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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曰：‘不当若是耶？’”又引魏氏春秋曰：“（玄）风格高朗，弘
辩博畅。”又引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方正第五）
“夏侯太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
入至堂户。太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同上）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
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雅量第六）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
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赏誊第八）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
止第十四）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
之将崩’。”（同上）
由上引资料，总括夏侯玄的性格是高贵、涵蓄、不肯随便，仪表极为端
雅。因此遂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世说识鉴第七注引傅子）成为“一
时之杰士”。（识鉴第七，荀粲语）这在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及注中，也可
以得到同样材料。陈寿著书于晋代，对夏侯玄多有微辞，然不得不称许其“格
量弘济”。
与夏侯玄同被诛的李丰，也是与夏侯玄同被时人所品题的名士。上引世
说容止，将二人风仪相提并论，不仅表示时人心目中二人地位均等，而且说
明了二人关系的密接。魏略：“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黄初中，以父任
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
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
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
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
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耶？’”（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说容止注
引略同。）可知李丰在正始名士中地位的高贵。
然而夏侯玄与李丰在司马氏的论客傅嘏的眼中看来，却是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他说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三国志卷二十一
傅嘏传注引傅子，世说识鉴文字略有出入）又说李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
而味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傅嘏传注引
傅子）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对立中，夏侯玄以与曹氏累世姻亲，关系密切，
司马氏对之当不存拉拢的幻想，故打击极重。曹爽败后，被召为大鸿胪，又
徙太常，抑绌不得意。而李丰则在曹爽秉政时，从骑墙面目出现，“依违二
公间，无有适莫”，被讥为“游光”，司马氏对之，尚希冀其终能为己用，
予以亲待，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仍奏以为中书令，可知个中消息。然而李丰
终以儿子韬选尚公主，连姻国家，思附至尊，遂与皇后父张缉结谋，欲诛大
将军司马师，而以夏侯玄代之辅政。结果，谋泄，事败，于嘉平六年二月同
被诛。三月张后被废，九月魏帝被废为齐王，送归河内。这一政治波澜，胜
利的结果为司马氏所得。
紧接在夏侯玄李丰被诛之后的第二年，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毋丘俭及扬州
刺史文钦又以谋反闻。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曹爽之邑人。”
正元二年，“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三
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俭钦等表陈司马师罪状十一条，其中便有涉及诛李
丰张缉，及废帝后的事：
“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
拉杀之，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
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
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
奸慝，人神所不佑，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
追送齐王，悲不自胜，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
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强催督遣，
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三国志卷
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139
其中有涉及司马氏对待魏室诸王的办法一条，意义尤为深长，不但可以
窥见司马氏用心的周密与手段的凶狠，而且可以看出统治阶级集团内讧对于
财产关系的重视态度。
“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疆势，以逞奸心，募取
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
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目模Р怀桑渥锸灰病！保ㄈ�
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
据三国志卷四，齐王芳被废归藩的时候，也被送河内安置，而不令其归
本国。因此，河内（邺）便不啻是魏宗室诸王公的集中营。但是也因此，环
绕在河内周围的一些地方，便成为魏室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点在下文详论）。
对于毋丘俭文钦的反叛，司马师为了新割目瘤，原想不亲去征讨，可是
傅嘏与王肃却劝他，他才亲自去了。三国志傅嘏传：
“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
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
——注引魏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
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
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
请舆疾而东！’”
傅嘏的“淮楚兵劲”一语，充分反映毋丘俭文钦军力的强大，相形之下，
司马氏是相当危殆的。“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这紧
急的呼号，终于把司马师的决心唤了起来，不顾目瘤的创痛，亲自舆疾而东
了。
俭钦失败之后，司马师因目疾恶化，死在军中，在形势仓皇危难之陈，
又靠傅嘏与锺会的合谋，把军政大极安稳地转移到司马昭的手里。傅嘏传：
“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注引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
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
在锺会传里，更写得清楚：
“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锺）会从，典知密事。卫
将军司马文王（昭）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
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
之援，会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
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
中诏说的话，正反映着在司马师死后，军政大权的归属尚在徬徨危疑，
动摇未定的时候，曹氏方面预计乘机剥夺司马氏大权的计谋深远的策略布
置：一面把司马昭稳住在许昌，一面叫传嘏统军还洛阳。然而傅嘏与锺会却
没有接受诏命，把军权交给司马昭，跟着昭率领大军，径到洛阳来了，这样，
便安住了司马氏的天下。在晋书卷二景帝纪与文帝纪，也有同样的记载：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文钦之子）鸳之来攻也，惊而目出，
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使文帝
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景帝纪）
“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
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
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为大将军，加侍
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文帝纪）
原来在司马师大军东征的时候，后方不得不叫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
阳”，直到军中疾笃，才以卫将军身份遄赴许昌，接统六军；而朝廷却又叫
他就此留在许昌，把六军交传嘏带回来。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形势，是没有
一个时期缓和过的。
甘露二年至三年，司马氏所讨平的征东大将军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
乃是司马氏所削除的最后一个国内的军事异己势力。这一次军事行动，司马
氏动员了二十六万众，历时大半年，自甘露二年五月，至次年三月，乃克平
定，是颇费了一点力量的。大敌清除之后，司马昭在军事上，乃大大地采用
怀柔的策略。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
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
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吴众悦服，江东感之。”
所以注引习凿齿的话：“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
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
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诸葛诞、文钦、
唐咨），大虏吴众，席卷淮南，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
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
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
天下其孰能当之哉！”语气虽不免赞扬过分，然而也相当把握到司马氏策略
转变的客观上的要求与效果。因为国内在那时，已不复有强大的军事敌对力
量存在了。
诸葛诞在明帝朝，为“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收名朝廷，
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扬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
正始初（曹爽秉政），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
经过王凌、毋丘俭诸役，诞以功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转为征东大将军。
“诞既与玄扬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
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
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
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
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
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
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
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毋丘俭之败，文钦亡至吴）俱来应诞。
从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三国志卷
二十八诸葛诞传）
世说品藻第九，有论诸葛氏的文字：“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
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
名。”又三国志本传注引世语：“司马文王既秉朝政，是史贾充以为宜遣参
佐慰劳四征，于是遣充至寿春。充还，启文王，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
所归。今徵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徵事迟祸大。乃以为司空。”又注引魏末
传：“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
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
欲以魏室输入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可知
诸葛诞原为正始名士，与夏侯玄邓扬友善，思想与司马氏先已蹊径不同；其
后在禅代问题上，输忠魏室，自然不能为司马氏所容。
司马氏跟魏室政治中枢的最高权力象征皇帝的直接冲突，是在高贵乡公
甘露五年。据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
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
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
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
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
更深之耶？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
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
之备。帝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
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
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
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
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
臣之罪也。’”（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结果，以太后下诏，罪高贵乡公
不孝，说他是“自陷大祸”，结束了这紧张的一幕。这是双方政治矛盾发展
的极致，从而，强有力的一方突破了表面均衡的矛盾，以压倒的力量，表现
出向一方倾欹的优势，宣告了司马氏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
（三）嵇康在政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身世性格
现在，我们要问，在上述一连串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嵇康是怎
样与这种斗争结会着的呢？换句话说，在这种斗争中，嵇康的思想行为，表
现看怎样的一种姿态的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于了解嵇康的身世与性格，
有甚大帮助。
我们已经知道，嵇康的姓氏有着很大的疑问；嵇康与魏宗室，有着乡里
的与姻亲的两重关系；嵇康妻与何晏妻，在血缘上有着接近的关系。现在我
们要进一步指出：
第一，嵇康的思想与四本论中的王广相近，王广主张才性离，嵇康主张
“明胆殊用，不能相生”，“明胆异气，不能相生”，“元气陶铄，众生禀
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明胆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爱憎属我，贤愚属彼”，“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无哀乐论）他似
是四本论离异的一派，换言之，是党于曹氏而拒斥司马氏的一派。
第二，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书三十三，列传第三，
何曾传，何曾谓司马昭语），而阮籍嵇康等居丧饮酒食肉，非毁礼法；司马
氏企图以强暴的力量夺取魏之天下，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以为“在
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山巨源绝交书）；司马氏欲借禅让以
文饰篡夺，而嵇康“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朝廷任用王凌、毋丘俭、
诸葛诞于外，而司马氏一一加以剪灭，嵇康则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
无罪，为王凌毋丘俭等张目。“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卒遇大变，不
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
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侥祸也。”（管蔡论，这又与高贵乡公问博士语
互相呼应。）他在行为言论上，特别是言论上，处处直接诋呵司马氏的政治
行为与治术，终于以吕安不孝罪，被引入狱。司隶校尉“锺会廷论之曰：‘今
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
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
康闭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文士传）这是以思想罪论诛的，表现了专制
主义特别手法。
第三，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三国
志王粲传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
不可，俭亦已败。”这记录过于简略，我们无法获得更详尽的材料，以说明
嵇康在当时如何作政治军事上的反司马氏的活动。但我们从侧面却有很多材
料证明嵇康是当时一种运动与风会的领导人物，而这种运动与风会是反司马
氏的。三国志王粲传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这“尚奇任侠”四字，说明嵇康是个活动分子，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一个仅
仅“好言老庄”的玄虚人物。据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
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太学生数千人与当时豪俊为
之请命，随之入狱，这事实指明嵇康的社会关系的不平常，与三国志所说“尚
奇任侠”是可以互相发明的。嵇康虽为谯国人，而大半生时间，是在河内郡
度过的，偶然也居住在洛阳。（世说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曰：“所知王濬冲
（戎）在襄城（属河内郡）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可知在河内住居
甚久。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
又世说言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嵇康）在学
写石经古文。”可知康亦偶至洛阳。）河内为魏宗室所居，洛阳系帝京所在，
都是政治神经最敏锐的地方。嵇康在河内，与阮籍山涛王戎等周旋，所谓竹
林七贤这一种任达放诞的风气，便是在这里形成的。水经注清水注：“邓城
西北七贤祠，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阮籍等同居山阳时，人
号为竹林也。水南径邓城，名之为邓渎。”则七贤所傲嬉的竹林，所谓“把
臂入林”的竹林，即在河内。而所以要任达放诞，住在山阳（属河内），据
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则是为了拒绝司马氏的辟召。“大将军尝欲辟康，康
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地。”则这一种避世放诞的
行为蔚成一种风气，乃是消极的使司马氏无从辟召，抽空司马氏的政治班底，
使它的力量无由壮大的一种不合作行为。在这一风气下，以七贤为中心，团
结了好些人物。如吕安，赵至等都是七贤以外的人物，而与嵇康一道同风。
（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