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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跟传媒的关系，这是当时中国的纸媒体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新周刊》第一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领先的。那个时候的传统集中在文字上，视觉这一块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在中国期刊的这个演变过程中，我们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并不是前卫，我们只是先跑几步。到了今天，我们当年做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补空白的意义大一些。我们不是区别于人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做的人少，就显现出来了。
采访者：你认为《新周刊》未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封新城：从创刊到现在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们所认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产品。我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推出《时代周报》，这将是一个为中国未来七八年服务的产品。我们希望它能够被中产阶层认可。《时代周报》是面向都市中产阶层的画报，准备让年轻的主笔肖锋担任主编。他们面临的环境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当然，投资商对他们的要求也与当年不一样了。
采访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封新城：不知道（笑）。这里面很复杂，这个不知道不是一个消极的回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我们真的希望有大的变化。比如，在十六大之前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变化，但是今年有的东西比你想像的变得还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
在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新闻周刊”中效力多年，从创业元老到现在的中流砥柱，封新城和《新周刊》一同成长，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
没有封新城，也许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新周刊》。
反之，没有《新周刊》，也就没有现在业界的风云人物封新城。
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如果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
我们最大的经验还是产品要好。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我认为关键还是产品要有竞争力。
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敏感者，如果你在这方面不敏感，或者说是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我有一个比喻，杂志有两张脸，封面是自己，封底是市场。封面的脸代表杂志的内容价值取向与自我定位，封底的脸则代表市场对其定位的认同。
市场用广告为杂志投票。《新周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大的公司下单，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的考察，说明我们的《新周刊》被读者认同；换句话讲就是两张脸在市场终端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
市场是社长，创意是总编。一本杂志要卖三次。第一次是卖杂志，第二次是卖广告，第三次是卖品牌。
封新城，男，1984年至1996年历任甘肃电台、广东电台新闻台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1994年任《晨报》执行主编。1995年参与创办《七天华讯》杂志，任执行主编。1996年创办并历任《新周刊》执行主编、执行副总编，现任执行总编。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32节 沸腾在冰点（1）
沸腾在冰点——
访《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文/赵海燕白丹
采访者：1994年是你赋闲的第五年，你这一年的出山之作就是《冰点》，它一举轰动。《冰点》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李大同：《冰点》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为了追求轰动？非也。它是按照我在赋闲五年中形成的读者感觉，所做的一次尝试。实际上《冰点》的创办非常偶然。
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中央级的媒介进入了一个低潮期，整个传媒界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非常枯燥沉闷。小平南巡之后，新闻界开始逐渐复苏，这时候开始尝试如何把丢掉的读者再抓回来。当时报纸主要是探索如何增加它的可读性，本报的一个创意就是增加三个特刊。时间证明效果不错，后来准备1995年再一次扩版。在1994年秋天的准备期中，报社各部门划地盘，你要这一块，我要那一块，到最后每周余下来两块版，没有人要了，那时候我已经赋闲五年了，报社领导来问，给你两块版你干不干。我问登什么，回答是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说句老实话，我十分犹豫。
采访者：那时候给你几个人？
李大同：没有人，就交给我了。按我的经验判断当时是不能要的，但是赋闲已经五年了，实在受不了，心想，不战而降，还不如战死了拉倒，先干两个月，实在不行，我再交出去。
到底做什么，从职业来判断，一个新版必须要提供其他版提供不了的信息。我挨个分析报社的各个版面，结果发现各领域早已被瓜分干净。我还算是有一点创造性思维，我想，既然没有我的独有领域，那我就是全领域，什么都可以报道。要做全领域，首先得有胆子，能力另当别论。
第二个是要有形式，组合新闻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记者。只有一条路，就是一个版只报一个题材。当时这两块版就这样确定了，第一全领域，没有什么限制，第二就是一个整版就是一篇报道。
采访者：“冰点”这个名字据说是你随口就叫出来的，就这么简单吗？
李大同：那时各个报纸都在炒作自己的报道，动辄称自己报道的是焦点，对这种自我标榜我极为反感，但是我自己的版也要命名，好让读者记住你，大伙在那儿想这想那，真是比给儿子起名还要难。后来把我给搞烦了，突然就冒出一句，别人叫“焦点”、“热点”，我就是个“冰点”。
大家都愣在那儿，琢磨琢磨说，“冰点”，不错，还真有一点味道。
“冰点”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对内容产生限制，这就是要鞭策我们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想法。
采访者：《冰点》用什么来震撼读者呢？
李大同：首先是题材。用什么做第一篇，真是绞尽脑汁，但是机会就是这样出现了。我看到《北京晚报》一副小照片，照片说明是“北京还剩七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照片就是一个背影，一个粪桶突出半个脑袋，在一个极窄的小胡同里。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采访者：有一种感觉震撼了你的心灵深处？或者说是一种时代的印记？
李大同：现在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与某个线索之间产生的共振，这是新闻工作者经过常年历练产生的感觉。新闻价值的判断，通常不是像学校里学的那样，根据教科书某某定义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闻，而是你常年积累起来的职业的直觉，一看线索，你脑子几乎会看见读者在读它时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听起来很玄的东西，但是它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
当时我还不能用语言对这种判断做精确表达。但我首先知道粪桶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上世纪50年代教化人民的一个图腾用具，那时为什么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工人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大中学生抢着要去背这个粪桶，而且背这个粪桶要左摇右晃，而且要把里面的粪水摇出来，从头到尾洒下来？那时把粪桶抬到了“思想革命化”的至高无上的地步。而现在背粪桶的是谁？是老知青。我本人就是老知青，在草原插队十年。知青这代人倒霉，生下来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在当时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了”。大浪淘沙，十年过去了，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终于明白过来。
这两种事物结合在一起，是从最高点跌落到社会最底层，我能体会到这种政治波谲云诡，那种无奈，那种令人伤感、感叹的东西等等，这样的感悟空间在我这儿都很具体。
采访者：你的这个想法产生到记者写出稿子有多长时间？
李大同：一个多月时间。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题目有人看，有价值。领这个题目的是一位漂亮的女记者。我说那你可要受苦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活儿，要跟着他，从早跟到晚，他背粪，这个胡同他进去几趟，你就要跟着走几趟，要来来回回地走你才会有感觉。还要到他们家里去，和他老婆聊，和孩子聊，要完整地观察他们怎么在活着。
稿子几经修改出来了，出报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儿子”，早上爬起来就往报社赶，一进报社我就知道成功了，因为传达室的老大爷、司机班的哥们儿都在说“粪桶”，见到我就伸大拇指。刚坐到办公桌前就有一个读者电话打进来，说着说着就哭了，听得我眼睛直发热。
采访者：你回忆的是八年前的一幕，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你的激动，这是否更让你验证了你赋闲那段时间总结出来的新闻理念？
李大同：是的，我们可以总结一点东西了，普通人民为何那么关心这样的报道？因为他们在里面看到了他们自己。以前，普通人在大报上一丝一毫的地位都没有，如果普通人被报道出来，他一定是政治教化的模式，比如欧阳海，雷锋。不是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而是要用他们来“教育”你。换句话说，在以往的新闻中，公众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偶像和圣徒。
总结得深刻一点的话，我们等于开发了一个新闻的宝藏。《冰点》并不是写普通人的故事就行了，这是误解了《冰点》，《冰点》走的道路实际上是挖掘普通人当中不普通的故事，它要具有明确的社会背景指向和很强的历史感。
采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普通的事？
李大同：不，其人整个的命运跌宕才能构成不普通，这是很难找到的。即便是普通人，新闻规律仍然在背后控制，新闻一定是“不普通”的，一定要有悬念。
采访者：《冰点》创办之初，许多报道似乎专攻冷门，或者是走进灰色地带，你如何界定“灰色地带”？
李大同：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拾遗补阙。《冰点》它传达的是另外一类信息，是提供给人们感悟思考的空间，提供一般新闻根本不可能提供的真实氛围。普通人一看，怎么和我这么像？马上就有共鸣。
有人做了一个划分，新闻有两大类别，一类的功能叫做认知功能，另外一类的功能是感受功能，读者通过你描述的场景以及人物的命运，产生共振，触动某种情怀。《冰点》的报道提供的是这种感受空间的报道，能够和文中的主人翁的命运产生共鸣，为他流泪，为他紧张，为他高兴。《冰点》创办初期，这是我们的目标。
采访者：《冰点》一度成为许多人的精神支柱，有的甚至把它看成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你有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李大同：这是一种过高的评价，我们创作的只是一种好的报道，如此而已。《冰点》所设立的最高目标，就是让人看了标题之后从头到尾读完，我们没有别的其他的目标。你读完了觉得不好，你骂，证明我们的表现要素起了作用，你产生了情绪激动，这是美感的类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不讳言，我们就是要为日渐沉沦的社会道德体系立起一根柱子，我们关于普通人的报道，突出的都是善良、坚韧、关心别人、对生活充满希望，还有抗争，善与恶的较量。
采访者：善良的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麻烦，会来找你吗？
李大同：我们的职业使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传达、传播出去，这是社会分工。我们不能靠一个《冰点》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甚至也不能靠一家《中国青年报》来完成这样的事情。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33节 沸腾在冰点（2）
采访者：你是否感到新闻的无力和无奈？
李大同：新闻的无力和无奈将长期存在，这种状况将随着政治体制的改进逐渐改善。我是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的，我们实际上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每一步的新闻进展，受挫，再进展，屡败屡战。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传媒环境和我们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中国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证明进步是切切实实在发生。
你们一定要理解什么叫做新闻自由，不是老百姓说什么话你都登出来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媒介工作者选择登什么，不登什么的权利。中国新闻的事业必定是一代人跟着一代人往前走，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一代人在时空限制下能做的事情，我们做到头了，下一代人要跟上来。我相信是有希望的。
采访者：《冰点》对《中国青年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一天“冰点”融化了，会对中青报产生什么样的损失？
李大同：中青报目前真正构成品牌的就是《冰点》。《冰点》要继续往下走，就需要从软新闻向硬新闻转化，因为《冰点》的这套绝活已经被某些媒体仿照过去了，不再是《冰点》的独门功夫。我们现在面临着回归到硬新闻。不过我们的硬新闻，是非常详尽的调查性报道，包括“克隆婴儿”，包括《本案维持原判》等都是硬新闻，软新闻能够符合选择标准的越来越少。毕竟时代不同了。
采访者：有什么不同？
李大同：今天我们在不断地向新闻的原生状态，或者叫做经典规则回归。现在我们评价一个新闻好不好，是按照国际新闻业的共同准则来判断的，这是整个新闻共同体信奉的理想和规则。
采访者：作为全国性的报纸，该如何与地方的都市报竞争呢？
李大同：坦率地说，全国性报纸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怎么样，前景不是很清楚。现在全国性报纸在人才的积聚上绝对高过地方性报纸，但是发展天地太小，人们对中央级报纸的期望就是它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这个做不好就没戏了。
如果新闻政策进一步放宽，再加上融资体制放开的话，中央级报纸可以招揽第一流的人，可以做一般报纸做不了的采访，拿出来的新闻可以和西方的新闻竞争，这样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的。
采访者：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压力有多大？
李大同：现在西方媒体渗透进来的一些科技性、娱乐性的东西，我都非常爱看。比如科学类的，制作水平很高。如果他们真进来，中国的媒体不堪一击，除非现在做好准备。
未来十年媒体发展方向，我想就是更加新闻化，只有新闻化才能维持生存。国外媒体的做法就是符合新闻规律，因为新闻不仅是报道一个结果，而是要展示一个运动过程，比如关于某公众人物的一个谣言出来，按照新闻的规矩是要报的，而不是等到有了结果才报，总是等结果，等得黄花菜都凉了，那还是新闻吗？把一个事件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这才是经典的新闻运作。
采访者：你创立以及在《冰点》中贯穿的新闻理念，是否与你五年赋闲有很大的关系呢？
李大同：我赋闲了五年，这导致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在看本报和新闻，这是一个视角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普通百姓爱看的是什么。不过又不仅仅如此。我经过了十年插队，深知老百姓是怎么回事，长期在底层，几十里没有人烟，普通老百姓怎么活着，我是很清楚的。当然在十年时间里要自学，在草原上每次搬家，我们几个牛车都是书。
采访者：这十年把你培养成一个杂家了？
李大同：我谈不上是什么杂家，但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也有一些知识储备。
采访者：你内心的推动力是什么？
李大同：就是责任，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好每一篇报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钻研的那个劲了。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有一次去看一部电影《英雄无语》，让我写一个消息，为了这个导语想了个把小时，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会这样做呢！现在年轻人写文章错别字连篇，病句连篇。我们当年把西方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切碎了研究，怎么转折，怎么开头，怎么倒叙，甚至自己来结尾，再和原作比较。没有这样一种钻研的精神，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积累。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就是多读书。我去清华作讲座，告诉他们在大学四年期间至少要读二百本书，结果底下一片惊呼之声。我就很奇怪，多乎哉？不多也。读书当然不是指的琼瑶、武侠，那不算，那是小吃，不是正经饭，大学的文科没有多少学的东西，主要靠阅读，文科主要取决于对社会、对人生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如果要从业新闻，专项技术准备就是写作的准备，表达的准备，要表达精辟，不拖泥带水。多读一点古文，为自己制定一个书目，特别读一些人物传记。我的文体感完全产生于阅读大手笔作家写的传记，我搜集了几百本传记。
新闻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会传记的写法，有很多书读时感叹不已，写得真漂亮。
采访者：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李大同：说句老实话，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真话，尽量多说，尽量说得准确，这就是我个人的新闻理想。
点燃“冰点”，突破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给中国新闻界传递一个崭新的信号，李大同作为始作俑者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变得理所当然。
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
一家全国性媒体，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