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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开始可以辨认出经济史的形态学。首先，有一种属于“人”的原始经济，这种经济跟植物和动物的经济一样，在其形式的发展中遵循的是一种生物学的时间尺度。这种经济完全支配着原始时代，并在诸高级文化之下和之间无限缓慢地和混合地继续前进。动物和植物通过驯化和饲养、选种和播种而被纳入它的范围并发生改变；火和金属得到利用，无机自然的财富经由技术加工而可以为改善生活条件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政治的与宗教的伦理和意义，虽然它们并不能明确地区分图腾与禁忌、饥饿、心灵恐惧、艺术、战争、祭礼、信仰和经验。
在观念上和演化上与此全然不同、在发展速度上和持续期限上亦明显有别的，是那些各自具有自身的经济类型的高级文化的经济史。无城镇的乡村经济属于封建主义。伴随着国家从城市进行放射性的统治，出现了都市的货币经济；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城市的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同时，这种货币经济发展成为金钱的独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形式世界。阿波罗类型的实体货币（即模制的硬币）同浮士德式的动态类型的关系货币（即信用单位的账簿）形成为对立的双方，如同城邦与查理五世的国家是对立的双方一样。但是，经济生活，如同社会生活一样，是金字塔式地自行形成的。在乡村的底层，一种全然原始的状态依然故我，几乎未受文化的影响。晚期都市经济——它已经是坚定的少数人的活动——还是不以为然地对在它周围继续存在的原始土地经济表示出蔑视，而后者也对在城墙内盛行的智性化的风格怒目相向。最后，世界都市带来了一种文明化的世界经济，这一经济从少数中心中的极小核心中发散出去，使其他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经济从属于自己，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全然原始的（“家长式的”）习俗往往继续盛行。随着城市的成长，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精致和复杂。恺撒的罗马、哈伦·拉西德（Haroun…al…Raschid）的巴格达、当今的柏林等大城市的工人感到不言而喻地完全必需的东西，却为乡村最富裕的自耕农视作是愚蠢的奢侈品，但是，这个不言自明的标准是难以执行和难以坚持的。在每一文化中，劳动量都是越来越大，直到每种文明之初，我们都可看到一种经济生活的强度，其紧张状态甚至是过度的和危险的，而且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最后，就达到了一种严苛而固定的状态，那是精巧的、才智的因素与粗糙的、原始的因素的一种奇异混合，如同希腊人在埃及所发现的和我们在现代的印度和中国所发现的——当然，除非像戴克里先时代的古典文化那样，这外壳在一种年轻文化的压力下，从下面被瓦解。
与这种经济运动相对应，人作为一种经济的阶级，在经济上是“合乎形式”的，恰如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的等级在世界史中合乎形式一样。在经济秩序里面，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经济地位，恰如他在社会中皆有一种级别一样。现在，这两种依附性立刻向情感、思想和关系提出要求。生命还在持存着，还在坚持要具有某种意义，而我们的观念上的混乱由于这样事实而被弄得更糟了，这事实就是：今天，正像希腊主义时期一样，有些政治党派在其要求维持某些经济集团的生活水准的愿望中，已经把这些集团提升到了一个政治等级的高位，例如马克思就提升了工厂工人阶级的地位。
之所以会陷于混乱——因为第一个真正的等级是贵族阶级。官吏和法官，以及与政府和行政有关的一切最高职务，都是从这个等级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它们是具有指谓意义的等级式的构造物。所以，学者和科学家的团体也属于僧侣阶层，也具有一种十分清晰、明确的阶级排他性。但是，这些等级的巨大象征却随同城堡和大教堂一起消逝而去。第三等级本就是一种非等级，一种残余，一种杂乱的、多重的堆积，这种堆积除了在政治抗议的时候以外，很少能有什么意义，因之第三等级为自己所创造的那种重要性就是一个政党的重要性。个人并不自觉是一个资产阶级，但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而成为某一伟大事物的组成部分，可实际上，这并非由于他个人代表了这件伟大事物，而是由于确信而依附于它。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的这一弱点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在它的职业、行会和协会中相对地变得更加显著了。在城市里，无论如何，一个人的称呼主要地是按其生活方式来确定的。
在经济上，第一种（而且在古代几乎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纯粹的生产，因此是每一其他生活方式的前提。在古代，甚至原始等级也把它们的生活方式整个地建立在狩猎、畜牧和农业土地占有的基础上，甚至到了古代晚期，土地仍被贵族和僧侣看成是唯一真正体面的财产。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反的是贸易，这是贪得无厌的经纪人或中间商的生活方式，它的强大势力与它的人数是不对称的，可即便如此，甚至在很早时期的情形中，它就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这是一种精致的寄生生活，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因而是与土地无关的、远距离的、“自由的”、精神上也不受乡村伦理和实践的约束的；这是一种靠别人的生活来维持的生活。现在，在这两种经济之间，又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即技术的加工经济，它是在无数的手工业、工业和行业里面发展起来的，它创造性地把各种反思运用于自然，而其荣誉和良知是与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最古老的行会——可追溯到纯粹的原始时代，并且它还用它的暗昧不明的传奇、仪式和想法来填充这一原始的图景——就是冶匠的行会。由于这些冶匠瞧不起农民，又由于他们总是为恐惧所纠缠，使得他们时而为人所尊敬，时而又为人所封禁——因此他们就像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或“黑犹太人”一样，往往变成了一种有着自身种族性的真正部落。
在生产、加工和分配这三种经济中，如同在属于政治和一般生活的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有着领导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一些集团整个地负责配置、决定、组织和发现；另一些集团整个地只负责执行。分级可能是苛刻的和确定的，也可能是几乎觉察不到的，提升也许不可能，也许不会受到阻碍，职务的相对尊严在长期的缓慢变迁中也许会几乎相同，也许会不同到无法比较的程度。传统和法律、才能和财产、人口数目、文化水平以及经济处境，都可能有力地践踏这一基本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有如生活本身一样作为一种前提而存在着，它是无法变更的。不过，在经济方面说，并没有一个工人阶级；那是那些眼睛只盯着英国——这是一个还处于过渡阶段的、工业的、无农民的国家——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论家的一种捏造，接着，他们又如此自信地把所获得的体系扩展到所有文化和所有时代，使政客们得以采用它，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车间和财务室里，在办公室和货轮里，在公路上，在矿井中，在田野里和在草地上，几乎有数不胜数的纯粹服务性的行业。这些从事核算、看门、跑腿、敲铃、侍侯、照料的人，通常根本不具备将生活提高到勉强维持生活水准以上、并使工作具有尊严和快乐——这种尊严和快乐总是，例如，与官吏和学者的身份－职责，或工程师、经理和商人的个人成就联系在一起的——的因素；而且，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所有这些行业彼此之间也是无法比较的。工作是用脑力还是体力，工作环境是在乡村还是在大都市，从事工作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都使农业劳动者、银行职员、成衣工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里，只有，我再重复一次，十分晚期阶段的政党政治才用口号去引诱他们加入一个反抗的联合体，而其意图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些集合的群众。反之，古典的奴隶主要地是依据宪法条文的规定而成其为奴隶的——也就是，就实际的城邦而论，奴隶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经济上，他可能是土地劳动者或手工业者，甚或是拥有巨额资本、拥有邸第和乡村别墅以及一大群手下——包括自由人——的经理或批发商。除此而外，在晚期罗马时代，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留待下文分解。
货币（2）
三
随着青春时期的到来，每一文化中都开始了一种定居形式的经济生活。居民的生活完全是乡野农民的生活。城镇的经验还未出现。从乡村、城堡、邸第、修道院、寺院领地中拔地而起的，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市场，一个合乎自耕农利益的单纯集会点，这种集会点还立即获得了一种宗教的和政治的意义，但肯定还不能说它已具备自身所特有的生活。居民们，即使是工匠或商人，依然怀有农民的情感，甚至在这样那样的方面还是像农民一样地工作。
那从一种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即是物品，物品交易是所有早期交易的标志，不论其对象是从远方运来的，还只是局限在村落甚或农场的范围内流通的。一件物品是借其本质中某一些隐秘的线索而附着在生产它的生命或使用它的生命之上的东西。一个农民把“他的”牛赶到市场上去，一个妇女把“她的”美丽的服装放在衣柜里。我们认为，一个人是被馈赠了这个世界的“物品”；“占有”这个词会把我们直接引回到财产的植物性的源头，引回到这一特殊存在——不是别的存在——得以生长、从根上生长出来的源头。在这些时期，交换是一种过程，物品借由该过程而从一个生活圈子转到另一个生活圈子。对它们的评价是以生活为参照，且依据的尺度取决于其与当时被感觉到的关系。这里既没有价值的概念，也没有构成某个一般尺度的某一种类或某一定量的物品——因为黄金和硬币也都是物品，它们的稀有性和不可毁灭性使它们受到高度重视。
在这种物物交换的节奏和进程中，商人仅仅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市场上，掠夺性的经济和生产性的经济彼此相遇，但甚至在船队或商队卸货的地方，贸易也只是作为乡村交易的器官出现。这是“永恒的”经济形式，甚至今天在远离城镇的乡村小商小贩的不可磨灭的古老形象里，在自然地形成小规模的物物交换圈的城郊僻巷里，在学者、官吏以及一般说来每个未加入大城市日常经济生活的人的私人经济里，还可以看到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
随着城镇的心灵的形成，唤醒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一当市场变成了城镇，它就不再是横贯纯粹的农村风景的物品流的单纯中心的问题，而是城墙里面的第二个世界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城外的”单纯的生产性的生活只是目的和手段，从它那里，另一种川流开始进入循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真正的城里人不是原始的土地意义上的一个生产者。他与土地或经过他的手的物品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他不同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而只是从外面去看它们，并参照他自己的生活水准去评价它们。
随之，物品变成了商品，交换变为销售，并且我们还从思考物品转而思考货币了。
随之，一种纯粹广延性的东西，一种范围明确的形式，从经济的可见的对象中被抽象出来，如同数学思想从被机械地构想的环境中抽象出某种东西一样。抽象的货币正好相当于抽象的数字。两者都全然是无机的。经济图象唯独只被还原为数量，而“物品”的重要之点向来是它们的质量。对于早期的农民来说，“他的”牛首先只是一头牛，是一个单位性的存在，其次才是一个交换对象；但是，从真正城镇人的经济眼光来看，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价值，它只是在当时恰巧以一头牛的形状出现，这头牛随时都可以换成钞票。即便如此，真正的工程师在一个著名的瀑布中所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个可计量的、未被开发的能源。
所有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错误，就是它们是从价值记号，甚至从作为支付媒介的物质出发，而不是从经济思维的形式出发。实际上，货币，跟数和法律一样，是一种思维范畴。我们对于周遭的世界有一种金钱的考虑，恰如我们对其有一种司法的、数学的和技术的考虑一样。从对一所房子的感官经验中，我们可获得完全不同的抽象，这要看我们的心理是从一个商人、一个法官还是一个工程师的观点来评价它，要看所参照的是一个收支清单、一个诉讼还是一个坍塌的危险性。无论如何，与货币思维相接近的是数学。从生意的角度来考虑一切，就是进行计算。货币价值是一种数值，可用计算单位来衡量。这种精确的“价值本身”，跟数本身一样，首先是那没有根基的城里人所想出来的；对农民来说，只有一些参照此时彼时的交换对象而获得的暂时感受到的价值。凡是他还没有用到的，或他还不想占有的，对于他而言就“没有价值”。只有在真正城里人的经济图象中，才有客观的价值和各种独立于他的私人需要、作为具有一般有效性的思想因素而存在的价值，尽管实际上每一个体都有他固有的价值体系和他固有的极其多样的价值标准，尽管他是参照这些来判断市场的主导价格是“便宜”还是“昂贵”。
早期的人类是对物品进行比较，并且只借助理性的手段进行比较，后来的人类则是计算商品的价值，并且是借助死板的、非定性的尺度来计算。现在，黄金不再比照牛来估算，而是牛比照黄金来估算，结果则由一个抽象的数字即价格来表达。价值的这种估算是否在一个价值记号——因为书面的、口头的或表象的数字符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数字——中有象征性的表达以及如何表达，这取决于特殊文化的经济类型，而每种经济类型又都产生一种不同的货币。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共同条件，就是依据货币来进行经济思考的都市人口的存在，而且正是货币的这种特殊性，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价值记号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支付媒介；古典的硬币，也许还有巴比伦的银子，都具有这样的作用，而埃及的代本（deben）（按磅称出的生铜块）则是一种交换的尺度，但它既不是价值记号，也不是支付媒介。西方和“同时代的”中国的银行纸币，同样地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一种尺度。事实上，关于贵金属的硬币在我们的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习惯于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这类硬币不过是模仿古典风尚制成的商品，因此，它们是比照信用货币的账面价值来计算的，它们有一种“价格”。
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是，跟生命及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财产（possession）观念，让位于本质上流动的、性质上不甚确定的财富（fortune）观念：财富主要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对物品的投入。从其本身来考虑，它纯粹是货币价值的一种数量。
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所在地，城市变成了金融市场，变成了价值的中心，货币价值的川流开始注入物品之流，使它理智化并控制它。由此，商人就由经济生活的器官变成了它的主宰。用货币来思考，永远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的商业的或生意的思考。它是以土地的生产性经济为前提的，因此，其经济形态首先永远是掠夺性的，因为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获益”、“赢利”、“投机”之类的词，就是指从物品送往消费者手中的中途来赚取利润——这是一种才智性的掠夺——因此对早期的农民是不适用的。只有通过使我们自己完全适应真正的城里人的精神和经济眼光，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些词的意思。他工作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出售，为了“钱”。生意经的观点逐渐融入每一种活动中。乡下人同物物交易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既是卖主，又是买主，甚至原始市场的商人几乎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货币交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仿佛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即经纪人，他的思想先天地由生命的生意方面所支配着。他迫使生产者供货，迫使消费者向他要货。他把中介提升到一种垄断地位，并从此提升到经济的首要地位，迫使另外两个方面以他的利益为归依，按他的计算来预备商品，并在他的报价的压力下降低商品的价格。
能掌握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就是金钱的主人。在所有文化中，都走的是这样一条演进之路。吕西阿斯（Lysias）在他的反对谷物商人的演说中告诉我们，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投机商人为了制造恐慌，常常散布载运谷物的船队遇难或战争爆发的谣言。在希腊化－罗马时期，为了哄抬物价而使土地荒芜，或是限制进口，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手段。在埃及新帝国时期，则是通过票据贴现这样一种完全可与西方的银行运作相媲美的方式来造成美国式的小麦囤积。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的行政官克莱奥米尼通过簿记交易将全部谷物供应集中在自己手中，因而在希腊造成了广泛的饥荒，为自己赚得了巨额利润。在经济上若是不这样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