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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因为我关于民主主义科学的那些主要观点，曾受到爱德华·拉森观察到的现象的启发。〃拉森观察〃一点不错。当一个城市决定通过公民直接投票来确定是否要在城市的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时，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当一个行政州，例如加利福尼亚，也采用同样的民主程序来决定该州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拉森观察也被民主文化的其他决策所证实：联邦政府迁就公众怀有的巨大希望，拨款数百万美元为冷聚变研究提供经费；地方学校董事会为了对付臆想的由进化学说造成的道德混乱，决定作为一门科学课程在学校讲授创世说。在所观察到的这四个特点所构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来分析美国文化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一些具体方式。这里我先列出两个特点，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人们通常把科学的抽象的机构权威理解为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声誉。头一个这样的特点，用加里·道勒的话来说，是〃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公开身份的系统暖昧〃。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科学机构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而个别的科学家，当他们在一场争执中代表某些特定观点时，他们在开始的声誉等于零。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十分费力地不仅建立，而且要保护自己的科学声誉。他们常用的办法，是利用那些标准符号（博士头衔、出版物数量、职位，等等），竭力为个人的科学声誉拼凑出一个适当的形象，同时想方设法否认他们的对手也具有这样的声誉。说穿了，这件事还未必有多难。在《无用的形象》（The Imaginary Invalid）中，莫列尔（Molière）写道：〃你只需戴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到处去滔滔不绝地演说，于是，夸夸其谈便成了学识渊博，胡言乱语也成了含义深刻。〃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称〃福克斯（Fox）博士效应〃，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一位演员，他对于某个科学问题其实一无所知，但背熟了有关的一篇文章。他运用自己的演技，面对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滔滔不绝地作了一次演讲。大多数听众反映，他的演讲〃鼓舞人心，很有意思〃。听众中有一个人还说他读过这位福克斯博士写的一篇论文。〃那些研究人员（他们安排了那次表演式的演讲）得出结论，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也未必能够觉察出宣传或者假信息。〃
我们可以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叫做〃道勒观察〃：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建立起她或他与科学机构权威的个人联系。在莫列尔所举的内科医生和假冒的福克斯博士两个例子中，道勒观察到的现象也许使人感到好笑，可是，当公共卫生的官员们在1986年那场〃动议64〃运动中受到林顿·拉罗契一伙的人身攻击，从而使他们的专业权威性受到损害时，问题便不是这么简单了。
同样，例如在保罗·费歇尔（Paul Fisher）、希尔伯特·里德曼（Herbert Needleman）和埃德姆·坎特金（Erdem Cantekin）等例子中，当科学家受到科学误导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时，问题也不仅仅是滑稽可笑而已。费歇尔曾调查分析过香烟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里德曼研究过儿童遭受铅毒的危害，坎特金则试验过阿莫西林（一种常见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儿童的内耳感染）的疗效。在这三个例子中，每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结论都威胁到有关生产行业的利益。因此，这三位科学家都曾受到无端的专业指控。三位科学家的行为和结论，虽然最终都得到了澄清，但是，这其间，费歇尔、里德曼和坎特金却不得不忍受旷日持久的调查，耗费了大量时间，精神上备受折磨。
关于科学家个人和机构权威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观察到的一种现象。我们的媒体，不论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在报道一个产生了争论的科学问题时，通常总好像是不偏不倚，给予争执双方大致相等时间和空间去阐述各自的观点和批评对方。表面看来，我们的媒体似乎毫无私心，绝对公正，然而在我看来，恐怕不过是为了促成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让故事显得更热闹一些。（此外，电视和广播还要留出一定的时段让人们有机会对双方的互相攻击发表意见。）
媒体的这种作风非常容易对科学权威造成系统性歪曲。因为，当一位只代表了极少数人持有的异议或者反对观点的科学家同另一位代表了该领域大多数专家的观点的科学家，在媒体上受到相同的注意时，他们露面的时间大致相同，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科学界真的分裂为大致对等的两派其实并非如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关于添加氟化物的争论中，这种现象非常突出。某个社区的一位反对加氟的牙科医生，正是由于媒体给他提供了与对立方相等的发表意见的时间，他一个人竟能够否决掉几乎所有其他牙科医生取得一致的十分强烈的专业意见。在1986年拥护或反对拉罗契提案的那场风波中，每当加利福尼亚电视的谈话节目简单地让双方的代表在电视上一对一地辩论时，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刚过去的这30年中发生的创世说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论，也证明了这种〃科学权威的假均衡〃现象的存在。创世论者曾一再地宣称科学对于进化的一致看法正在瓦解，他们暗示，科学界已经有很多人现时正在转而信仰创世说。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安东林·斯卡尼亚（Antonin Scalia），在关于路易斯安那州创世说法律的那个案件中，他仍接受了创世论者的那些似乎有理的说法，对判决结果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些（创世论者的）证言，〃他写道，〃一再向（路易斯安那立法机关的）成员们证实，'有数以百计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在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相信创世科学，而且愿意为他们作证。〃
根据一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这样一种做法〃传送出……一方同另一方具有相同信誉的信息……可是，常常是一方代表着科学思想的主流，而另一方只是少数人发出的异议……这就使人容易对双方的状况产生误解，似乎他们都得到了同等的支持〃。这就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
接下来，我要谈就知识和不确定性观察到的三种现象。我们知道，通常，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需要对确定性进行判断，包括事实方面的确定性和道德方面的确定性。此外，我们还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把科学看成具有一种宗教那样的绝对权威。也就是说，他们指望在科学中也能找到某种确定性。在我看来，抱有这样一种期望是想错了。因为，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两者都是合理的，可是，两者存在着差异也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按照许多普通人的想法，科学还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不论在事实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出于这种想法，于是便产生出判断科学知识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道德标准：知识只有以确定性的形式出现，那才是自然的、正确的和正常的。倘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关于某个问题的知识尚带有不确定性的解谜成分，那便会使人不知所措，感到非常不自然。坦然承认不确定性，那是人们所不希望的。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一丁点不确定性便会成为我们难以承受的重负。当科学上的结论在确定性上稍有不足时，人们便会认为它们在科学性上也有不足。更进一步，稍许一点不确定性，便会导致对有关结论的科学有效性产生非常大的怀疑。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不过，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在分析加氟化物争论事件时把他的这种见解用文字表达得特别清楚，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保罗观察〃。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确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们当中无人敢郑重地打保票，以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保证不会有一人对氟化物产生不良反应。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于是便招来好大一股反对添加氟化物的浪潮。〃保罗观察〃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在实验条件下才能做到的可重复的因果演示，被认为在科学上具有可靠的确定性；而由统计概率导出的结论，则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因为那样的结论，按照统计的定义，就不是完全确定的。对于人们关心的一种现象所作的任何一种统计学描述，不论在统计学上如何可靠，几乎全都不具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从烟草业在吸烟和疾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观察及其后果。烟草业人士可以把吸烟和癌症之间存在的联系说成只是一种可能，而并非已经确定。这样一来，对尼古丁上瘾便找到了一种口实，可以使关于吸烟导致疾病的所有统计学证据全都大打折扣。
保罗观察一定会使流行病学家感到特别难受。在理想情况下，他们的学科是既有统计学调查，又有可以重复的用以显示生物学因果规律的试管实验，结合了两方面工作的长处。可是，在通常情况下，调查研究工作总会比实验室工作进展得快些，也就是说，流行病学获得不确定性知识要超前它的确定性知识。加里·陶伯斯（Gary Taubes）已经指出这是流行病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流行病学早就成功地发现行为和疾病之间在统计学调查中存在着十分可靠的联系，并加以详细地描述，例如吸烟和癌症，环境和疾病，被动吸烟和癌症，等等。然而，在作出这些发现的同时，目前也仍有一些现象，充其量只有勉强的统计学结论，例如关于电磁场导致白血球增多的问题。如果说稍许一点不确定性都会引起非常大的怀疑的活，那么，较多的不确定性，那简直就绝对不可信。有关知识和不确定性的第二种现象，是〃马柱尔观察〃：媒体对某一种技术报道得越多，公众反对那种技术的情绪就越强烈，即使有关报道不偏不倚也无济于事。阿伦·马柱尔（AllanMazur）在研究加氟和核动力争议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技术就意味着要改变什么，改变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便是冒险。冒险，那自然必须慎重。这种情绪并非是媒体本身造成的。马柱尔指出，这种情绪是很平常的，平时潜伏着，只有当媒体对某个技术问题进行广泛报道时，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哪怕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太多的吹毛求疵，那也会挑起公众对它所报道的技术的恐惧。最后一种现象是〃推翻科学结论〃。人们普遍有一种信念，即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直线式的，总是不断积累增多。昨天的科学结论全是可靠的真理，今天的结论，只有建立在昨天结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放心地相信。由于有这种信念，当今天的结论与昨天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推翻了昨天的结论时，有些人便会因为科学未能满足那种理想中的期望，病态地幸灾乐祸。更多的人，则由于突然发现科学有时也会出错和科学家并非完人而大失所望，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不再相信科学。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忽视了科学也是一个由人在其中活动的领域这一事实。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抽象的原则，那是十分有害的。当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迫使天文学家修正他们对于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时，由于推翻了天文学家以前的结论，就曾使他们大丢脸面。不过，那样的否定，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恐怕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当推翻科学结论影响到关于医学和健康的科学知识时，问题就会严重得多。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们希望逃脱那不可避免的衰老，因此，他们时时关注着涉及健康和医学的科学新闻，并按照那些新闻中所教的办法行事。当今天的这一类新闻与昨天的新闻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作出结论：科学愚弄了他们。我们来看一下防老剂的例子。就在不久以前，科学家和公众对于维生素A和B的作用，曾一度达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相信这两种维生素可以预防癌症，因为它们含有的防老剂（抗氧化剂）有助于阻止自由基作害，而自由基常常是同癌症伴生的一种物质。人们开始普遍服用这两种维生素，他们相信有关的科学知识，按科学行事。不料，在1994年，芬兰的一些科学家报告了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在对照试验中，同是抽很多香烟的两组人，服用这两种维生素的一组，患肺癌的比例高于服用（不含维生素的）安慰剂的另一组。对饮酒与心血管保健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混乱。前不久，一项美国人的研究发现，适量地饮酒，每周一到三次，对于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最为理想，饮什么酒，效果相同。可是，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丹麦人的一项研究说，每天饮三到五次效果最好，但仅限于葡萄酒。那么，到底该听谁的？是一周最多饮3次还是一周最少饮21次，是仅限于葡萄酒还是饮无论什么酒都行？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最大的混乱莫过于关于乳腺癌的看法。从1994到1995年，公众对乳腺癌的看法在许多事情上都十分迷惑，很不一致。例如，患乳腺癌是由于遗传因素还是由于所说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是否有统计错误和科学上的错误，补充雌性激素的治疗方法有多大的风险，等等。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癌，所以，对它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产生出种种不同的结论，那是特别令人恼火的。为什么这些科学报告会彼此矛盾，互相推翻？那是因为科学家也是人，而人的知识是不完善的。可是，当人们期望科学知识多少总该具有确定性时，那也就是在期望它们是完善的，于是科学知识就被认为有了道德瑕疵。不确定性和不完善，肯定便不会被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相反，人们肯定会认为科学知识背叛了他们，因为科学毫无道理地辜负了他们的美好期望。
以上就是观察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所发现的九个特点，我只是按照事实把它们描述了出来。它们在咒唤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如下：头四个特点构成了一个总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咒唤科学才成为可能；接下来的两个特点，涉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表明如何由前者咒唤出后者（道勒观察）以及如何由后者咒唤出前者（科学权威的假均衡）；最后三个特点是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表明如果通过把科学知识说成是确定的知识或者说成是不确定的知识，随心所欲地让它们看起来更好或者更坏，这无异于一种炼金术士的把戏，一会儿把贱金属点化成贵重金属，一会儿把贵重金属点化成贱金属。
在这些观察到的特点中，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按照道勒观察，科学家个人总是要借助科学的权威来抬高自己的科学声誉；但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又表明，这种机构权威也可以被降至等同于个人。由托默观察我们发现，科学被人们看作是道德方面和事实方面确定性的天然源泉，然而，根据保罗观察和〃推翻科学结论〃现象，一丁点不确定性或者暖昧不清便会毁坏科学的全部这种天然力量，而让人们失去对它的信念。我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这些描述还不完全，我欢迎读者来补充、更正和修改，提出你们的观察意见，用更多咒唤科学的实例（插曲）来充实这样的描述。
我觉得我还需要在全书结束之前补充说明几个问题。我在书中只是简单地把美国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两大类，这样做，如果考虑到人们的科学素养千差万别，其实并不妥当。对于美国人内部因人种、阶层、性别和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我也没有进行分析。我承认文化问题具有社会属性，其实就是把社会学知识看作是人类学家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然而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的是文化问题，而没有考虑社会变量，那是因为，本书的宗旨是作为一个文化难题来论述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只打算先勾勒出它的轮廓。我尽量只限制在一个难题上，否则，便会牵扯到其他许许多多难题和事情，因为它们也能够与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这个难题联系起来，结果这本书的篇幅就会过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文化难题，会对那些打算探讨相关社会问题的人士有所帮助。例如社会学家，也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便可能需要有工作来揭示人种、阶层、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变量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使我不得不考虑一个与此有关的难题。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十分关注涉及权力的那些问题。我曾向其他学者请教过他们对于权力的看法，有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问（有权与无权是怎样与生产资料发生关系的？），有时则以福柯（Foucault）口吻提问（知识怎么会转化成能够使所有人都失去人性的一种非人的权力文化？）。就像美国的南方人为了探明一个人的立场，首先会问：〃你在哪里做礼拜？〃我们为了彼此摸底，也可以问：〃你对权力是怎么看的？〃
我希望有人向我解答那个问题，可是，我得到许多非常不同的回答。我的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理论并不是一种权力理论。它只是一种解释学理论，讲述一个关于意义和符号的故事，理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我知道，我的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观点是可以与权力理论交叉讨论的，权力可以为那些善于操纵科学符号的人所占有。事实上，我在解释林顿·拉罗契及其一伙为什么在他们掀起〃动议64〃运动过程中会得逞时，便已经指出他们利用常见的科学符号，在明目张胆地玩弄政治权术。然而，我探讨的其他几个实例，却没有这样直截了当。诚然，反对加氟的人也利用了好些符号，以帮助他们在公民投票中获胜。创世论者则通过对进化乱下定义，恣意诋毁，来制造声势，企图抬高创世说的声誉。在这两个例子中，解释学都涉及到了权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解释学简单地归结为权力，尽管也可以用权力欲望来解释许多事情。事实上，现实中的强大思想潮流才是真正的驱动力。那些反对加氟的人真的认为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实实在在地侵犯了个人的人格尊严，那些创世论者也确实相信进化论思想要为道德混乱承担重大责任。在我们把这些现实思潮考虑进来时，权力理论即使能够说明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