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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166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
第134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
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
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
平的12％和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
日）文章，第4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 27卷第1期（1967年3
月），第73—81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16卷第2期（1957
年2月），第220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317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1912到1936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10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1933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年末的
1260万元跃至1936年6月的1。15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9000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188—190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3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
究。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7月13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年和1937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
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② 《大公报》，1936年12月13，第1张第2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