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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抗击了沙俄侵略者。伊犁、塔城起义者赶走俄国领事和商人，中止了俄国的掠夺性贸易；布伦托海起义者击退了侵入斋桑泊（今苏联境内）的俄国军队。
当起义遍及全疆各地时，主宰大多数居民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教首领便乘机而起，获取领导权，将反封建斗争引上“圣战”之路，屠杀“异教徒”和“叛教者”。库车阿訇热西丁（Reshiduddin）、乌鲁木齐阿訇妥得璘（一名妥明）、和阗宗教法官（mufti）哈比布拉（Habibulla）都成为割据一方的执政者。肖开特（Shanket）阿訇在伊犁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而且一度成为执政者。起义的成果被宗教首领和封建主获取，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地盘，他们相互攻伐，甚至不惜挑起维吾尔和回族等同教人之间的残杀。
新疆的割据纷争给外敌入侵造成了机会。同治四年，发生阿古柏事件。十年，沙俄军队强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虽曾浴血奋战，但因割据纷乱的局面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新疆大部分地区遂沦于外敌之手，凡十余年。
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破坏了旧的土地制度，使伯克制度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光绪三年（1877）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者，七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设立新疆省，废除伯克制度。新疆农村，特别是维吾尔农村的劳役地租迅速转变为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地租形态，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军
新军
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初驻天津附近的马厂，后移驻小站，是为编练新军之始。次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二十四年十月，“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直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二十五年，袁世凯率新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翌年，袁世凯将山东三十四营旧军按新式营制进行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使“武卫右军”增至两万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倡行“新政”，改行常备军制，并于二十九年十月成立总理练兵处，以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总督、巡抚或将军、都统兼任督办，负责练兵事务，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旧军（八旗、绿营）。三十一年春，北洋常备军按新制统一番号，改称陆军，各省也按新章编练陆军，或改常备军为陆军，共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三十二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随着新军编练的发展，人数又有扩充。其编制分镇、协、标、营、队、排、棚，各级军官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每镇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确规定。三十三年，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新军编练在全国铺开。但到清亡为止，只练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和两协禁卫军。清朝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虽在于巩固已垂死的封建统治，但对中国军制是一重大革新。后来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量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湖北新军司令部成员合影
（陈旭麓）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后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第1号
（戴学稷）
《新青年》
《新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始为月刊，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猛烈抨击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新青年》的宣传，在近代历史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它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表明该刊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从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前后十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蔡钊珍）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对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江西省城南昌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其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被命名为“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1934年7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其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这一运动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
蒋介石、宋美龄在南昌街头巡视新生活运动
（曾业英）
新四军
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叶挺军长在全军参谋会议上作报告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参见彩图插页第147页）。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加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先后成立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军区。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已发展到三十万余人，配合全国各地的军队举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齐福霖）
《新唐书》
《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本书来自TXTQB小说下载网txtqb 自网络收集整理！！版权归作者和出版社所有！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见《旧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唐代以后唯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为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原本已佚，今辑存三卷。清彭元瑞、刘凤浩有《五代史记注》，引书两百余种，皆可作此书的补充和订正。
（刘乃和）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