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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爆炸，足见这种分离式泳衣在当时的处境。比基尼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与恐慌，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泳装尽管上下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但那最多也只能让人看到几英寸的身体。
而更早的泳衣是有幸穿上比基尼的人所无法设想的，有资料记载，直到20世纪初，女式的泳衣依然拖着笨重的裙裾，有的裙摆边长甚至达到8英尺8英寸，下水后湿重接近30磅，一位游泳教练在试穿了这样的泳衣之后惊讶地写到：“我在穿上了这种游泳衣以后，才意识到几尺多余的布在水下能引起的危险。这种游泳衣非常宽大，四面八方都好像有东西在牵着我。穿着这种游泳衣游一百码会使我像穿着平时的游泳衣游一英里那么累。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使我感到奇怪的不再是为什么没有几个妇女游泳能游得好，而是她们竟然能够游泳。”
1920年，一种有袖子和护腿的连体游泳衣终于被时装评论家所接受，但政府的立法机构仍然通过法律严格地禁止了这种“放荡”的服装，并规定女人在海滩上的穿戴必须覆盖从颈部到膝盖的部位，不仅如此，她们还要穿上丝袜和鞋子，甚至里面还要穿上紧身胸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些真正想游泳的女人便不得不冒着被起诉的危险，直接穿着内衣下水。以下的这段法庭记录便是因一位穿内衣下水的妇女而起的，这样的对白在今天看来颇具喜剧色彩：
法官：你曾在公众场合没有穿衣服。
被告：大人，我当时穿着内衣在海里游泳。
法官：这正是问题所在，太太。你对此有何解释？
被告：大人，那天天气很热，而沿岸的海水看上去很凉快，令人很想游泳。
法官：你当时头脑很清楚吗？你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认识吗？
被告：是的，大人。我对此有清醒而愉快的认识。
法官：这张照片说明你没穿衣服。想一想吧，太太。如果其他妇女以你为榜样，那么她们还有什么大胆的事做不出来呢？
被告：是这样的，大人。
如此这般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12年，直到一位叫范妮·杜拉克的女子穿了一件半长腿的无袖连体泳衣游出现在奥运会的游泳池里。毫无疑问，这种无所牵挂的泳衣使她游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游泳逐渐成为女人们喜爱的运动，而不仅仅是在沙滩上装装样子。
1930年代日光浴的流行，促使泳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背带替代了袖子，裤腿变得越来越短，领口也越来越低，弹性纤维、醋酸纤维和人造纤维等新面料的发明，为制造合身的泳装提供了新的可能。
泳衣的革命到了比基尼时代应该算是彻底完成了，我们无法想像再进一步会是什么样子。比基尼引起的骚动是可以想见的，它不仅遭到保守国家的抵制，甚至好莱坞也不敢接受这么大胆的暴露。1952年，当澳大利亚设计师保拉·斯塔福德试图将比基尼引入黄金海岸时，立刻遭到警察的袭击，当时的报纸记载了这一事件：
（比基尼）引起了轩然大波。海滩巡查约翰·莫法特立即就抓了一个穿着保拉设计的短泳衣的模特。“太短了，”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叫着，一边押送着这个模特离开海滩。保拉并没有被吓倒。她让另外五个姑娘穿上比基尼泳装，通知了当地报纸并邀请了市长、一位牧师和警察局长。什么事也没出，但她却取得了惊人的宣传效果。
保拉的胜利也就是比基尼的胜利。比基尼迅速成为刚出道的女演员们展示身材的绝佳工具，玛丽莲·梦露、Rita Hayworth、Diana Dors、Jayne Mansfield等，都曾穿着这种小布片在镜头前欢快地扭动过。这其中，最著名的比基尼女郎应该是瑞士女演员乌苏拉·安德斯（Ursula Andress），1963年，这位初涉影坛的女演员在与辛·康纳利合作的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铁金刚勇破神秘岛》中浮出水面，她穿着当时最棒的白色比基尼，腰上围了一圈子弹带，还挂了把手枪，大面积的裸露加上野性的装扮令人过目难忘。比基尼终于成为时尚杂志夏季销量的重要保证流行至今。
第五章 革命，以革命的名义
1、 玛丽·奎恩特的迷你风暴
对于那些向往新事物的年轻人而言，能与玛丽·奎恩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件幸运的事，否则很有可能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穿迷你裙的快乐。正如A·布莱克和M·加兰德教授在他们的《时装历史》一书中所说：“伴随着玛丽·奎恩特在伦敦英王大道上的‘巴萨’百货店开业，时装史上一个始料未及的崭新一页开始了。”
的确，1960年代之前的设计师很少顾及到年轻女子的感受，他们总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成年女性奢华的礼服、晨衣以及套装上，而青少年的服装几乎无人过问。在这样的情形下，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一经推出即风靡全球，便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1934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玛丽·奎恩特是一个教师的女儿，十六岁就读于伦敦金饰学院绘画系，毕业以后在女帽商埃里克的工作室里工作。那时她便注意到，年轻的女孩们除了母亲的老式衣服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可穿。所以，当1955年玛丽·奎恩特和丈夫在英王大道上开设了第一家“巴萨”百货店时，他们首先瞄准的，便是青少年的时装市场。
刚开始他们出售其他设计师的服装，但很快发现并不好卖，于是她打算自己动手。这桩生意完全是“现炒现卖”——衣服在晚上做好，第二天把它挂到店里，通常不到下午六点就卖光了。据说那个时期的奎恩特很怕她的顾客，所以总在柜台下面放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来为自己壮胆，二来也可以讨好一些好酒的客人，以至于芭萨店有时热闹得像个酒吧。
1959年，英国的画报上刊出了一款超短的裙子，这便是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尽管“迷你裙”在当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但即便是一点微弱的震动，也足以引发服装界的强烈地震了，要知道，1953年迪奥只不过将裙子下摆剪短了几英寸，就引起了舆论界一片哗然！而玛丽·奎恩特如今的口号干脆就是：“剪短你的裙子！”
这时的英王大道已变成“垮了的一代”聚集地，那些身穿奇装异服的少男少女们，他们蓄着长发，穿着紧身裙和黑白丝袜四处招摇，使英王大道成为众人侧目的地方。毫无疑问，他们需要新的形象，新的装束将为他们的自由精神找到更加适合的表达。奎恩特摈弃了传统时装展示会的沙龙氛围，让模特们在爵士乐的强劲节奏中自由地走动。在年轻人的眼里，她的服装几近完美，简单的款式、明快的线条、大量的几何形设计使得迷你裙极具波普意味。在面料的使用上也十分前卫，她甚至尝试用聚氯乙烯制作小雨衣和单件的衣服。
1960年，玛丽·奎恩特来到美国，美国人自由、开放的性格鼓舞了她的设计构想。1962年她设计的第一个系列刊登在美国的《时尚》杂志，立即受到了当地青年的欢迎。次年，奎恩特的“活力集团”公司宣告成立，以“迷你裙”为代表的少女时装猛烈地冲击着世界时装舞台。这股被史学家称之“伦敦震荡”的新浪潮，伴随着皮靴、“嬉皮士”长发的流行，给时装界带来全新的面貌。当然，有一个地方不在其列，那就是远在东方的中国，那里正在经历的另一场震荡更加剧烈——“文化大革命”将这个国家的人们划在了世界时装格局之外。
1960年代的西方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变革的世界。那时的青年大部分在战后出生，这批被称为“战后的孩子”生长在和平富足的环境里，没有经历过经济萧条，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滋味。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善于思考，但现有的一切又使他们惯于消费和享乐。他们藐视一切传统，反抗所有的成规，崇尚自由，强调个性，期待着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奇的服饰成为他们最直接的代言——从以运动衫、牛津裤为特征的存在主义者，到五十年代“垮了的一代”、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无不以异于常人的装束来表示对传统的摈弃。
1965年，迷你裙和太空时装以更加强劲之势风行天下，奎恩特进一步把裙下摆提高到膝盖以上四英寸，这种被誉为“伦敦造型”的小裙子终于成为国际性的流行样板，被青年人狂热追崇。成年女性也以惊羡的目光接受了这一变革，各种款式的迷你装应运而生，新一代的设计师皮尔·卡丹、古海热、圣·洛朗、安伽罗等也都相继推出风格各异的迷你裙系列。甚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也为此推波助澜，这一年她访问美国，欣然观看了纽约时装机构为她举行的大型迷你裙表演。
这的确是个五花八门的时代，长发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工装裤跻入了时装行列，迷你裙大放异彩，年轻人的肉体展露成为性解放运动的突破口，比基尼泳衣、无性别和无上装服装都是这个年代的疯狂产物。即便是最保守的高级时装店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拿起剪刀，悄悄地剪短了裙子的下摆。玛丽·奎恩特乘胜追击，又设计了雨衣、丝袜、内衣、游泳衣、鞋子以及化妆品。到了1970年代，她的产品已涉及室内家具、床上用品、针织服装、领带、文具、眼镜、玩具、帽子等。这位靠小裙子起家的设计师很快成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由一个仅有二十台缝纫机的小作坊，发展到年收入一千二百万美元、拥有百余家时装商店的大企业。这些分布在全英国的时装店专营摩登且价格适中的时装、起皱衬衫、闪光的紧身运动衣等等。
1969年，迷你裙终于在“最后的疯狂”中演变为一种极短的紧身热裤。1971年，“伦敦造型”逐渐式微，裙摆急剧下降，新一轮的时尚又重新开始。
有趣的是，尽管时装界对于谁是“迷你裙”的真正首创者一直争论不休，被称为法国青年象征的古海热也坚持说：“我才是发明迷你裙的人”，但人们仍然将“迷你裙之母”的桂冠戴在了玛丽·奎恩特头上。对此，玛丽·奎恩特的回答或许比任何人都聪明：“迷你裙在法国是如何的……我不知道，而且这恰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时髦的装束，依我所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迷你裙并不是我或古海热发明的——这是由街上的少女设计的，设计家只是简单地预见到人们所要想的。”
2、旗袍·月份牌·过滤嘴香烟
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强烈的色彩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因为这会使它的穿戴者一下就从灰蒙蒙的人群中区分出来，并被视为异端。所以他们喜欢穿灰色、暗蓝色、藏青色以及其它一切能够被吞噬和淹没的颜色，这种色彩恐惧症在文革后的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那时的中国人被西方人戏称为“蓝蚂蚁”。
中国人是在“蓝蚂蚁阶段”过去之后，才得知自己曾经获此封号的。为了挽回颓势，他们开始了饥不择食的恶补：迷你裙、喇叭裤、蛤蟆镜、熊猫眼式的化妆、爆炸头……，这些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服装变革才自然达成的时尚潮流，中国人用了几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那是1980年代的中晚期，女人们踩着咯咯作响的高跟鞋，男人们抗着震天响的录音机奔走在泊来时尚的康庄大道上，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时的西方时装设计师已经在打中国旗袍的主意。
旗袍元素在西方时装中的一再运用，终于在1997年修成正果，那一年，妮可·基曼穿着Ｄior设计的鹅黄绣花旗袍走上奥斯卡红地毯，一场中装风暴在全球爆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这就好比原本被自家抛弃的东西，却在别人检去的时候才看出它的好来。但不管怎么说，旗袍又回来了，并在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里，找回了昔日的辉煌。在这部影片中，由张曼玉扮演的女主角简直就像个专职模特，不断变换的26件旗袍令人眼花缭乱，那种低回的情调映衬在1930年代的背景里，恰与旧上海月份牌中的情景有着惊人的吻合。
上海的商业月份牌是在1910前后出现的，在1930年代前后趋于鼎盛；而起源于满族袍服的旗袍也刚好在此时改良成型。也就是说，商业月份牌发展成熟的阶段，也正是旗袍兴起的时候，所以，作为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旗袍得以大量地出现在这些具有广告效应的月份牌里，并被今天的人们所观赏：那些妖冶的女人们，当她们刁着时髦的过滤嘴香烟，穿着各式旗袍向人们推销香烟、肥皂、花露水、婴儿代乳粉以及一切可以推销的东西时，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她们本身会构成一个时代的标记。
据记载：“旗袍源于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贵族的衣饰；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盛行于三四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行家把20世纪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30年代达到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各地。”作为旗袍的发祥地，上海女人自是最能体会旗袍的精妙。所以，当时的上海女人们常将裁缝带进电影院，让他们学习新片里出现的旗袍新款，以便能够快速准确地炮制出来。
传统旗袍的特点是衣裳连体，随体收腰，下摆开衩，凸显曲线轮廓。有收领、收襟、半袖、短袖、齐肩等多种样式，颜色更是五彩缤纷，面料多以锦缎为主，给人富贵艳丽，柔中含挺的感觉。有人把旗袍比喻成会跳舞的官窑瓷器，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只要穿上它，便显出高贵典雅来。
那正是迪奥“新形象”诞生的前夜，西方世界的时装舞台正遭受战争的打击，限量配给制度令欧洲的女人们不得不缩小她们的裙裾，简化她们的帽子，取消多余的配饰，时装正在离他们远去。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战争的阴云同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没有给时装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但意味身长的是，恰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旗袍保持了它最完整的面貌。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西方国家的服装业开始长足进步的时候，旗袍却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寿终正寝了。
事实上直至1949年初，旗袍还是中国女人最主要的服装之一。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城，人们的审美观忽然变了，那套南征北战的黄色军装成为了最时髦的“时装”。此后的旗袍风尚江河日下，并渐渐被一系列具有革命色彩的服装所取代：最初是那种双排扣的“列宁装”；后来是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再后来是一种叫做“布拉吉”的苏联式连衣裙成为年轻女性的最爱。到了1960年代，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粮食、棉花大量减产，纺织品必须凭票购买，人们的着装开始以耐磨耐脏为标准，于是灰、黑、蓝，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流行色。
有一个关于旗袍的小故事，说起来颇有意味。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将随丈夫出国访问。此前，王光美出访的装束基本上都是中式布衣，而1963年的这次，因为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所谓“艰苦朴素的观念”在那里极有可能遭到“漫不经心、不郑重、不尊重”之类的误解，再加上那些国家一国比一国炎热，所以礼宾司的官员要求王光美穿上旗袍。
准备期间，王光美在一次周末舞会上碰见毛泽东，便告诉他要去上海，问毛泽东要不要给在那里的江青带点什么。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王光美交信时，从未以正式身份出过国的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旗袍，并很专业地指出要选什么颜色，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最后，这位第一夫人还举例说明：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裙，只别个胸花，便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中显得非常独特。千万不要像某领导夫人，大红大花，那么俗……。王光美照她的话去做了，她那次的形象真是光彩照人，一身得体的旗袍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后来被江青整得很惨，以至于旗袍也遭受牵连，一并被打入冷宫。这是后话，还是说王光美出国。他们到了缅甸，在避人耳目的海滨，刘少奇正与该国的首脑奈温进行密谈。
那边厢王光美则在海滩嬉水时闹出了一场乱子——她脖子上那串从礼宾司借来的珍珠项链断了！奈温闻讯，不但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去摸，自己也跟着乱摸，刘少奇无论如何也劝不住。结果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还是一颗也没捞上来，奈温当即命人取来一串缅甸特产的红宝石项链，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对这串美妙绝伦的红宝石项链，王光美爱不释手，当天的晚宴便戴上了它，配合着漂亮的旗袍大出了一回风头。
作为文革期间的一个例外，王光美或许是最后一个将旗袍穿得这么轰动的人。此后旗袍彻底从中国人的视线中消失，直到西方的时装设计师重新将它“打捞”出来。
但此旗袍已非彼旗袍，经过西方时装设计师的颠覆性改良，旗袍无论在裁剪上还是用料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当今的时尚话语来说，“Ｎ多人对旗袍前仆后继地热爱，全因为旗袍有了新意思。”
这些“新意思”总结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点：
1、 新在保守。比如说《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尽管旗袍花样层出不穷，但其古典意韵始终不变。
2、 新在暴露。那些露肩、露胸、露脐、露腿再露腿的旗袍，被各路明星们热辣亮相。其中，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赌赌看……？！》中担任主持的珍妮弗堪称翘楚，她在镜头中所穿的旗袍式短裙看上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