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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
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
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
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
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
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月9日
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
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①日本人发现大
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
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
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
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
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
1919—1937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
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
斯集》，第98—102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
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
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
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
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
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
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
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
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
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
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
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
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
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
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
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大学和学院数量损失（中国元）
国立2337003467
省立168045919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3844171005
据报损失总数8922039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
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
1936年减少约20000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
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
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
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①
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
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
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73669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
月15日），第7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000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
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年7月11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1946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800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
② 《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③ 同上，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