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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智慧-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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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老子讲了一个“推举”和一个“不厌”。不厌是不厌恶,就是喜欢,爱戴。由于人民群众的爱戴而被推举为领导的,为什么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推举呢?因为他在人民群众的上面,人民群众不感到有压力,他在人民群众的前面,人民群众不觉得有害。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情愿跟着他走。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无私的贡献,施德于民,而得到人民的爱戴,这是没有人能抢夺得去的。

  老子第六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68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

  战争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的。而善战者,不争。这个不争很有不作短兵相接的正面冲突式的战争的意义,与老子“以奇用兵”的话,正相呼应。这也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相呼应。简言之,就是要先用一切方法,使敌人腐败混乱,失去民心,等一切布置成熟之后,一举而歼灭之。绝对不可专依赖短兵相接的作战方式,侥幸取胜。因此,善战者用兵,表面上看不见战争,好像是不争,这是千古不易的作战原则。

  老子第七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68章:“善用人者,为下。是为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人生在世,不是人用,就是用人。而能用人的人,当然是有了一定的局面,是个人上之人。老子说: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样说法,简直不能再强调了。千古以来,用人不但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艺术,更是难得不得了的事。有些人上之人,对部下,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吐他一脸吐沫,打了几个巴掌,踢上几扁脚,甚至绑出去砍了。这是“以威镇之”的权术。韩非子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教那些人上之人怎么样用法律去辖制臣下,并且加上怎么样用“术”,怎么样用“势”,去钳制部下,他的“法治学说”对于统治者来说如虎添翼,结果他自己被老同学李斯,用法、用术、用势,糊里糊涂地害死了。韩非子自以为懂得老子,居然还写了《解老》《喻老》两篇,只是老子这个“为下”两个字没有进到脑子里去。但凡能用人越多,则地位越高,权势越隆,财富越大,到做了皇帝,则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争”,争到最极,莫非是要抢皇帝来做。俗语说:“拼着一身刮,也要把皇帝拉下马。”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自封为王还不足,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皇帝下面的侯王,在他的区内,土地人民也都是他的私人财产,予取予夺,为所欲为。譬如,素以美男子著称的齐景公忽然叫左右,把他驾下有一个羽人(就是很小很小的官员,大概是个卫士,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姓名。)给绑了,随后,吩咐刀斧手,把他推出去砍了。晏子听说齐侯要杀人,三步当成两步,急忙赶了来,问:主公为何杀人?景公说:这个羽人老是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我,我问他,他说是他爱上了寡人了,他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爱我?晏子说:我听说抑拒人家的欲望,是无修养;藐视人家的爱慕,是不吉祥。再说,堂堂齐国,哪有爱人家要被杀头的法律呀?景公听了,再仔细看看羽人,长得挺不错的。就“喔”了一声,说:那就叫他陪我洗澡,顺便替我擦擦背呀,抱抱我什么的吧。

  老子把“为下”作为“不争之德”,古今中外能体会得最深刻的,莫若耶稣。当他的门徒在一旁争执,谁要做什么,谁为首,谁为大时,耶稣对他们说:“世界上的人,都有他们的君主管辖他们,他们是君王、大臣的佣人。可是,在你们中间,谁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谁要为首,谁就要服侍众人。于是他们都停止不争了。”(《马可福音十章41节》)。

  老子第八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73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宇宙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不得差错分毫。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也得按照规律而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太阳,月亮,地球,各按各的轨道运转,试想如果地球一旦提出要往相反的方向转,那还得了?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8章),“我无事,而民自富。”(57章)。古今学者们都把“取”字,训为“治”字,把“无事”解为不勉强从事,或不做扰民之事。其实,按照规律办事,就是无事;不按照规律办事,脱轨乱撞,节外生枝,就是有事。历史证明,有些人常常会自作聪明,脱轨乱撞的,可是不久那些“肇事者”灰飞烟灭之后,社会又自然回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当“肇事者”轰轰烈烈的时候,宇宙规律好像并没有站出来,与他相争,而是好像采取极端放任的态度。奇怪的是,不久,回过头来看看,宇宙规律却是“不争而胜”。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23章),不正常的情形,还是短暂的,不久,又回复正常。“天网恢恢,疏而不失。”(73章末句),这句话是天道不争善胜的总结,意义深长。

  老子第九次说“不争”,是在《道德经》第81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句话是整本《道德经》的结尾语。它既是总结,也是临别赠言。一个人读过了整本《道德经》,怎么样也应该受到了老子的熏陶,多少也必然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果有所进步,借着“道”,人生必然有所进化,升华到更高层的境界。人本来和其他生物一样,“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人进化了,升华了以后,懂得了还有比原始本能更高明,更有效的方法,运用得好,就能达到完善和理想的境界。在老子说:“为而不争”之前,他还说了:“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然后就是“人之道,为而不争。”就是说圣人不必为自己去积攒什么,因为圣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百姓好,既然为了人家,自己反而得到的更丰富。圣人总是对人施予,反而给掉的越多,自己的收获也越多,这是一个宇宙的规律。宇宙的规律就是“施德予人,而对人无害”。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因此,人道不能违反天道,人若懂得去“为人”,施德予人。德者,得也。自己自然也必然丰盛无比,施予得越多,就越丰盛,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地再去争夺,这是自然而然更高明,更容易,更有效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天下既有争着为尧、舜的人,也就有不争而为许由、巢父的人。有人终日孜孜于治国平天下;也有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而怡然自得!

  也有人说:上面老子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因为所谓圣人施“德”于百姓,而那些百姓并不一定有资格来承受那些好处。天下百姓多的是“刁民”“恶蠹”,一味对他们好是不对的。这是历来暴君们的口吻,桀、纣都说过这样的话,作为对人民剥削,凶狠残暴的借口。老子认为,那些凶狠残暴的手法都是“脱轨乱撞”,违反宇宙规律的现象,历史证明他们很快就都失败或过去,不值得这样去做。“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民里面虽然有败类存在,那不过是“爵火之光”,恶人自有恶人磨,何况国家还有正常的法规相绳。“以正治国”,并不纵容宵小不法。可是,如果君主当了败类,其影响之大,则不可限量。上头小小贪污,下面就会大贪特贪;上面小小腐败,下面就会大腐特败,成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何况上面凶狠暴虐,那就举国若狂,成了禽兽世界。这是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学样,一定还会变本加厉。反过来说,如果上面“一切为人民”,下面也就自动仿效,全国都一切为人民,人人相为,就是安平乐泰。国家就有希望成为天堂般的“文王百里”,所以老子从历史客观的例证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情字的意义包括色情或专门任用亲戚故旧。)而民自清。”(57章)。都是“责成”高高在上面的圣人们,从“我”开始,而不去责成嗷嗷待哺,终日胼手胝足的老百姓。

  肩吾问孙叔敖说:“你三次被任命为令尹(宰相),见不到你得意的样子。三次被免职,也见不到你忧郁的样子。现在看到你的气度,的确是怡然自得,我想请问你如何能够这样悠游呢?”孙叔敖说:“我并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任命来了我没法推辞,任命去了,我也无法留住它。这种进退得失,并非我之所能左右,我又何必去为它操心?令尹与我,何者可贵?如果以令尹为可贵,则与我无关;如果以我为可贵,则又与令尹无关。我的心里有我更重要的事,哪里还有工夫去忧心那些身外之物呢?”孔子听到了这话,就说:“古代这样的真人,是真有智慧的人。美色不能侵淫他,盗贼不能窃夺他,连伏羲、黄帝也不能得他为友。生、死都不能影响他,何况一点爵禄啊?这样的人,他神游时,泰山也挡不住,深泉也浸不湿他。即使屈处他于卑贱,也困不了他,因为他的精神充满天地。这就是:既以与人,己愈有啊!”(《庄子·田方子》)。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十讲 完全成功的八字诀
 
(美)张绪通
 
  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中国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能对人言无二三。西方人也常埋怨着说:上帝是个骗子,他巧妙地制作了一个缥缈的信仰,要人疲于奔命,又吝啬得连一点虚空的安慰都不肯给人。因此诗人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样无奈的吟咏。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谜团,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能看到的层面里的东西。当人们正在无边苦海里浮沉的时候,老子撒下了八根“救命草”,让我们顿时有了凭借。就是智、明、有力、强、富、有志、久、寿八字诀。

  老子在《道德经》第33章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般父母师长会教导我们说:你一定要有智慧,或必须做个有智慧的人。以下就没有了下文,那句话就成了口号性的格言,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智慧,或怎样才能有智慧。老子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提一个空洞的口号,教人去瞎摸索。他无论提出什么命题,总给人一个方法。甚至先给了方法,才提出要求。绝不像人家,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给别人,叫他去疲于奔命,自己又高在云端,好像很神秘,很了不起似的袖手旁观。譬如,你必须有智慧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要求,更是一个难题,可是如何才是智慧,怎样才能有智慧,他却早已先告诉人们说:知人。知人就是智慧,能知人才能有智慧。这是读老子书,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他既不以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模糊地强加于人;他又不卖关子。

  1.知人者智。

  有了“知人”这条线索,就容易寻索了。人是最不容易知的东西,所以孔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裂御寇》)。很早以前,姜太公就说过: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有的外貌似愚钝而心思睿智,有的外表似严正而其实不肖,有的形似温良而心底卑猥,有的貌似恭敬而心怀叵测……复杂纷扰是人的世界,而没有人却又没有了世界。因此,人为人出了一道永远无尽的难题:上自国家政府,用对了人,就能富强致治,用错了人就会贫弱丧败。下至个人交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人的存亡成败也完全与知遇密切相关。太公有“知人八法”,内容大致包括在孔子的“九徵”之中。所谓“九徵”是:①远使之而观其忠,②近使之而观其敬,③烦使之而观其能,④卒然问焉而观其知,⑤急与之期而观其信,⑥委之以财而观其仁,⑦告之以危而观其节,⑧醉之以酒而观其侧,⑨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他说:“九徵至,不肖人,可得(抓到)矣!”(《庄子·裂御寇》)。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各种方法来测验一个人。譬如曹操使关公与刘备的妻子同住一个房间,就是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关公在门外站了一夜,通过了这项测验,以此曹操尊敬关公。历代有人讲究观察、考验人的,不外都是用此类的方法。话虽是这样讲,而事实上用尽了这些办法,也并不能够真正侦察出一个人的真伪来,譬如,行刺手要离能捉飞鸟,力能擒兕虎的公子庆忌。要离自断右臂,让吴王阖闾杀了自己妻儿,才假意去投靠庆忌,再经过了庆忌的反复九徵考验,一一通过,终于得到信任,而达到了刺杀庆忌的目的。可见通过“九徵”的测验,也未必一定能靠得住。换句话说,只一味讲究怎么去观察和认知世界上的人,即使用尽了一切可行的方法,也不见得就能得到真实的效果,很可能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以为已经掌握住了别人,却让自己更容易上当罢了?

  西方企业里用人,常常参考“星座”。这和中国的生肖差不多一样的无稽,所不同的是:生肖十二年一转,星座是十二个月一转。我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百事可乐的女主人翁Ellen Campodonico夫人,在我们闲谈中,常常说:双鱼座的人不能用。有一次我用了一个双鱼座的人,她知道了还特别来关照我一定要小心,最好把他炒了。不久这个人出了个大纰漏,所幸防范得早,损失不太大。这很可能只是个个案,并不能以一概全。不然,以“星座”来认人,似乎有点太简易了吧?而且凡是不幸生为双鱼座的人,岂不都遭了殃。逼到后来,不是他坏也是他坏了。其实,人的忠奸善恶,很难有一定绝对客观的标准。譬如韩非子曾比喻,一个人不见了铁釜,疑心是邻居偷的。于是越看这邻居,越认定是他偷的。后来铁釜找到了,就越看这邻居越不像小偷了。他又以卫灵公来作比,卫灵公宠爱弥子瑕,弥子瑕有一次吃着一个桃子,觉得很甜,舍不得吃完,就把剩下的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就到处对人夸耀,说:你们看他多好,多么爱我,连个好桃子都舍不得自己吃完。弥子瑕的母亲得了急病,他急着看母亲,就顾不得卫灵公的同意,驾着卫灵公的车子走了。卫灵公说:你看,私驾君主的车子,是犯重辟的,他都顾不得了,他多孝顺啊。后来卫灵公不爱弥子瑕了,掉过头来说他欺君妄上,于是分桃、驾驭两罪俱发,把他斩了。如此说来,所谓“知人”,主观心理占很主要的成分。而一个人的表现,与他背后的客观环境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人的行为,很可能是在哪个特定时空,条件,环境的情况下,他有不得已非这么做的苦衷。因此,“知人”是不可以专从平面或表象上去认知,而需要从包容,体谅及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27章),就是说:圣人时常怀着帮助他人的心,因而世上就不会有无用之人;有爱惜物的心,就不会有无用之物。善人是不善人的表率;不善人是善人的资材(不善人是使善人成为善人的条件,没有不善人就不会衬出善人。)。如果不知道尊重表率,不爱惜资财,即使被称为智者,也还是个大糊涂。由此可知,要完成老子“知人”这一个命题,一定要引出下面的“自知”才行。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完人,知人,并不是拿着显微镜去审察人家就能达成任务的,而“知人者”才是关键。

  2.自知者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微妙玄通,还是明白四达,说的就只是“人之情,事之理。”简单地说就是通情达理。世上的一切,合理的才能存在,而合理就必须合情。只有通情达理之人,才能衡量出别人是否通情达理。列子有一个故事说:秦国姓逢的人有个儿子,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之后突然得了“迷惘”的病症。听到歌声以为是哭声,见黑以为白,闻香以为臭,尝甘以为苦,把非当成是,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有个姓杨的建议说:鲁国有个能人,或许可以治好你儿子的病。于是姓逢的就启程到鲁国去,经过陈国,遇见了老子。他把儿子的病症说给老子听,老子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儿子真的得了“迷惘”的病呢?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弄不清是与非,更被利与害所迷惑。只是大家一样,就没有人能觉得出来罢了。再说一个人迷惑,害不到全家。一家迷惑,害不到一乡。一乡迷惑,害不到一国。一国迷惑,害不到全天下。如果全天下都迷惑了,还有谁来说那是病呢?如果天下之人都像你的儿子一样,恐怕那个病的反而就是你自己了。至于哀乐,声色,臭味,是非等等,都是主观性很强的东西,谁能去匡正谁呢?就连我这么说,未必人家不说我是迷惘病的患者呐。何况鲁国的那个能人是最最迷惑于是非,颠倒于利害的人,他怎么能治得了你儿子的病啊?你不如背起你的干粮,快快回家吧!(《列子·周穆王》)。这段故事虽是寓言,不过也很能耐人寻味。

  现代研究认为人的认知可分为四等:普通平面的认知、辩证的认知、深度立体的认知和超时空的认知。有些学者认为对事物的认知,早已脱离了三度空间,现在已能达到十一度空间了。科学已经发展到连自己的界限也不分明了。其实在《庄子·秋水篇》里就早已说得非常清楚了。因此,天下没有绝对的完人,一个人即使在这里是个完人,在那里可能是个罪人。在此时是个完人,在彼时可能是个罪人。在这群人中是个完人,在那群人中可能是个罪人。对事物的认知必须先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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