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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决重大政务。五年卒。赠太师。仁、宣之世，与吏部尚书蹇义、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同心辅政，为二帝所倚重。史称其为官尤持大体，有古大臣风。有《夏忠靖集》六卷并附录一卷传世。
（许大龄）
先秦兵制
先秦兵制
先秦是中国军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内容可分作军事训练、军事组织和士兵种类等方面。
军事训练当时的士兵主要为统治族姓的族众，称为众人或国人。其接受训练的年龄约为二十到六十岁。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是司马，下有戎右、御戎、乘马御。军事训练常通过四时田猎进行。春天的称蒐，夏天的称苗，秋天的称狝，冬天的称狩，都在农闲时进行。
军事训练的内容分为军事动作和使用兵器技能等。属于前者的有列队动作、单兵动作以及投石、超距，即投掷、超越障碍等动作。属于后者的是对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使用的教练。
军事组织根据传说和甲骨文可知，夏、商时期军队组织有旅、师的建制。西周时，王室军队最大的编制为师。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一说成周八师即殷八师），合计为二十二个师（或为十四个师），五万五千人（或三万五千人）。
春秋时，军事编制扩大，出现了军。各侯国基本上都是三军建制。三军中每军为一万人（一说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共三万人。每军置一军将（后称为将军）。二千五百人为师，有师帅；五百人为旅，有旅帅；百人为卒，有卒长；二十五人为两，有两司马；五人为伍，有伍长。军将为卿爵，师帅为中大夫，旅帅为下大夫，卒长为上士，两司马为中士。中军主帅为司马或元帅，统帅、指挥三军。中军为主力，其他两军协同中军作战。
当时的战争多列阵而战。阵形布局能否适应敌对双方战争需要，对于战争的胜负起重大作用。先秦时军队列阵情况缺乏确切的记载，难以详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兵马俑坑，共为四个。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为军幕，一个未建成的坑当为中军。其中，右军是以战车、步兵相间，以步兵为主。明显地分出前锋、后卫、主体、侧翼的布置。左军有弩兵、车兵、骑兵、步兵，是一个多兵种联合编组。作为统帅部的军幕，有战车一辆和几十名手执殳的护卫武士。中军坑未建成，其组织状况，无从得知。总之，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不仅可了解秦代三军的基本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各国三军的配置状况。
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国家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和衣服作为三军及其士兵的标志。《尉缭子·经卒令》记中、左、右军各用黄、苍、白等色旗帜，士兵所戴羽毛也与其所在之军的旗帜颜色一致。至战国初期，又于军队旗帜书写军将姓名。
战国时期，还用士兵佩带徽章的不同颜色和部位，来表示其所在行列的位置。队列属于第一至五行的士卒，依次佩带苍、赤、黄、白、黑等五种徽章；队列在前面五个五行的士兵，分别在身体不同位置佩带写有本人姓名、爵等的徽章。失掉徽章的要诛杀。齐宣王时，军将章子曾改变齐军徽章，使齐军混杂在秦军中取胜。
不同兵种的士兵装束也各有所异。秦的车兵俑身着重甲。步兵俑身穿短褐或披铠甲，勒带、束发、腿扎行滕（即裹腿）；或缚絮衣，足登方口齐头履或单梁长靴。骑兵俑头带介帻（圆形压发小帽），身穿短甲，足登长靴。
士兵种类先秦时期，士兵可分为车兵、徒兵、骑兵与舟师几类。
车兵，车上的武士。相传在夏代就已出现。殷代也有实用战车的考古发现。西周时，车兵和战车增多。周宣王伐荆楚，一次就出动兵车三千乘，其车兵约为九千人。春秋时，各侯国兵车已合计二三万乘，车兵数十万，车战发展到了顶点。
车战时代，如何将士兵与战车组织起来进行战争，大致有两种记载。《司马法》佚文一条记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甲士三人在车上，立左边的用弓箭，立右边的用矛，居中的驭马，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随行。徒兵十五人，则在车后。同书另一条则说，井田一甸六十四井的地区应出兵车一乘、士兵共七十五人，以及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等物。对于这两种记载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前者为周代实战编制，后者为征收军赋制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前、后两者均为实战编制，士兵人数多少的差别是西周、春秋时期发展造成的。但从秦代兵俑第二号坑（左军）中，战车后的步兵一般为八人，少数为二十八人，极少数为三十二人来看，以上两说中，前一种看法接近事实，似可信从。战国虽以徒兵作战为主，但并不完全排斥车兵与车战。当时一些国家仍有少数车兵和战车。
徒兵，徒步士兵。就其发展状况，可分作隶属徒兵和建制徒兵两个阶段。前阶段为夏、商、西周，后阶段为战国。春秋则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时期，但更多具有前一阶段的特点。
处于车战时代的西周、春秋，计算兵力多少常以车乘数为单位。其中虽包括徒兵，但不计其数。徒兵仍隶属于车乘。春秋时，逐渐使用建制徒兵作战。首先使用徒兵独立作战的是戎人。其后，中原的郑国、晋国也曾使用徒兵作战，但仅是临时性措施，车兵仍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战国时期，徒卒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出兵作战，士卒往往多达十万到数十万。战国中、晚期，秦、楚有兵百万，韩、赵、齐、燕、魏等国各有兵二三十万至数十万，合计七国士兵当在三百万人以上。这时计算兵力不用车乘数，而采用士兵人数，可见徒兵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兵种。弩兵是属于徒兵的新兵种。弩最先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吴、越等国。到战国初、中期，已普遍使用。魏国军队配备有十二石重的弩。韩国以有“强弓劲弩”驰名于世。
骑兵，骑马的士兵。关于它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商代可能就有骑兵；可是另一种意见认为，骑兵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与车兵混编。如晋执政卿智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带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设防。此后，骑兵得到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能。后五年，又再次命令将军、大夫、嫡子和代地官吏皆衣貉服，进一步推广胡服骑射。与此同时，别的国家也建立了骑兵部队，从五千骑、万骑不等，用于配合步、车兵作战。秦俑第一号坑中，无骑兵俑；第二号坑为步、弩、车、骑四个兵种混编队列，其中只有一百一十六个骑兵俑。可见骑兵占少数。骑兵或用作奇袭、冲锋，或用来对付擅长骑射的戎狄。
骑兵随战地的不同，编组也各异。平原之地，五骑为一列；险阻之地，三十骑、六十骑为一组。秦俑第二坑的骑俑是四骑为一组，十二骑为一列，八列（九十六骑）和六乘战车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舟师，指舟船运载的军队。它先后为南方一些侯国如吴、楚所使用，但仅用于运兵，不直接投入战斗。后秦国为统一全国，亦建立舟师。秦舟船较大，一艘船能载五十人和三月粮食，日行三百余里。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伐楚，率十万军队，乘船万艘，载米六百斛，沿长江而下，声势颇为浩大。
战国时期，军队分工细致，据《六韬·王翼》记，军中除主帅外，有腹心（管计谋）、谋士、天文（主观察星象气候）、地利（主了解地形）、兵法、通粮、奋威（主选择有才力者）、伏旗鼓（主出奇兵）、股肱（司军事工程）、通材（司对外联络）、权士（司奇计）、耳目（司谍报）、爪牙（任鼓动）、羽翼（任对外宣传）、游士（任间谍）、术士（用迷信术鼓动士气）、方士（任医疗）、法算（任会计）等专业人员。
（应永深）
先秦朝聘
先秦朝聘
朝是侯国君主朝见周王；聘是侯国间有事故，彼此派遣卿大夫存问。朝见或聘问有一定仪式。朝、聘者进见受朝、聘者时，要献送表明自己身分的珪璋，为“执玉”。受朝聘者则先“辞玉”，后“受玉”，再“还玉”。其间使臣还要向受朝、聘国献送车马和方物；受朝、聘者对来朝、聘者馈赠腊肉、牲畜和刍米等物，以示答谢。
按照周代礼制规定，诸侯国君主要定期朝见周王，向他报告治理侯国的政绩，并献奉财物（即职贡），否则要受到贬爵、削地、讨伐等处罚。朝见表明诸侯对周王具有政治上的臣属或从属及经济上的贡物关系。
春秋时，诸侯国君主朝见周王的事例已不多见。鲁国君主朝见周王仅有两次，齐桓公一生未朝周王。随着周天子地位下降，一些诸侯国成为霸君。他们在礼制上虽无受朝见的权力，但却凭借霸主地位迫使中、小侯国与其形成主从关系。昔日侯国的聘问，事实上已转化为“朝见”。当时，中、小侯国君主“聘问”霸君的事实很多。公元前545年，齐、陈、蔡、北燕、胡、沈等六国君曾共同“聘问”晋平公。鲁君“聘问”晋君有十二次，“聘问”楚君一次。同时中等侯国鲁国的君主，又先后受到滕、纪、杞、邾、小邾、曹、郯、薛、榖、鄫、邓等小国君主的多次“聘问”。可见当时“聘问”已成为多层次的“朝见”关系。
侯国间的聘问，有的属于诸侯国间的友好往来。但中、小侯国对霸主国的聘问，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例如鲁国、郑国使臣相继“聘问”晋国，献送不绝。名为聘问，实为献奉。
（应永深）
先秦的禄
先秦的禄
春秋以前的禄以田邑为主，战国时以实物为主。夏商贵族食禄制度缺乏记载，难以详悉。不过他们各有一定数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时，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级占有土地。春秋时“大国之师，一旅之田”。一旅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亩，卿的禄田约为五万亩。《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实际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整齐。除无限期占有土地之外，商周贵族还往往获得定期占有土地的权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铭文说：“王易（锡）小臣缶湡积五年。”是商王赏小臣缶收取湡地禾稼，其时间以五年为限。
春秋时，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逐渐实行谷禄制。如孔子为鲁司寇，有“奉（俸）粟六万”，后来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至战国，各侯国普遍施行谷禄制。魏文侯以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命令将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给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国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级别。楚国用“担”来计算官禄，至有“禄万担”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秦庄襄王王后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毐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制形式的残留。
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应永深）
先秦会盟
先秦会盟
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的约会及相互间的结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见诸侯，称涂山之会。春秋初中期，政权由周王下移到诸侯，侯国间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齐桓公和鲁、卫等六国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南）相会，订立巩固嫡子嫡妻制和发展侯国间经济关系的文约。春秋晚期，一些侯国出现大夫专政，某些侯国间会议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晋赵鞅等九国大夫在黄父（今山西泌水西北）进行商议，结果次年将周王子朝赶出王城，送敬王回王都。
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过盟誓来调整和巩固贵族内部等级关系。盟誓有一定仪式：盟誓人先凿地为坎（穴），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读盟书（古称载书）以告神灵，然后参加盟誓者歃（饮）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牺牲上，埋入坎中，副本则归与盟者收藏。
西周末期，周幽王召集诸侯在太室（今河南登封嵩山）结盟，称太室之盟，为周王与诸侯盟誓之例。春秋时期有多种盟誓：①侯国间盟誓。有君主间结盟，如前632年，齐、鲁等九国君主参加的确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践土之盟；有大夫间结盟，如前546年晋、楚等国大夫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②君主与大夫盟誓。如前543年，郑大夫伯有之乱，简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桓公之庙。③侯国内大夫间盟誓。如前548年，齐大夫崔杼杀庄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太公之庙。④大夫宗族内盟誓。
（应永深）
先秦力役
先秦力役
先秦时期征发众庶所服的无偿劳役。力役一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的“力役之征”。其范围甚广，包括筑城修路、开河作堤、运输物资等大规模劳役，还有田猎、逐寇、伺捕盗贼、丧葬、祭祀等杂役。
综合先秦的文献记载，力役之法有以下规定：①人数：一家有七人则三人服役，六人则两家五人服役，五人则两人服役。大规模征发力役时，每家只征一人，其他人为余夫（预备役）。田猎、逐寇、伺捕盗贼时，则凡属服役的人要全部出动。②年龄：“国人”自二十岁至六十岁，“野人”自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五十岁就可不服力役。③日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但力役的日数也因年岁的丰歉而定。丰年三日，中年两日，无（荒）年一日，凶（灾荒）札（瘟疫）之年无力役。④免役：《周礼，地官·乡大夫》说：“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免役）。”
（王煦华）
先秦刑法
先秦刑法
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时已有刑法。皋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夏代的刑法，称做“禹刑”。所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古书记载：“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等，恐系后人揣测，未足凭信。为了加强刑法的威慑力量，夏代统治者常以“天”的名义实行惩罚，所谓“天讨”、“天罚”。当时刑罚较严酷，动辄即“诛”、“杀”或罚为奴隶。例如，对于不服从军令、拒绝作战的人，不仅惩罚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有新的发展。《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是商朝的建立者，“汤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或因最初制定于汤时，故以汤为名。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规模，以至于周朝建国之初还强调沿用殷法统治商族遗民，即刑罚断狱要用殷之常法。
商统治者对于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刑极重。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似已有墨、劓、劊荆⒐⒋蟊俚任逍獭�
墨，又名黥，即刻刺肌肤，填墨。有人认为甲骨文“妾”、“童”等字所从的“■”就象墨刑所用的刑具。
劓，即割鼻。甲骨文有“■”字。“自”本象鼻形，“■”从自从刀，象征割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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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闭。甲骨文有象用刀割去生殖器的字。
大辟，即杀、斩。甲骨文“伐”字即象以戈砍人头之形。
商代末，统治者还施用其他种种残暴刑罚。纣王设“炮烙之法”，即铜柱上涂油，用炭烧红，令罪犯行于上，堕炭火中。商统治者还在各地设置监狱，并以刑具拘系囚犯。甲骨文“執”、“圉”等字所从的“羍”，即古文献中的“梏”字，意为拲手的刑具。《周礼·掌囚》郑玄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也有新的发展。传说西周立国之初就订出“刑书”九篇，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又作《吕刑》。鉴于商末重刑辟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周族统治者认识到仅依靠暴力镇压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产生了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划分了故意（非眚）和过失（眚）、一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区别。对于故意和一贯犯罪，虽是小罪也处重刑；过失和偶犯，即使情节严重亦可减刑。当时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定罪概念，如“毁则为贼，掩贼贿为盗，盗器为奸”。主张断狱定罪，须有事实根据。有关五刑的讼辞，也须核实，验证可信，方可实施刑罚。难于确定的疑案，更要慎重处理。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刑”、“庶狱庶慎”思想所确立的一些刑法原则，是对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巨大发展。
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国君的统治地位，凡侵犯君主的行为，均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重刑罚，所谓“放弑其君则残之”。为了维持贵族世袭统治，加强宗法等级制度，西周时期还出现了“不孝”、“不悌”、“不睦”、“不姻”、“不敬祖”等罪名，认为“不孝不友”为“无恶大憝”，“刑兹无赦”。为了保护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