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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沪上成名（1）…（图）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民国三年的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许少卿到北京来邀角。约好凤二爷（王凤卿）和我两个人。凤二爷的头牌，我的二牌。凤二爷的包银是每月三千二百元，我只有一千八百元。老《武家坡》，梅兰芳饰王宝钏实说，那时许少卿对我的艺术的估价是并不太高的。后来凤二爷告诉我，我的包银他最先只肯出一千四百元，凤二爷认为这数目太少，再三替我要求加到一千八百元。他先还是踌躇不定，最后凤二爷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代价，那就在我的包银里匀给他四百元。”他听了觉得情面难却，才答应了这个数目。 我那年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一个人出远门，家里很不放心，商议下来，请我伯母陪着我去。茹莱卿先生为我操琴，也是少不了他的。另外带了为我梳头化妆的韩师傅（即韩佩亭）、跟包的“聋子”（宋顺）和大李（先为梅雨田拉车的），由许少卿陪我们坐车南下。到了上海火车站，丹桂第一台方面派人在车站候接。我们坐了戏馆预备好的马车，一直到了望平街平安里许少卿的家里。 那时拜客的风气，还没有普遍流行。社会上所谓“闻人”和“大亨”也没有后来那么多。凤二爷只陪我到几家报馆去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我们还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吴昌硕、况夔笙、朱古微、赵竹君等。昆曲的前辈，如俞粟庐、徐凌云……也都常同席见面。另外有两家老票房——“久记”和“雅歌集”，我们也拜访过。 我们在戏馆快要打炮之前，有一位金融界的杨荫荪，托人来找凤二爷，要我们在他结婚的堂会里面唱一出《武家坡》。杨家请来接洽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情不可却就答应下来。 许少卿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来阻止我们。他提出的理由是：新到的角儿在戏馆还没有打炮之前，不能到别处唱堂会，万一唱砸了，他的损失太大，所以竭力反对，态度非常坚决。同时我们已经答应了杨家，也不肯失信于人，一定要唱。因此，双方的意见大不一致，就闹成僵局了。 最后杨家托人同许少卿表示，如果新来的角儿，因为在这次堂会里唱砸了，影响到戏馆的生意，他可以想一个补救办法：由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中的朋友和当时看客的所谓“公馆派”的一部分人联合包上一个星期的场子，保证他不会亏本，并且答应在堂会里就用丹桂第一台的班底，拿这个来敷衍许少卿，才勉强得到了他的同意。 经过这一段的波折，我感觉戏馆老板对于我们的艺术是太不信任了。凤二爷是已经在艺术上有了地位和声誉的，我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观众批准的后生小辈，这一次的堂会似乎对我的前途关系太大，唱砸了回到北京，很可能就无声无嗅地消沉下去了。我听见也看见过许多这样阴暗的例子。老实说，头一天晚上，我的确睡得有点不踏实。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跟凤二爷说：“今儿晚上是我们跟上海观众第一次相见，应该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唱好了，让一般公正的观众们来评价，也可以让藐视我们的戏馆老板知道我们的玩艺儿。” “没错儿，”凤二爷笑着说，“老弟，不用害怕，也不要矜持，一定可以成功的。”他这样说来壮我的胆。 杨家看到许少卿这样从中阻挠和我们不肯失信而坚持要唱的情形，对我们当然满意极了，就决定把我们的戏码排在最后一出，事先又在口头上向亲友们竭力宣传。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沪上成名（2）…（图）
堂会的地点是在张家花园。杨家在上海的交游很广。那天男女贺客也不少，男的穿着袍子马褂，女的穿着披风红裙，头上戴满了珠花和红绒喜花，充满着洋洋喜气。 《武家坡》是我在北京唱熟了的戏，就是跟凤二爷也合作过许多次。所以出演以前，我能沉得住气，并不慌张。等到一掀台帘，台下就来了一个满堂彩。我唱的那段西皮慢板，跟对口的快板都有彩声。就连做工方面，他们看得也很细致，出窑进窑的身段，都有人叫好。我看他们对于我这个生疏角儿倒好像很注意似的。凤二爷的唱腔不用说了，更受台下的欢迎。 《武家坡》总算很圆满地唱完了。那时上海的报纸上剧评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展开。这许多观众们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力量的。我后来在馆子里露演的成绩，多少是受这一次堂会的影响的。 那时丹桂第一台在四马路大新街口。头三天的打炮戏码是这样拟定的。第一日《彩楼配》、《朱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成都》；第三日《武家坡》。我的戏码排在倒第二。大约十点来钟上场。一会儿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前一亮，你猜怎么回事？原来当时戏馆老板，也跟现在一样，想尽方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儿。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开亮了。这在今天我们看了，不算什么；要搁在三十七年前，就连上海也刚用电灯没有几年的时候，这一小排电灯亮了，在吸引观众注意的一方面，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 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 我打完引子，坐下来念定场诗，道白，接着唱完八句慢板。等上了彩楼，唱到二六里面“也有那士农工商站立在两旁”的垛句，这在当时的唱腔里面算是比较新颖的一句。观众叫完了好，都在静听，似乎很能接受我在台上的艺术。其实，那时我的技术，哪里够得上说是成熟？全靠着年富力强、有扮相、有嗓子、有底气、不躲懒，这几点都是我早期在舞台上奋斗的资本。做工方面，也不过指指戳戳，随手比势，没有什么特点。倒是表情部分，我从小就比较能够领会一点。不论哪一出戏，我唱到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法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个性上对这一方面的偏好。 唱完三天打炮戏之后，许少卿预备了丰盛的菜和各种点心，请我们到客厅去吃顿夜宵。我们从他那掩盖不住的笑容和一连串的恭维话里面，看出他已经有了赚钱的把握和信心了。他举起一小杯白兰地，打着本地话很得意地冲着我们说： “无啥话头，我的运气来了，要靠你们的福，过一个舒服年哉。”我望着他微笑，没有作声。凤二爷想起他不许我们唱杨家堂会的旧事，就这样地问他： “许老板，我们没有给你唱砸了吧？” 许老板忸怩不安地陪着笑脸说：“哪里的话，你们的玩艺儿我早就知道是好的。不过我们开戏馆的银东，花了这些钱，辛辛苦苦从北京邀来的名角，如果先在别处露了面，恐怕大家看见过就不新鲜了。这是开戏馆的一种噱头。” 凤二爷把话头引到我的身上。他说：“许老板，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我们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有一个机会来压一次台？” 许少卿赶快接着说：“只要你王老板肯让码，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不成问题，”凤二爷说，“我们是自己人，怎么办都行。主意还要你老板自己拿，我不过提议而已。” 凤二爷等许少卿回房以后，走到我住的厢房里，就拉住我的手说：“老弟，我们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我听了觉得非常感动。真的从那次到上海演出以后，我们继续不断地合作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我移家上海居住，才分开手的。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改革创新（图）
我不是说过我是最喜欢看戏的吗？在初赴上海表演期间，老没得闲。后来我戏唱完了，就跟学生大考完毕一样，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我马上就匀出工夫，到各戏馆去轮流观光一下。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 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弟（月润、月珊）经营的新舞台，演出的是《黑籍冤魂》、《新茶花》、《黑奴吁天录》这一类的戏，还保留着京剧的场面，照样有胡琴伴奏着唱的，不过服装扮相上，是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了。一种是欧阳先生（予倩）参加的春柳社，是借谋得利剧场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归》、《陈二奶奶》这一类纯粹话剧化的新戏，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当现实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着实轰动过一个时期。我不否认，多少是受到这次在上海观摩他们的影响的。 化装方面我也有了新的收获。我们在北京，除了偶然遇到有所谓带灯堂会之外，戏馆里都是白天表演。堂会里这一点灯光，是不够新式舞台的条件的。我看到了上海舞台的灯光的配合，才能启发我有新的改革的企图。我回去就跟我的梳头师傅韩佩亭细细研究，采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员的化装方法，逐渐加以改变，目的是要能够配合这新式舞台上的灯光的。总之我那时候是一个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接触到这许多新鲜的环境和事物，要想吸收，可真有点应接不暇了。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编演时装新戏（图）
1913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写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这一种新思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年。慢慢的戏馆方面也知道我有这个企图，就在那年七月里，翊文社的管事带了几个本子来跟我商量，要排一出时装新戏。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一缕麻》（图）
有一天，吴震修先生对我说：“《时报》馆编的一本《小说时报》，是一种月刊性质的杂志。我在这里面发现一篇包天笑作的短篇小说，名叫《一缕麻》，是叙述一桩指腹为婚的故事，它的后果悲惨到不堪设想了。男女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应当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对象，才是最妥善的办法。中国从前的旧式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是不合理了。讲到指腹为婚，就更是荒谬绝伦。一对未来的夫妻，还没有生下来，就先替他们订了婚，做父母的逞一时的高兴，轻举妄动，没想到就断送了自己儿女的一生幸福。现在到了民国，风气虽然开通了一些，但是这类摸彩式的婚姻，社会上还是层见迭出，不以为怪的。应该把这《一缕麻》的悲痛结局表演出来，警告这班残忍无知的爹娘。”说着他就打开一个小纸包取出这本杂志，递给我说：“你先带回去看一遍。我们再来研究。” 我带回家来，费了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了，也觉得确有警世的价值，就决定编成一本时装新戏。先请齐如山先生起草打提纲。他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第二天已经把提纲架子搭好，拿来让大家斟酌修改。他后来陆续替我编的剧本很多，这出《一缕麻》是他替我起草打提纲的第一炮，也是我们集体编制新戏的第一出。 《一缕麻》的故事大要如下： 林知府的女儿许给钱道台的儿子，是指腹为婚，等他们长大成年，敢情钱家的儿子是一个傻子。林小姐那时已经在学堂念书，知识渐渐开通，从她的丫环口中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老是郁郁不欢。她有个表兄方居正，学问不错，他们时常互相研究，十分投契。有一天方居正因为要出国留学，来到林家辞行，看见表妹那种愁闷的样子，就很诚恳地劝她。这反而勾起她的心事，痛哭了一场，被她的父亲看见，还讽刺了女儿几句。 林小姐的母亲故去，照当时的习惯，未过门的女婿是应该到女家去吊祭这位死去的丈母娘的，他在灵堂上祭的时候闹了许多笑话。 过了一个时期，钱家挑好日子，迎娶林小姐。花轿到门，林小姐不肯上轿，跑到母亲灵前，把她满肚子的委屈诉说一番。经不起她父亲声泪俱下地把他的苦衷告诉她，她终于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嫁到钱家去了。婚礼完毕，新娘就得了严重的白喉症。大家知道这种传染病的危险性，不敢接近她。这位新郎虽然是个傻子，心眼倒不错，始终在房里伺候他的那位刚过门而未同衾的妻子。经过医药上治疗得法，她的病渐渐好了。可是傻姑爷真的传染上了白喉症，并且很快地就死了。等到林小姐病魔退去，清醒过来，看见头上有一缕麻线，问起情由，才晓得她的丈夫因为日夜伺候自己的病已经传染白喉而死。她在抱恨绝望之余，无意生存，也跟着一死了之。 包先生在小说里写的林小姐，是为她死去的丈夫守节的。事实上在旧社会里女子再醮，要算是奇耻大辱。尤其在这班官宦门第的人家，更是要维持他们的虚面子，林小姐根本是不能再嫁的，可是编入戏里，如果这样收场没有交代，就显得松懈了。我们觉得女子守节的归宿，也还是残酷的，所以把它改成林小姐受了这种矛盾而复杂的环境的打击感到身世凄凉，前途茫茫，毫无生趣，就用剪刀刺破喉管，自尽而亡。拿这个来刺激观众，一来全剧可以收得紧张一些，二来更强调了指腹为婚的恶果，或者更容易引起社会上警惕的作用。 思想认识随着时代而进步，假如我在后来处理这类题材，剧情方面是会有很大改进的，那时候由于社会条件和思想的局限，只能从朴素的正义感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