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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上面说到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而这章主要就“善人”展开论述。孔子“述而不作”，其思想都是随机而说，因而更显得活泼生动。“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到卫国，其弟子冉有驾车来接，孔子沿途看到卫国市面繁华，一语双关地引出“庶矣哉！”的感叹。该感叹就是《诗经》的“比兴”手法，所谓“不知诗，无以言”，要理解《论语》，对此必须把握。孔子借所见市面的“庶”，“比兴”引出孔子心中的“庶”，这两者只是引发关系，就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等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进而引发出师徒二人两问两答的一段妙文，将如何“善人”这样复杂的大问题论述得尽善尽美，可谓诗意昂然、相得益彰，师徒二人共同写就这千古不磨的一章。
该两问两答的意思很简单，但关键的难点在这三个字“庶、富、教”，所有的解释都是把“庶”当成“人口众多、人丁兴旺”，把“富”当成“增加财富，经济富裕”，把“教”当成“教育、教化以提高素质”之类。之所以有这种理解，都是因为对《论语》、孔子的总体思想没有一个切实的把握。其实，这三字诀说的就是如何“善人”的次第，而“善人”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这三字诀说的就是如何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次第问题。而通常的解释是有很大毛病的，例如不能说“富”了才“教”、才搞“教育”，如果真是这样，那“教育兴国”又如何解释？这里，教育不就排在国之“兴”之“富”前？这次第不就出问题了？
“庶”，不单单指“人口众多、人丁兴旺”，关键还指各种人以及社会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不同”。一个地方，就算满大街都是人，但清一色都穿同样的服装、同样的面孔、同样的神态，这样，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庶”；人如此，物也一样，所有商店都一个样子，所有报纸、传媒都一个样子，所有的文化都一个样子，这样也不是“庶”。上面已经反复提到，只有“不相”才能“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多样性，才能称得上“庶”。“庶”的前提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多样性，也就没有“庶”。但就像“鲁式”国家鼓吹“仁”，其实只是“假仁”，在鼓吹自由的地方，其实也是谈不上自由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多样性被“资本”的单一性所掩盖，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没有多样性的，有的只是“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颜色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资本”。在“权力资本”同一性的社会里，其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如资本主义社会般的社会里，是谈不上“庶”的。没有“庶”，其“富”也是单面的。只有“庶”了，才可能谈得上“富之”。所以，子曰：“庶矣哉！”后，接着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然后才有孔子“富之”的回答，这里的次第是不能乱的。“富”，不单单指“增加财富，经济富裕”。在上面也曾反复强调，“贫富”不能光从财富角度看，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存在着“贫富”问题，而“富之”，是综合的，包括财富、人的素质等等，都存在“富之”的问题。而“富之”必须在“庶”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不同”、“不相”的总原则下才有可能“富之”，而这“富之”是针对人的所有方面，用一个现代的词语，“富”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富之”就是使人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谈得上“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富之”是针对所有的人，如果只针对某一部分的人，那连“不相”都达不到，就根本谈上不“富”，只有先对“贫富”之相“不相”之，才谈得上对所有人的“富之”。否则所谓的“富之”就成了名言把戏，成了“鲁式”“假仁”一样的玩意了。
“教”，必须在“富”的基础上，不同程度的“富”对应着不同程度的“教”。这个“教”，在“有教无类”那一章已经指出，在古代具有“教育、政令、法令、政教、教令、宗旨、学说或学派、宗教”等含义，用现代术语，这个“教”包括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教”主要不是指通常所说的“教育、教化以提高素质”，这种意思其实已经包含在“富之”里，“富之”当然包括人的素质的提高。其实，“富”主要是针对个体来说的，“富之”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而每一个个体如何连接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的结构，也就是“教”。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可分关系，这个“教”，其实就指代了整个社会结构。“富”而“教”，其充分发展的形态就是全面发展的人自由地联合构成整个社会的结构，用一个现代术语，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构成，对西学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庶、富、教”发展程度。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庶、富、教”充分发展所呈现的面貌。只有自由人，才会有多样性，才会有“不相”而“不同”，才有真正的“庶”；只有全面发展，才有真正的“富”；由“庶”而“富”，充分发展而形成“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这才是真正的“教”。“庶、富、教”，就是不同成其大而大同。“庶、富”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教”的发展水平，只有“庶、富”充分发展，才有“教”的充分发展，“庶、富”对应的是“人不相”，而“教”的充分发展最终对应的就是“人不愠”，只有“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构成的“教”，才是构成“人不愠”世界的社会结构基础。而只有“人不愠”，才是真正的“善人”。
两千多年的《论语》和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宣言》竟然有着如此的切合，大概是那些扯老马大旗又要捣“孔家店”的人发梦也想不到的。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不仅不懂孔子，也不懂马克思，都不过是一群糊涂蛋而已。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终极意义上，伟大的思想总有着共同的维度。马克思和孔子所用的方法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由于时代、文化所引发的鸿沟使得他们似乎难以相见，而其实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庶、富、教”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揭示了两个文明所代表的最高思想在终极意义上的汇合，这也是国学和西学在终极意义上的最终交汇。孔子，万古不磨；马克思，万古不磨。站在汇合的终极意义上，马克思是真正的儒家，而孔子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跨越两千多年的握手，该来的总要来的，本ID只是成其好事而已。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2）（2006…11…05 12：05：07）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详解：本ID所解，皆本《论语》文本。文本者，文所本也。离文本，文无所本，就谈不上任何解释了。这一章，历史上的解释都是错漏百出，更主要的是，所有解释人都暗地里无意识地把孔子弄成一个疯子，经常语无伦次，突然迸出几个毫无头绪的字来就成了所谓的语录。但最具反讽的是，这些一边暗地里无意识地把孔子弄成疯子的人，却穷毕生精力来挖掘其微言大义，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解释的人疯了，所以才有孔子被如此语无伦次地糟蹋了两千多年。这种例子在上面已经有了很多，针对本章，最绝的是，在所有的解释中，“善人”都被继续当成“好人”来解释，这就奇怪了，难道“恶人教民七年”就不可以“即戎”？那希特勒、东条英机他们干的算什么？他们不也“教民”？虽然用的是纳粹、武士道的玩意，但还不是“即戎”了吗？其实，“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通常断句是错的，应该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教民”是同为“动＋名”结构的并列。
在所有通常的解释里，都把“即”解释成“马上、走向”等，“戎”解释成“战争”等，“即戎”解释成“马上走向战争”等。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孔子所说就有大问题。试想，“恶人教民三年，亦可以即戎矣。”比“善人”厉害多了。为什么？学好三年，学坏一日，历史经验从来都是“恶人教民”比“善人”有效率得多。千万别认为德国人受希特勒、日本人受东条英机蒙蔽了，那是“恶人教民”之功。几乎所有上战场的德国人、日本人，不都是满腔热情、心甘情愿？他们就没有他们所谓的理想？特别在胜利大进军时，每一个人人性里潜藏的恶倾向都有足够的环境迅速膨胀，每一个人都在狂热中迅速变成杀人魔王，这种狂热在历史上还少见吗？经历过这种狂热的人，除非有足够的反省和彻底的治疗，否则终身都不得解脱，一有机会就要故态复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一直这么猖獗？欧洲反犹太分子为什么在如此高压下还能蓬勃生长？对人性之恶的任何忽视，都是历史性的幼稚。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一章里已经说了，“善人”的语法结构是“形容词动化＋名词”。从上一章就知道，“善人”就是“庶之”、“富之”，最终“教之”。“教之”，就是“教民”，“之”指代的就是“民”，由于“教”是“庶之”、“富之”的最终落实和体现，所以在“善人”之后必须单独提出来强调“教民”的重要，“善人”最终目的就是“教民”。“教”，不是指某圣人或圣人教团从上而下的教育，而是指所有人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现代术语所说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用一个更概括的词，就是“文明”。一个社会的“文明”，指的就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表现，单纯某一方面，是够不上“文明”的，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总体，就包含在“教”里。
“即戎”，不是马上去打仗，不要把孔子当成一个好战分子，难道“善人、教民”就为了去打仗？让民去当炮灰？显然不是。孔子的战争观是站在比孙子更高的角度上论述的，这在后面有关孔子的战争观相关的章节中会有详细解释。但孔子绝不是一个战争狂人，绝没有丝毫把“民”训练成炮灰的想法。“即”，“离”的反义，所谓“若即若离”。用现代术语，“即”就是“融合、同化”的意思。“戎”，古代少数民族，指代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即戎”，就是融合、同化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上一章所说“庶、富、教”的“善人”之道最终形成的强大文明力量，可以融合、同化那些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七年，是古代的习惯用法，当时都喜欢用奇数来代表大概的数字。但无论时间具体多长，最终都会“亦可以即戎矣”。
这一章是在彰显“善人”之道的力量，“教”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善人”之道，就是“圣人之道”一个具体过程中体现的具体形式，“圣人之道”最终要使得“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当然需要融合、同化那些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这是“人不知”世界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上一章更侧重于“善人”之道在国家范围的应用，那这一章就指出，“善人”之道在全世界实现的必然性，而只有在全世界的实现，才算真正的“善人”之道。就像马克思所认为的，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孔子同样认为，作为“圣人之道”低级阶段的“善人”之道的实现也只能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大同，只能是大同天下，而不可能是某一国的大同，必然要“即戎”而达到天下大同。孔子和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相遇。
同样，孔子不畏惧战争，但他更认为，光靠战争绝不能大同天下，只有文明才是最终的力量；同样，马克思不反对暴力，但马克思更清楚地表明，暴力只是机缘偶合的导火索，没有暴力，资本主义该灭亡的还是要灭亡，但资本主义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暴力而灭亡，埋葬资本主义的只能是资本主义本身，为暴力而暴力，暴力最终只会不力而暴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孔子，同样是不相悖的。其实，在理论结构上，孔子、《论语》的“圣人之道”完全同构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运动”。如同“共产主义运动”，这“圣人之道”绝不是耶教般的先验性救赎，而是人所行之“道”，离开了人，离开每一个人，无所谓“圣人之道”，也无所谓“共产主义运动”。而《论语》，就是孔子的《共产党宣言》。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3）（2006…11…06 12：18：47）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详解：本章九字，就这“以不教民战”五字，千古以来已错解纷纷。孟轲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朱熹认为“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钱穆认为：“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李泽厚认为“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抛弃他们。”更有甚者，认为孔子是在强调国防观的教育化与普及化，强调要开展全面国防教育。哎，看这些所谓大家的如此识见，就知道何谓“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最离谱的是，这些所谓大家连基本语法都搞错了，竟然都把“不教民”当成一个词，虽然这词在语法上勉强还能说得过去，但绝对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词，在字字珠玑的《论语》中，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烂词？上面四家的意思大同小异，孟轲的解释还有点沾边，朱熹的就已经离谱了，而钱李两人简直就信口雌黄了。
把“以不教民战”解释成“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真是无稽，请问，难道用“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就是“不弃之”？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民众，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沦落到需要让“民众去临战阵”，无论是“经教练”还是“不经教练”的，都只能是军队、国家的耻辱！都是“弃之”！如果这样，直接说“以民战，是谓弃之。”不更简练？还有，纳粹以及军国主义者“教练民众去临战阵”，难道在钱大家眼里就不是“弃之”？至于把“以不教民战”解释成“不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就只能是无耻了。难道像某些国家全民皆兵、个个武装就不是“弃之”？有强大的国力使得人民安居乐业，不用为国家的安全担心反而是“弃之”？如果这样，现在的阿富汗、伊拉克一定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因为他们的国民天天都免费受到最直接的、最频繁的、最实用的军事训练。李大家的解释也太无极而无耻了。
“不教”，就是不按照上面所说“庶、富、教”的“善人”之道，“庶、富”最终都落在“教”上，“不教”，当然也不能“庶、富”。“教”，是“善人”之道，也是“民善”之道；而“不教”，只能导致“民战”。何谓“民战”？战，战栗、恐惧，这里是使动用法，“民战”就是“使民战”，使民战栗、恐惧。上面已经说过，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善人”和“胜残去杀”是相互相成的，不行“善人”之道，那只能用“残、杀”，用所谓的白色恐怖来压制，企图让人民战栗、恐惧而治理国家。“弃”，违背、背叛；“是谓弃之”，这叫遗弃、背叛民众。而弃民者，民必弃之，孔子这一章从相反的角度论证“善人”之道。“以”，本义“用”。“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那种不行“善人”之道，用“残、杀”企图使民众战栗、恐惧而治理国家的，就是遗弃、背叛民众，而最终也将被民众所遗弃。这才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真正意思，上面四大家的解释只能是笑话。
这一章，从反面更有力地论证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的必要、合理性。“胜残去杀”，不能企图用“残、杀”让民众战栗、恐惧，国家不可能因此而长治久安。但历史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不明白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稳固基础在于“民之乐”而不是“民之战”，是“使民善”而不是“使民战”。这种糊涂蛋多不胜数，《论语》里马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因此就有了下一章。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详解：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土地神的祭祀”，宰我自作聪明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而周代用栗木是为了借谐音使民战栗。”孔子听到，就告戒：“正成的事不要妄加评议，即成的事就不要徒劳劝告，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成事”，不是指已成的事，而是指正成的事，也就是在萌芽状态的，这时候，还需要观察，不能妄加评议，胡乱定性；“遂事”，马上就要成的事，已经无可挽回的，就不要徒费口舌去劝告了，这样只能产生怨恨；“既往”，已经过去的已成的事，要“不咎”，“咎”的本义是灾祸，已经成的事，如果错了，就不要错上加错，再生灾祸。这句话针对事物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应该采取的态度，但通常的理解基本都是错的，特别是最常用的“既往不咎”，把“咎”解释成“追究”之类的，错得一塌糊涂。
宰我牙尖嘴利，在孔子弟子中，是最爱用怪问题来刁难孔子的。但又经常逞口舌之快而干蠢事。鲁哀公被鲁国三家大夫压制，心里很不爽，问他“土地神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