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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弄清楚才是。学诚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
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
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
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同上卷九“家书”二）他的史识、史学、
史法是指什么呢？而史意又是指什么呢？这些在他的学说中都有特别的意
义，不可以随便看过。
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史所贵者义也，
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
练其事。（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他更具体地说明义、事、
文三者。他说：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
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由此看来，他所指的史事，为典章名物之考据。
史识，又是什么呢？学诚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又说：
郑樵稍有志乎求义，。。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
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同上）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
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
知义理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
者思之乎？（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因此，他以为无史学之史识，就陷于立论高远，思而不学，义理虚悬而
无薄，不能得其史义。
学诚详论史学，多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他指出刘知几之得史法，以
为“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
入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这样看来，他的所谓
史学重点在于所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家书”三）但方圆求备又指什么呢？他说：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
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
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
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
其德为方，知求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同上
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方圆求备，表面上虽似指通史，所谓“概古今之载籍”，然实际上他的
史学仅为文化史学，因为他说不必求备于方圆，而自能按义领会，所谓“知
其所以然”。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
他说的“议文史亦未能自拒于道外”。他说：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
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
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
道，将以立乎其大也。（“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
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
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神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
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
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同上“答沈枫墀论学”）
一个时代各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此不过历史发展的“一节”，而求所以
然之理，则在于把握历史的“全量”或全链，而通其一般的义旨。这就是他
所谓的史意。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形式的真理性，但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史意，
也并不能依此就对于历史“知其所以然”的。他在“文史通义”内篇更明白
地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
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
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
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
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
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
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
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此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
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同上卷四“文
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由这一段话看来，他所谓得“史意”之史学，表面上似乎略当所谓历史
学，而实际上则仅及于文化史的形式理论。他依据这一理论，批判了当时“开
局设监，集众修书”的四库馆。他曾有四库全书应重流变的建议，不被采纳。
他对于王应麟之纂辑诸书，就露出了这种意思，他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
襞积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
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
约”中）此即暗射当时的考证之学仅以史事为足，而不知道史意更为重要。
他给邵二云的信里更说：“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
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
之而已。”（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书”）这一说法是比
顾炎武采铜山之歌，还更进一步的。
章学诚的“史意”在形式上与“史观”是相似的。但他的史观不是历史
唯物主义，而仅是一种环境决定人心向背的循环史论，同时含着唯心论的心
理分析。并且学诚又有另外的东西，常混合于“史意”中兼谈，而且常占重
要的地位，那便是他时常把历史学还原于文化史学（甚至学术史学）去说明。
这是研读古书最应该留意的所在。例如，他论到“史意”，时常举风气循环
的例子，他指的风气是学术的趋向，而此一趋向又不过是一时代的偏见。他
所重视的史学便要克服这种偏见，而说明其风气变迁之所以然，这明明是着
重在文化史的狭义史学，且更走向于精神的自我外现史论，所谓“智方神圆”
就是这精神的极致。例子甚多，仅举一二于下：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
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书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
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
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
（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
中，此文是他答复“义旨”所举之例。至于高明与沉潜二者之
循环论，乃一最错误的学术史的看法，当别论。）
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
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
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
合于天行而已矣。。。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
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
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冡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
子生于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
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
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
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
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
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因其弊而施补救，犹
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
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
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
内篇六“天喻”）
学诚不讲道统心传，而由学术文化史家的眼光，把历代思想学业的变迁，
认为“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更以为是一种不得不然之势，是经世之
学在时代发展中的一节，而时代一有变化，便使学业也必然“极而反之”（同
上）。这一点，含着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的因素。在后面，我们将要具体地
详述他的这一见解。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他的“文史通义”形式上好像历史
学，而内容上则是文化史或学术史的理论。他说：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
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周公。。适当积古留传道
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
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
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此非周公智
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
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
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
后人。。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祟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
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
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
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
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同上卷二“文史通
义”内篇二“原道”上）
学诚首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这命题是唯物论的。按照逻辑程
序讲来，必先说明此所以然之道如何贯彻于历史的合法则的变化。但他不然，
接着便说明文化的起源，立世垂教的自然理势，而得出他所要说明的文化或
学术史学，“不得不然”或“时会使然”之文化变革论。故他所论“不得不
然之势”的史学，在内容上仅为一种文化史的抽象道理，尚不是历史学。且
其环境决定论也限于形式，无力说明具体的历史。他的文化史学，最具特色
的是，把神秘的道统论推翻，反对把圣人看做“玄之又玄”之神天通号，因
而忘记治化流变不得不然之势。这一理论虽贫乏，但它是清初学者的优良传
统，不但继承黄宗义“所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同上“浙东学术”），而且继承传山经子不分、五经皆王制的理论，更吸
取了清初学者费氏父子的学术史的意见。学诚读了费锡璜“贯道堂文集”，
曾深加赏识，说：“纵横博辨，闳肆而有绳准，周秦诸子无以过之。”（“章
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书贯道堂文集后”）
二、“校雠通义”一书，因失于盗，现所存者仅系断片。按学诚著书的
计划，好像是要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写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大纲或通
论，而发展“明儒学案”。他在叙言中说：
枝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竟源
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今为折
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
学术渊源，有所厘别。（同上卷十“校雠通义”叙）
学诚“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之义旨，是合于学术史的初步工作，但还
不能批判地总结学术的成果。他的书中皆商讨学术文献的渊源流别，而尤对
于“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的论旨深慕不置。按“天
下篇”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论（作者并非庄周），首讲“诗”“书”“礼”
“乐”先王之道的成立，次讲春秋缙绅先生的过渡儒学，末讲诸子“各得一
察以自为方”的道术。这篇思想史论是古代的名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
是一篇总结古代思想的名文，对古代思想家作了一个有系统的批判。学诚既
然这样推崇“天下篇”和“非十二子篇”，他在“文史通义”里面，对于诸
子学术的评论，便超出汉以来异端的成见。他说：“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
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诸
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
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
其徒焉。”（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上）这是仿照“天下篇”
的论断而立说的。他的思想中颇含荀庄的成分，故他说“荀庄皆孔氏专传门
人”。（同上卷十二“校雠通义”内篇三“汉志六艺第十三”之一）学诚把
“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并重，而特别推崇“天下篇”。
他说：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
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同上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三）
六艺之书与儒家之言，固当参观于“儒林列传”。道家名家墨家之书，
则列传而外，又当参观于庄周“天下”之篇也。盖司马迁叙传所推六艺宗旨，
尚未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一篇，实为诸家学术之权衡，著录诸家宜取
法也。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
史之大原也；其后叙及墨翟禽滑厘之学，则墨支（墨翟弟子）、墨别（相里
勤以下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经（苦获、己齿、邓陵子之
属皆诵“墨经”是也），具有经纬条贯，较之刘、班著录，源委尤为秩然，
不啻“儒林列传”之于“六艺略”也；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
聃以至惠施、公孙龙之属，皆“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见。然则古人著书，
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辩诸家学术源流。（同上卷十二“校雠通义”内篇三
“汉志诸子第十四”之二十二）这是“校雠通义”的中心论点，其价值在于
继承周秦诸子的传统，显示出时代的新要求。但学诚所谓校雠，尚不同于今
之学术史的编制，而是一种艺文学案，企图在群书汇编中，说明其中的源流
变化。故他说：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
令史足类，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
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
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
初不以重复为嫌。。。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
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
衷也。（“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互著第三”之一）
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象
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
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同上卷八“文史
通义”外篇二“藉书园书目序”）
学诚主张“即器以明道”（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中
翰论学书”），对于天文、地理、法律诸学之书，他说：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
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辩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
五残、变星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
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
器也。（同上卷十一“校雠通义”内篇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之
五）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于首条，所谓
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同上之七）学诚的道
器论虽似把理论与实际分别对立起来讲，但敢于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要
掌握的规律，和“道”的内容同等一视，则是大胆的言论。因此，他的编著
方法，又重视“互著”和“别裁”，以期对古人的学说不至于因偏见而抹杀。
他说“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同上卷十“校雠通义”内篇
一“互著第三”之四）；又说“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
述源流。”（同上“别裁”第四）
由上面所说看来，学诚的“文史通义”为文化史的理论，“校雠通义”
是学术史的概论。然因为二书都是“通义”，其内容也不是完全可以截然分
开的，它们相互在“义例”与“源流”二者之间补充说明的也不少。以下，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学诚所谓“通义”的意义。
“通”是指什么呢？他说：
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
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释
通”）
他所谓“通”在于认识人文的流变。他举例说明，后世学说因了不识“通”
义，演变出鄙陋不堪的潮流：
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
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
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
史钞，再变而流为策士之类括，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不知者习
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