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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
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
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
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
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
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
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
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
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
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
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
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
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
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
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
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
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
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
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
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
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
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
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
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
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
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
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
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
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
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
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
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
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
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
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
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
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
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
——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
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
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
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
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
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
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
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
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
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
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
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月1日击退
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
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
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
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
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
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
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
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
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
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
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
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
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
①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
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
济轨道。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
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
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
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
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
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
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
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
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
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
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
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
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
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
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
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
追共产党的长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
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
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月初
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
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
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
军，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
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
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
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
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
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
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
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
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
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
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
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
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99—120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第66、69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
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
130。7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