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⑶鼗实旱鹊兀刂票本⑻旖虻缴胶９靥贰５鹿叩挛饔致柿炝酵虻戮街泄⑷瘟乘А�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列强颁发的分区占领北京的布告
东南互保当西摩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参考书目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二册，中华书局，北京，1959。
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丛编》。
（丁名楠）
义净
义净
（635～713） 唐代泛海赴印度的求学僧、译经师。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祖籍范阳（今北京）。幼时出家，遍访名师，专研戒律。他敬慕法显、玄奘业绩，立志西游。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时，只身自今广东番禺附波斯船赴印度，四年二月在恒河口之多摩梨帝（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塔姆鲁克）登岸，此即昔日法显登舟离印返国之处。义净在印度十三年，历三十余国，其中以在王舍城北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留学时间最久。先后得梵木经、津、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武周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循海路归国，又在南海滞留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
义净归国后，备受唐廷优礼，武则天赐予三藏之号，安置他在洛阳佛受记寺，使之专心译经。义净先与于阗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对华严宗的建立有很大贡献。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行翻译，计在东、西两京先后译出佛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另有未定稿七八十卷。从义净的译作来看，他用力最勤并热心加以传布的是律部。当时帮助他润色文字的有崔湜、卢灿、李峤、韦嗣立、赵彦明、张说、苏颋等文士。先天二年（713）义净卒，葬于洛阳延兴门东之平原，卢灿撰有塔铭。
义净的著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五种。《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室利佛逝（尸利佛逝，或简作佛逝，学者大多认为，唐时其都城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末罗游（末罗瑜，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河流域）、羯荼（一般认为即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一带）、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某些学者认为兼指安达曼群岛等地以及印度本土）等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特别是佛教流行的情况。其中有关羯荼、裸人国等地区的记载可与9世纪以来阿拉伯地理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Khurdādhbih）的《道里与诸国志》的记载相互印证。《求法高僧传》二卷记载了约六十名僧人赴印求法的行程。这些僧人多舍陆而泛海，反映了7世纪下半期吐蕃雄据西域、黑衣大食东侵呼罗珊、吐火罗故地而造成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是研究7世纪中外交通史的要籍。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对日本奈良、平安时期（8～12世纪）的佛教有重要影响。
（张广达）
义役
义役
宋代役法之一。南宋乡村民户为了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自行结合，割田出粮，帮助当役户，称为“义役”。义役始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约在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1131～1162），婺州金华县长仙乡的一些“大姓”，因轮派保正役而时起纠纷，乃创议合伙捐田一百亩，帮助当役者应差；每年三月旧保正将田移交给新保正，作为应役之资。由此，“义役”便在民间实行，并于绍兴三十二年得到知婺州吴帝的称赞。大约与婺州义役同时，处州民间也实行义役，宋孝宗乾道时（1165～1173），知处州范成大言于朝廷，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上户纷纷实行。义役的实行有所谓“义役规约”，各地虽颇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是：①由本“都”或本“甲”的上户担任役首，主持义役的实施，如收取役田租课，排定各户服役顺序等。但有的地方不设役首。②役户按年月顺序轮流充当都保正、副都保正、保长或户长，义役田均给保正、保长或户长，收取租课，以供服役费用。③一都或一甲全体人户按户等高低割田或捐粮、钱，置义役田庄。有时地方官府亦买田支助。有的地区只由乡户自行按户等商定服役顺序，不置义役田；有的地区则集资雇人代役。④有些地区在义役田租课有剩余时，则另置新田，将旧田归还原主。义役大都由乡村上户把持，实际上减轻了上户的负担。原来役轻或无役的中下户，在上户勒索敲诈之下，加以吏胥的阻挠和破坏，负担增重，以至破家荡产，因而义役成为“不义之役”。
（朱瑞熙）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之名正式出现于崇德元年（1636）以后，但满族上层贵族与议国政的制度，却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之初即已形成。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之后，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亦命四大和硕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至天聪年间（1627～1636），除宗室贵族中被封为贝勒者充当议政的成员外，八旗固山额莫（见都统）也兼充议政。至此，在天命及天聪年间，这种由宗室贵族及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额真等组成的议政制度，虽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实际上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早期形态。
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宗室贵族除亲王、郡王以外，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的成员虽由上层贵族及八旗大臣所组成，但不是所有上层贵族、大臣都可以出席。“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者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见八旗制度）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军务、皇帝出巡、旗务、少数民族事务及重大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刘子扬）
亦力把里
亦力把里
明代新疆一个地方政权的名称。14世纪中叶，统治中亚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东察合台汗国的国王（汗）主要活动于别失八里（八里为突厥语，意“城”）之地，明人记载即称之为别失八里国。统治者是蒙古人，过着游牧的生活。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察合台国王里的儿史者遣使向明朝进贡，是与明朝正式联系之始。永乐十六年（1418），歪思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国王，举众西迁伊犁河谷（今新疆伊宁地区），改称亦力把里。“亦力”应即伊犁的另一音译，“把里”疑即八里。歪思与明朝继续保持联系，贡奉不绝。宣德七年（1432）歪思卒，其后裔互不相下，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后裔中一支仍采用亦力把里的名义，与明朝往来；另一支则以土鲁番为中心，自立为汗，与明朝抗衡。成化元年（1465），明朝政府以西域各国进贡的次数和人数太多，疲于迎接，便加以限制，规定亦力把里三五年一次，每次不得过十人。此后朝贡渐稀。16世纪初，据有土鲁番的一支势力扩大，统一了东察合台汗国，土鲁番成为汗国的首都。明人记载即称之为土鲁番，亦力把里再不见于记载。
（陈高华）
异姓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和建立西汉王朝之初所分封的非刘姓的诸侯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周代以来的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诸子和功臣仅赐以爵禄，不封给土地。尽管如此，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并未消除，割地封侯的思想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纷纷乘反秦之机割地称王。当时，齐国的田儋自立为齐王，魏咎立为魏王，韩广为燕王，武臣为赵王等等。秦朝灭亡后，反秦武装中力量最强大的项羽，为了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不仅承认了六国贵族并立为王的局面，还自封为西楚霸王，并继续分封自己的亲信为王。于是，形成了所谓十八路诸侯。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为了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一方面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王，如张耳、英布、吴芮、臧荼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这些诸侯王不是刘姓宗室，故称为异姓诸侯王。如汉四年（前203）春，韩信在平定齐地后，请求立为假王（暂署为王），刘邦为了笼络他，就听从张良的意见，封他为齐王。同年七月，封英布为淮南王。次年十月，刘邦为调动兵力围歼项羽于垓下，又以睢阳以北至谷城分封彭越。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凋敝，统治秩序尚待重建，因此汉高祖不得不维持现状，封功臣大者为王，小者为侯。但是为加强中央权力，对诸侯王的封国也作了调整，如彭越封为梁王，齐王韩信徙为楚王等等。当时异姓诸侯王共有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
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对于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是很大的障碍。汉五年七月，张耳、吴芮死。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剩下的四人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有大功，力量最强，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心腹之患。高祖在吕后的协助下，采取了新的对策，一一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势力。高帝六年（前201），韩王信在匈奴骑兵的围攻下，以马邑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同年，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企图谋反。汉高祖借口巡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乘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贬为淮阴侯。十一年，陈豨谋反，韩信与陈豨暗通声气，并于次年乘高祖率军平叛之机，图谋诈诏赦诸官徒奴，袭击吕后和太子。由于为人告发，被吕后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夷三族。之后，高祖又以梁太仆告发彭越谋反为由，逮捕彭越，废处蜀地。吕后为消除后患，将彭越诱至长安，指使其舍人诬以谋反罪，随即处死，夷三族。韩信、彭越被诛，使淮南王英布十分恐慌。他私下集合军队，加强警戒，结果也被人告发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