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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人隆）
邑
邑
先秦民众聚居地，包括城市或村镇及其附属田地。商代甲骨文即有“作邑”的记载，并称都城为“大邑商”，还卜问其年成收歉；《尚书·盘庚》亦称所迁都城为“新邑”。说明邑可指最大的城市首都并包括其附近农田。同时，甲骨文又有“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以及“廿邑”、“卅邑”等语，则应是指边区的小居民点。这种情况在西周同样存在，文王“作邑于丰”。周公“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均指兴建都城；而康王封宜侯赐“邑卅又五”，厉王赐鬲从田“十又三邑”，则是指地方上的小居民点。沿袭到春秋时，便有“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等说法，表明聚居地规模大小可以相差悬殊。所以，有的诸侯赏赐大臣一次能多到“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有的国，卿可以享有百邑，大夫享有九十邑；而另一些国，诸侯赏赐卿六邑；晋国的邑甚至拥有百乘兵力，其规模相当一位大臣的全部采地。进入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城邑也迅速扩大增多。较大的都邑常有版筑城垣环绕，传说王都方九里，诸侯国都方五里或三里不等，国内其他城邑则相应缩减规模。所谓“邑无百雉之城”，是说国都之外的城市最大的也不过城周三百丈而已，这当是春秋以前的情况。汉以后，皇后、公主所食之县曰邑，各级封爵的封国亦往往称之为“封邑”或“国邑”。
（罗世烈）
驿传
驿传
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始于春秋战国，称遽、驲（古代驿站专用的车）、邮、传等。《左传》中有关记载不少，《孟子·公孙丑》也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当时邮驿制度相当发达。
秦汉 秦平定六国前后，由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驿传制度已很完备。据《晋书·刑法忘》所载《魏律序》云，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许多部分都有驿传及其制度的记载。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
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
汉“传舍”印章封泥
汉“传亭”印章封泥
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次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
中央政府中管理驿传的部门，西汉不详，东汉时为太尉属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属下亦有法曹，但从汉简的记载看，邮驿事务至少在边郡系属都尉管理。驿的主管官员为置尉、置佐、驿候、置候、驿丞，下属有驿小史、传舍斗食啬夫等。驿传所需人夫车马由官府置备，但也有征发民夫和民间车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前129）起沿途置邮亭。
东汉陶马车 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宁可）
唐 自三国分裂迄于隋代，驿传制度缺乏详细记载。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其驿夫（水驿称水夫）征取民户承役，凡三马给丁一人，一般给丁三人。初，州县江驿家中富强者充诸驿驿长，称为“捉驿”，上元、宝应年间（760～763），始以吏主之。驿马、车、船由官府提供，诸驿并给钱以市什物、食品。驿馆多建在州县城内，后有迁置城外者；馆舍有上厅、别厅（或西厅、东厅）以接待不同品级官员住宿，并设有茶、酒等库。诸州有专项税钱以给驿传经费，每年一小税，总额四十万贯；三年一大税，一百五十万贯。随近拨给驿田以种植饲料，大抵驿马一匹给地四十亩，传递马二十亩。给驿的范围，主要为奉差赍送公文使者、入觐莅任官员及各种特遣使臣。根据使命缓急，或给驿，或给传，前者日行六驿，后者四驿，赦书日行十驿。乘驿皆凭驿券传牒，在京由门下省发遣，在外由留守及诸军州发遣，滥发有罪。给驿马数依官品有差，给驿者自一品八匹递减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其携带私物，乘马不过十斤，乘车不过三十斤，乘船所带衣粮什物限二百斤。止驿供给食宿，不得超过三日；五品以上官员私行，许投驿止宿，但不享受饮食。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779），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陈得芝）
宋 宋代驿传制度大致沿袭唐代而又有较大发展。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978）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989）复旧。初，内外官员乘驿给马数缺乏统一规定。嘉祐四年（1059），三司使张方平始据旧例和有关宣敕令文纂集删改，编为驿券则例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颁行全国。
传递文书则有递铺，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皇祐元年（1049）规定，马递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牌长尺余，木制，朱漆刻金字，曰“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日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规定：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其中递送赦降的“马递”，即指金字牌急脚递。斥堠铺和摆铺也是急脚递的一种，前者始建于建炎三年（1129），“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十里置一铺，每铺限三刻承传。后者亦高宗时所置，本为“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设，因其要求经由州军并取便路互相联结置铺，故名摆铺。初以三十里、二十里置一铺，后改为九或十里一铺，日行三百五十里。除御前之朱漆金牌外，枢密院给发军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黄青字牌，沿边州军并诸军统制司申奏军期急切文字，则有黑漆白粉牌，均创于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三百五十里，淳熙二年（1175），尚书省遣发急切不可待时文字，亦用雌黄青字牌。绍熙四年（1193），雌黄青字牌改为黑漆红字牌，期限减作日行三百里。
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985）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
递铺虽以传递官府文书为主，但接待使客，运送官物，乃至提供马匹车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于递铺组织的完善和普遍，驿馆相对衰落，其职能遂为递铺所取代，或与递铺交织不可分。
主管驿递的机构，元丰改制前，中央主要是枢密院，改制后则由尚书兵部之驾部掌其事，但枢密院之教阅房仍负有“催督驿递”之责。在地方，路一级由转运使一员提举，以“提举××路马递铺”系衔，另设巡辖使臣，每千里或两州一人，巡回检察；其下，州由通判点检，县由县尉、知县催促。驿递的服役者，北宋建国伊始，即于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厢兵代百姓为递夫。这是有宋一代的定制，亦为驿递制度的一大变革。递铺铺兵，要路每铺十或十二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脚马递铺兵每二十人补节级一名，五百人置将校一名，“部辖及往来催赶递角官物”。
（梁太济）
辽金 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银牌（镀金），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劄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宋人使辽行记和《武经总要》记载，设有从白沟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钵的驿道，宋使入辽即行此道，还有从中京至东京的驿道。两驿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其间设有中顿，供使客午餐。初，诸县人民承担驿递、马牛之役，至辽末，始使民出钱，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乘驿者按官品规定其随从人数、给马数和饮食钱数，从一品以上随从八人、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随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递铺转送文牒，十里一铺，每铺设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从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凡元帅府、六部支移，凭勅递、省递牌子入递、日行三百里。
元 元代驿传又称“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站，■am的音译（最初曾音译为“蘸”），即汉语“驿”的意思，元代汉文文献中有时兼用汉、蒙语，作“站驿”或“驿站”；站赤，意为司驿者，元代汉文文献中除用于称站官和站户外，还混用于称驿站。
成吉思汗时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各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ulaha■i，马夫）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和林通到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一千五百多处（不包括西北诸汗国的驿站在内），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辽东黑龙江下游地区则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往来。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国使臣进贡的奇异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罢。陆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当役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户多至两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江南轿站则只有一二十户。步站置搬运夫，专为运送货物而设。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汉地驿站事属中书兵部，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统一掌管全国驿站。地方管理体制也几次变化。初，各地驿站由本处府、州、司、县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达鲁花赤、总管亲自提调站赤。十一年定制，各站皆直隶于路，革去州县一级的管理，其站户家属依军户、奥鲁例仍属原籍州县管领。至大元年，离路城远的驿站复命当地州县长官就近提调；延祐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辖，州县官不得干预。提调长官要时常检查所辖各站，督责站官人等勤慎奉职，务令人马、舟车、馆舍、饮食一一完备。各站设置站官，称驿令、提领。大站设驿令一二人，提领二三人；小站一般只设提领。驿令以杂职人员担任，受敕，颁给俸禄；提领由地方提调长官从本处站户中选任，只受部劄，即充本人身役，不给俸。江南地区的驿站，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汉人一名任提领，给俸；另选本处站户一名为副使。此外，每一百户站户设百户一名，每站设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现役站户承当。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枢纽处的驿站设脱脱禾孙（检查官），专职稽察过往使臣真伪及人员、物品是否违反乘驿规定，因此这些站又称为脱脱禾孙站。
乘驿凭证有圆牌、铺马圣旨和劄子。圆牌也称圆符，按规定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铸造、掌管（掌管部门为典瑞院），诸王公主驸马及出征、守边军帅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颁给若干面，以备随时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圆牌乘驿，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银字圆牌。初，圆牌上铸有海东青图像，因称海青圆牌；至元七年改换牌面，不用海东青，改铸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据现存圆牌实物，牌面文字汉译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佩带圆牌的使者，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马乏时可以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公事差遣人员，皆给以铺马圣旨乘驿。
元站赤腰牌
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起马数目，从一匹至十几匹不等；通常经由中书省奏准，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并填写领受官府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各官府领取的圆牌和铺马圣旨，由担任长官的蒙古人掌管、遣发。元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铺马劄子给驿；至元十九年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