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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发生，是三阳三阴经脉及脏腑受邪所致，故曰“六经受病”。
尢需深思者，皇甫氏论述六经，并未引述仲景之文。如此则无法判定，仲景三阳三阴概念，皇甫氏是否认为其与“六经”有着必然联系。尽管从原著分析，二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时至《诸病源候论》成书，巢氏大量引述《内经》、《伤寒》之文以释伤寒候。承皇甫氏之说，谓六经受病而为伤寒。而于六经之概念，曰三阳三阴，既有经脉之外，亦有脏腑之内，更有生理层次浅深之分。其实质是巢氏之六经概念，由《内经》经脉系统渐次扩展，已有包容《内经》三阳三阴概念诸多内涵之势。
宋人朱肱曰：“古人治伤寒有法，非杂病可比，五种不同，六经各异。”并认为六经即足之六条经脉。其说禀承《内经》之六经原意，而将手足十二经缩限于足之六经。金人成无己则以“三日六经俱病”，以释原文之“三阴三阳、六脏六府皆受病”，又明确六经为经络脏腑之总称。至此，六经概念已开始为医家习用以指代三阳三阴概念，《内经》三阳三阴概念之多种内涵皆可赋之予六经概念，以致形成后世六经与三阳三阴混称互代之局面，故有六经气化、六经形层、六经地面等诸多学说的出现。
值得注意者，后世六经概念，虽以《内经》六经为据，拓展其内涵外延而接近《内经》三阳三阴概念，然较之《内经》之三阳三阴概念，六经地面（六经地形）、六经形层等学说，在某些方面已突破《内经》之范畴，而略有扩展之势，而某些方面则与《内经》三阳三阴概念所指，不相类同，是以后世六经概念，与《内经》三阳三阴概念之间，有部位错位之现象。
五．结语
因此，我们可据形式逻辑之概念与集合加以总结：《内经》六经概念（子集）隶属于三阳三阴概念（母集），单纯指代经脉系统（手足十二经）；皇甫氏之六经（子集），较之《内经》六经范围扩大，意指经脉及相应脏腑，仍隶属于三阳三阴概念（母集）；巢氏六经，概指经脉、脏腑及生理层次，基本相类于《内经》三阳三阴概念（等价集），此时六经已具备与三阳三阴概念互换之基本条件，但其实质范围，仍小于《内经》三阳三阴概念。自此以降，六经概念范畴或缩小，或扩大、或部分错位，众说纷纭，论争不休，究其根由，皆源自医家对《内经》和《伤寒论》三阳三阴概念理解不同。
据上述可知，六经一辞，原指经脉，隶属于三阳三阴概念。随时代之进程，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以致后世六经与三阳三阴概念互混交错，但其实质仍有一定差异。须特别申明者，无论六经内涵与外延之变迁如何，其为生理概念之属性，始终未曾变化。因此，近代病理层次说、症候群说、病证虚实说等，难免有混淆概念之嫌。
六经实质小议…陈瑞春
《伤寒论》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它渊源于《内经》。《内经》所论六经与《伤寒论》的六经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学术源流看，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言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合十六卷。”据此，再结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离合论”、“玉真藏论”、“生气通天论”、“热论”、“评热论”等篇章，所论皆与伤寒六经病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尤以“热沦”和“评热论”的关系最为密切，说明伤寒六经来源于《内经》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从学术发展看，《伤寒论》六经病的名称，虽源于《内经》；但其实际涵义，所包括的六经病证治，则与《内经》并不一致。概括地说，《内经．热论》是以经脉论证为中心，从经脉循行路线和表里相关来归纳，其范围较窄，有实热证而无虚寒证；《伤寒论》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从病情属性、邪正消长的情况来归纳，其范围较广，有实
热证，亦有虚寒证。前者不能包涵后者的证候，而后者可以概括前者的证候。《内经》所论热病有论无方，而《伤寒论》有论有方，并赋予六经以新的内容，源于《内经》而又高于《内经》．
对于六经的形质，历代医家持有不同的争议，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论点：
一 、脏腑说
所谓六经实质即是脏腑，以六经病分属五脏六腑而立论。如太阳分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阳明病分手阳明大肠，足阳叫胃等等。持此论者，把六经病机械地配脏腑。用此种论点论六经病与脏腑的配合尚可，若用以指导六经分证辨证立法则缺陷甚多。例如古有三阳病多属腑，三阴病多属脏之说。如按上说而论，则太阳病发热恶寒身体疼痛的表证岂能说是小肠的病变？阳明病白虎汤证岂能说是大肠的病变？六经病仅6个提纲，如何与手足十二经搭配？在无法搭配之下，于是对每一经病提出都有经证腑证来硬配，既违仲景原旨，亦属牵强附会。故单纯地认为《伤寒论》六经病可机械地与十二脏腑相搭配，并不能阐明六经病的形质和病理。
二、经络说
所谓经络说者，即认为六经病变均与十二经脉有关。如尤在泾说：“人身十二经脉，本相连贯，而各有畔界，是以邪气之中，必各有所见之证与可据之脉。仲景首定太阳脉证曰，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盖太阳居三阳之表，而其脉上额交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故其初病，无论中风、伤寒，其脉证皆如是也。”尤氏以为六经病病变皆循经络而为病，这种说法，从六经的部分病证看是有意义的，而且论中还有“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
者，以行其经尽故也”的明文，所以把六经从经络作解，也不能是错误。但从全论来看，大多数病证与经络关系不大，如太阳病的大、小青龙汤证，阳明病的承气汤证，少阳病的柴胡汤证，三阴病的脾肾肝的虚寒证（还有三阴病的热化证，以及寒热错杂证）等，可以说与经络毫不相涉。因此，持经络说者，认定六经即经络，也就很难尽言。
三、气化说
所谓气化说者，即以阴阳消长的规律来认识《伤寒论》六经病，并且大谈“标本中气”。如陈修园说： “六气之标本中气不明，不可以读《伤寒论》。”他还把“开合枢”也扯进六经病证之中，谓为审证施治的大关键。其实，气化作为脏腑生理、病理的阴阳消长转化的规律而存在，这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把气化附会于《伤寒论》六经病，三阴三阳的病理变化，统统用气化和“开合枢”来说理，确实是有点臆想。因为“开合枢” 是经络循行的
路径，阴阳互根的变化规律，而不是研究生理、病理的重要依据．《内经》的“阴阳离合论”讨论阴阳变化，从天地阴阳开始，乃至四时生长收藏等，说明三阴三阳升降出入的道理，并不是为《伤寒论》六经专设；《灵枢》所谓某折即某疾起，取之某经，不已，又取之某经等，与《伤寒论》六经病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个学术渊源来推论，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岂有不知三阴三阳“开合枢”之说，而《伤寒论》中只字不提，可见仲只是不强调“开合枢”的。后世医家以“开合枢”的气化关系来解释《伤寒论》的原文精神，显然是不贴切的。
四、阶段说
所谓阶段说者，即认为六经病是几个不同的疾病阶段，如胡友梅说：“伤寒的六经，系病程划分的标志”，又说：“按病证发生，其过程普通分为潜伏、前驱、增进、极进、稽留、减退、恢复各期。”胡氏视《伤寒论》六经病顺序只不过是疾病的不同阶段，抛开脏腑、经络、气化而不问，无疑是失去了六经病辨证的本来意义；且阶段说者是以现代医学的病理阶段来套六经病，不能不说是相去更远。
五、区域说
所谓区域说，乃是以六经病的经脉循行，把躯体分成6个区域，划分各自的疆界。这样无形中把六经病分割开来，成了6个不同的区域，不但是失去了整体性，而且忽视了六经病理的内在联系。这种看法也嫌其太筒单而肤浅了。
此外，陈邦贤等认为“伤寒六经，实际上是6个不同的综合征。”把六经病视为六群不同的证候，以至有的学者把六经病证视为“六病”等，凡此种种对六经的不同见解，应当说是各执一端，存在着某些片面性。
总之，《伤寒论》六经病是仲景继承《内经》六经，发展成为一个辨证论治纲领，对六经病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深入地领悟《伤寒论》六经病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笔者体会，脏腑是物质基础，经络是络属联系，气化是功能活动。气化就是反应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活动和病理现象。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所以六经病实质即是脏腑、经络、气化三者的有机结合。六经病辨证是从宏观着眼论证疾病的概括，用八纲来统括脏腑、经络、气化所反映出来的病证，有其严密的统一观。
《伤寒论》“六经”的概念
廖厚泽
六经是经络论、脏腑论、标本论、逆从论……等概念的具体应用，四诊八纲无不以经络论作为论证基础。柯琴说六经非经络 之经，其说非是。
六淫之中人也，从皮部以致内舍脏腑，内外相感莫不藉经络之有机联系。故《内经》云：“邪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伤寒论》太阳病有中项中背之别，中项则头项疼痛，中背则背强几几也。阳明亦有中面中膺之别，中面则目疼鼻干，中膺则胸中痞硬也。少阳有中颊中胁之别，中颊则口苦咽干，耳无所闻，中胁则胸胁苦满，此即“中阳溜经”之意。又云“邪中于阴，从臂洐始，自经及藏，脏气实而不能容，则邪还于腑”，故《伤寒论》三阴皆有自利证，是寒邪还腑也。三阴皆有可下之证，是热邪还腑也，此岐伯“中阴溜经”之意（参见柯琴《伤寒论翼？风寒辨惑第四》）。不独六经各有伤寒，且各有杂病。故不论何种疾病，似皆可为六经所统摄，故六经非专为伤寒一证而设也。
六经实统摄十二经，以手经统摄于足经故，是一璘一支的关系。故《伤寒论》不言十二经，但只言六经，足经统摄手经也。例如，少阴病是手少阴心与足少阴肾俱病的见证，其浅者为在表，为经病；其深者为在里，为藏病，表里又可互见。又如，太阳经病即膀胱经病，其标为头痛项强，其本在膀胱与小肠也，故其入里则有膀胱四大腑证（蓄水、蓄尿、蓄血、癃闭）。而膀胱又何尝与小肠无关呢？按子午流注规律，“小肠为膀胱之上游”也。
六经又非孤立为用，又如太阳为寒水之经，阳明为燥金之经……，故有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相火、太阴湿土、少阴君火、厥阴风木等口诀。何以言太阳寒水呢？以太阳发热恶寒，始因冬不藏精而阴亏，继而为风寒所束，反作用于肾，故阴元最易为之所伤。其病因寒于外，实因阴亏于内；因寒化热，热伤肾水，故以寒水二字统其意。故太阳伤寒，桂枝汤中比佐芍、草、枣以“存津液”，太阳温病必注意清热育阴等。所谓阳明燥金者，以阳明为燥土，然何以与肺金相干呢？以肺胃在气化上关系至大，故有阳明随太阴之均衡与否而升降之说，肺气不降，则胃气亦不降也。承气汤用硝黄必伍枳朴（调胃承气汤之用神不在攻下，故不伍枳朴，仅伍以甘草，以甘缓之），他经准此，不赘，这是气化论。
以上是六经之常道观，亦即“有”部之学问。如细究外感热病之机转，从“无”以观“有”，则规律更加复杂。试观《伤寒论》论阳明有“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论少阳又有“伤寒三日，少阳脉小”之说，岂不与《素问？热论》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之说相悖乎？如果把《伤寒论》的这种论断，说成错简或传抄之误，未尝不可，如果不这样轻率，就此深入研究一下三阳经之机转，亦可导致一下几个论断：
（1）太阳为阳中之阳，少阳为阳中之阴，两样合明为之阳明，故其传变规律为太阳——少阳——阳明，故曰“阳明为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有的读者，认为此话意为伤寒传至阳明则无所复传而自愈。其实是说有死之虑，下之则愈。正因如此，在临床上是否在阳明清下之后还有可能再来一个“往来寒热” 的少阳证呢？阳明为里，里实已成，复出半表半里的可能性有多少呢？由是观之，伤寒传变当是太阳——阳明——少阳的规律了，于是就不能以《伤寒论》行文的撰次而拘其说。
（2）少阳居于太阳（表）与阳明（里）之间，是两端中的任何一点，但不必绝对是中点，可能偏于表，也可能偏于里，其具体所在，当以临床见证定之。如是说来，论少阳的口诀当是“半表里”，而不当是“半表半里”。了彻是意，方可理解少阳篇的处方大都是偏表偏里、寒多热少或热多寒少的不同见证，以药味之阴阳或其比量的不同来加以校正，以收补偏救弊之用。例如小柴胡汤，“君”柴胡以行诸药入少阳，升清以化浊；“臣”芩夏以解寒热，热盛口苦甚者，重用黄芩；寒多呕多者，重用半夏。寒多者加桂姜，热多者加芒硝、牡蛎。柴胡桂枝汤、柴胡加芒硝等汤之法，亦皆由是而起也。此丹医关于柴胡汤之胜义也。
（3）从“有”部观之，外感热病皆起自太阳，但亦有直中阳明、少阳或直中三阴或“两感于寒”者等等之类。但从“无”部观之，大可非是。人中外邪，当其始见六经形证之前，其人是否仍处于阴平阳密、天地交泰的“中和”状态呢？当然不能这样认为，故《内经》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其意也。这是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再说在外邪既中之后，尚未见六经形证之前（即在医学上处于所谓潜伏期之时），人身形证，可用六经中哪一经来解释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以上第一个阶段，当属阴阳失和，六经俱病；第二个阶段，是即少阳病阶段。盖经曰少阳属胆，为十二经之主，为三阳之枢，亦曰祖气。祖气病，则阴阳随有偏胜，枢纽病，则阴阳争战，因而发热恶寒或往来寒热，或但热不寒。由是观之，三阳传变次第，岂不该是少阳——太阳——阳明的规律吗？
以上观念非为诡辩，实有助于对六经正义之全面了解。纵观以上各论，“六经非为伤寒而设”实有胜意也。
温热家所谓的卫气营血以及三焦之说，其体仍不离六经，唯用上有殊耳。试观叶天士所谓“温病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苟与伤寒六经拘求其异，大可作许多文章，但从“体”上观之，根本则同。其所以“上受”，亦因头项部位口鼻之见证而言。首先犯肺，不亦在表吗？逆传心包，以心胃在经络“里支”乎为表里，不亦阳明乎？陆九芝所谓“自来神昏皆属胃家”，是其意也。复观叶氏所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此虽下里巴人之音，亦不过六经之变说耳。所谓卫者，不亦表乎？汗之者，不亦解表透热以和荣卫乎？在气者，治以清气诸药，不亦阳明清法下法之变称乎？所用汤剂不亦白虎、栀子、承气之类乎？卫之后方言气者，《伤寒论》不亦有“本发汗而复下之，治之为逆，若先发汗，治不为逆”之论乎？所谓清荣法者，亦下后之变证，其治主在阳明，叶氏用犀角、元参、羚羊角，是适应温病热盛之特征的用法，其法可采但非必采，不论如何亦不能说神昏不在六经之内。所谓“入血直须散血凉血”者，所用丹皮、地黄、知母、百合不亦在《金匮》中有之？所用加减复脉汤不亦《伤寒论》之炙甘草汤去归、桂之类乎？所加“甲”者，不亦在伤寒火逆变证之中乎？总而言之，不能因治方之异，而说明卫气营血与六经正义有何本质的不同。至于吴鞠通《温病条辨》的“三焦”论治立说，其实全书无出仲景绳墨之外，“新瓶旧酒”徒乱后学耳目，无甚可取。王孟英说他“未读《内经》”，徐霖说他“医道罪人”，诚属正见。况吴氏尚不知三焦在名象上究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