相互作用。在一本关于医学和文化关系的书中，林·佩耶（Lynn Payer）提醒他的读者，现代医学被看作一门客观的科学，它超越了欧洲各种文化的固有特性。然而他同时也指出，归根结蒂，医学也要受到一个国家传统的影响。法国的医学，崇尚和反映了法国人民对抽象的理性主义的热爱；德国的医学玄妙无穷，甚至包括了民间普遍使用的顺势疗法和水疗法；英国医学则强调一个人应当禁欲，艰苦的磨炼可以培养意志。不论诊断方法还是治疗方法，包括处方和手术，都在一定程度上因每个国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觉得，文化不同造成科学的差异大概与医学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其他文化中，咒唤科学也有不同的别的方式吗？我无法在这里作出回答，但我可以一连问三个似乎不同的问题，最终能够就一种给定的文化找到最后的解答。第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如何使人们对科学的尊重与人们对科学的了解相适应？不理解的尊重，即把科学视为一种旧约全书式的科学，是咒唤科学（假冒科学）的必要条件。科学在一种文化中的地位越不像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神秘宗教，诱使人们把那种权威劫来为同科学少有关系或者毫不相干的事情担保的蛊惑才越小。第二个问题，有可能闯进科学的是哪些外来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咒唤科学会给什么东西带来好处？如果假定的科学绝对权威更容易为文化意义中的某些意义所借用，那么，这个问题便可以缩小我们要探索的现象范围。不过，我要说，在美国，咒唤科学现象却是无所不在。正如本书描述的五个插曲所表明的，在美国，各种各样的文化意义都可以装出一副让人肃然起敬的科学模样，而几乎不受限制。如果在别的文化中也是如此，那真要感谢上帝。第三个问题，在所考察的一种文化中，最常用的科学符号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从科学转移给非科学意义的？意义需要符号来表达。因此，我们先找出生成符号的那些意义，通常便不难找到代表意义的那些符号。同样，从我们见到的那些符号，也可以反推回去找到它们所代表的那些意义。无论如何，按照说明性人类学所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由意义和符号所构成的系统；一种独特的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意义和符号的组合。当在一种文化中科学的权威被赋予那些科学之外的意义时，那种文化就必定储备有一大堆科学的通俗符号。以上这些就是我在本书中未能讲清楚的问题。我虽然补充提到它们，但也未曾打算作详尽讨论。我非常希望读者再分析一些别的实例，或者再通过讨论其他的文化来检验我的这些思想。无论所得结论是扩充了我的观点，修正了我的观点，抑或否定了我的观点，我都会非常高兴。我们究竟该把科学看成是什么？其实，我对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价值了解得并不多。我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我对大多数科学争论中双方争辩的科学内容无法作出真正的判断。我三十年前在高中学习生物学课程，只能勉强通过；两年后再学习计算机科学，则干脆没有及格。我不具有对争论双方提出的科学辩由进行评判的智慧，更没有那样的资格。我所能做的一点工作，只是去探讨科学的解释学，探讨我们如何在民主主义科学乱糟糟的王国里把科学权威借用来巩固我们各自的意义和价值。
我的结论是：科学在文化上是不设防的。人类的这一活动领域不在乎它的意义和价值被人掏去，任由那些害群之马劫掠去为其他意义和价值服务。这当然不是说科学没有它的固有价值、道义或者精神。至少，科学崇尚理性主义、世俗主义、自然主义和为科学而科学，它还有从这四大价值派生出来的许多其他附属价值。但是，科学家又的确迂腐憨傻，任何人都可以偷走他们工作的那些无形好处，例如，从他们那里偷走科学的机构权威。
倘若一位百万富翁聚敛了一大笔现钞，而他的住宅却无人看守，而且敞开着大门，我们能够不说他愚蠢吗？同样，科学家由于坚信自己的美好价值和遵守一套严密的方法积累起巨大的声誉，却偏偏要不加区别地请别人来拿走那种声誉，我们难道不也可以说是十分愚蠢吗？在憨傻的同时，使用的那种科学语言正如基尔兹观察所描述的，更使得科学家面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解释学盗窃行为视而不见。 那么，我们其余的人又怎样呢？我们难道不是那种偷窃科学的绝对权威的夜盗贼吗？我们诚然没有犯下这样的罪行，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假冒科学的消费者吗？科学正在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任凭制假者利用烟雾和镜子来为我们制造出一个赝品，并从而形成我们心中的价值，为我们行动指明方向，那我们就是在自找麻烦。这情形不是与我们购买计算机芯片走私货、假冒名牌手表或者减价抛售的名牌服装十分相似吗？价格倒是便宜，不过，用不多久就出毛病，马上暴露出它们质量低劣。我希望消费假冒科学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假冒很快便会现出原形。不过，我担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所以担心，是因为假冒或咒唤科学的那许多人是能够让人感到满意的科学代表：科学在太多的时候忽略或者压抑了我们为了解我们自己生活的真谛所需要的那些文化意义，而假冒科学，按其定义，恰恰宣扬了这些意义。
致谢
我要感谢许多人对本书做出过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贡献。首先是我最好的朋友凯思琳·露柯克（KathrynLuchok）。她向我提出过大量有益的建议，与我进行过无数次的交谈。她还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爱，最终成为我的妻子。其次是戴维·赫斯（David Hess），他针对我的初稿提出过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我也要感谢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我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自然便清理了自己的思想，使之变得更加清晰。我要特别提到在杜克（Duke）大学〃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研究班里和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听我讲授人类学课程的那些学生，还有在罗利中心监狱的那些学生狱友。
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在1992年与我相约进行过许多次极富启发的交谈，共同讨论了科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卡洛尔·克拉姆来（Carole Crumley）、加里·道勒（Gary Downey）、雷·伊夫（Ray Eve）、莱斯·哈里森（Les Harrison）、威尔·基姆勒尔（Will Kimler）、汤姆·麦克尔维（Tom Mclver）、罗纳德·朗伯尔斯（Ronald Numbers）、威廉·玻利策（William Pollitzer）、埃里克·庞塞里特（Eric Poncelet）、乔治·韦伯（George Webb）、刚去世不久的乔治·霍尔柯伯（George Holb），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曾给过我很多鼓励，评论我的著作，把我这个原来的无名之辈介绍给学术界。
我所在的马加兰斯（Magallanes）一家，所有的亲人，费尔兰多（Fernando）、罗娜（Ronna）、佩洛马（Paloma）、加伯里拉（Gabriela）和马克西米利亚洛（Maximiliano），全都寄希望于我，激励我不要虚度一生，而要成为有学问的人。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人类学系和杜克大学的〃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教学计划，都给我安排了正式工作，但是在我着手撰写本书的初期，却未让我承担太重的任务。在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出版社工作的那些好朋友，马萨·赫勒尔（Martha Heller）和卡伦·里兹（Karen Reeds）等，为把我的著作变成图书，进行了十分内行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还要提到三位医生，他们分别是我的家庭医生康尼·简金斯（Connie Jenkins）、肿瘤专家肯尼思·冯（Kenneth Foon）和外科专家佩特里克·麦克格拉思（Patrick McGrath）。在我患病期间，全靠他们悉心照料。我只有改掉我的坏脾气，才有可能恢复健康。他们一直非常耐心地对待我。我想，他们真是伟大。
此外，早在1993年和1992年，《美国宗教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和《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先行分别发表过本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公众对科学的认识》（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也在1996年提前发表了第七章，我也要在此一并表示我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