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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了观念的形成和所谓的规律的演绎，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信用货币在无农民的英国因为世界贸易与出口工业的关系而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形式，从而成为界定诸如资本、价值、价格、财产之类的概念的基础——进而，这些定义毫不费力地被嫁接到其他文化阶段和生命周期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决定了人们对于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这一认识统治着所有的经济理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就是这种经济图象的创造者。自那以后，所有论述他们或反对他们的写作通常都是以他们的体系所确立的严密结构和方法为前提。凯里（Carey）和李斯特是这样，傅立叶（Fourier）和拉萨尔也是这样。至于斯密最大的反对者马克思，当一个人彻头彻尾地浸淫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意象中时，不论他是多么大声疾呼要反抗英国资本主义，那都没有什么关系；那种反抗本身就是一种确认，它的唯一目标就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筹算来使客体赢得作为主体的优势。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不过是对处于一个特殊发展水平的某一种文化的经济思考进行了自我分析。它彻头彻尾地是理性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物质及其条件、需要和动机，而不是心灵——各代的、等级的和民族的——及其创造力。它把人看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它对伟大人物以及个人的或集体的造就历史的意志一无所知，对那在经济事实中只看到手段而看不到目的的意志一无所知。它视经济生活是一种可通过可见的因与果一无遗漏地加以解释的东西，一种其结构完全是机械的且全然自足的东西，最后甚至是一种与宗教和政治——它们再次被看作是个别的自足的领域——有着某种因果关系的东西。由于这种看法是体系性的而非历史的，它的概念与法则的无时间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就成了一种信条，它的雄心是想建立一个且唯一正确的应用“这种”管理科学的方法。因此，只要它的真理一与事实相遇，就会招致彻底的失败——例如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世界大战的预言就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理论家关于苏维埃经济所归纳的预言也是如此。
因此，直到现在，在生命的经济方面的形态学意义上说，尤其是在高级文化的生命的经济方面的形态学，及其经济类型——与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绵延期相一致——的形态的意义上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国民经济。经济并无所谓的体系，而只能是一种观相。要探寻它的内部形式、它的心灵的秘密，就需要有观相的眼力。要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就得成为它的“鉴定者”，如同伯乐是人或马的“鉴定者”一样，其所需要的“知识”决不亚于一个骑手需要掌握的动物学的知识。但是，这种“鉴定”才能是可以唤起的，唤起的方法就是通过对历史采取同情式的观照，这种观照可以对种族本能获得一种敏锐的观念，而这些种族本能在经济中如同在能动的生存的其他因素中一样发挥着作用，它们以象征的方式塑造着与它们自身的内在性质相协调的外部形势——经济“资源”、经济需求。所有的经济生活都是一种心灵生活的表现。
这是对经济的一种全新的、德国式的观照，是一种从所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都是18世纪的空虚的理性的产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对经济的外表进行一种物质的分析，接着再加以综合而已——之外来进行的观照。迄今为止，我们所学到的都只是一种初步的东西。经济思想，和法律思想一样，现在已临近其真正的和正当的发展时刻，这种发展（对于我们犹如对于希腊化－罗马时代一样）只有在艺术和哲学已经不可挽回地逝去的地方，才能开始。
下面，我只打算对这里用得着的可能性作一番鸟瞰式的概述。
经济和政治是同一活生生地涌动的存在之流的两个方面，而不是醒觉意识即心智的两个方面。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体现了宇宙涌流的脉动，这涌流就潜藏在个体生存的代代相继中。它们，可以说，不是要拥有历史，而是要成为历史。支配它们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是何时。它们二者都属于种族，而不是像宗教和科学那样属于具有其空间的、因果的张力的语言；它们尊重的是事实而非真理。有经济的命运，如同有政治的命运一样，而在科学以及宗教的学说中，则只有无时间的因果联系。
因此，生命有与历史相适配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态”。它们相互叠复、相互支持、相互对抗，但政治状态无条件地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就是要保存自己并出人头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强，以便出人头地。但是，在经济的适配状态（fitness）中，存在的川流是因重视自己而适配，而在政治的适配状态中，它们是因重视他人而适配。这对于所有的生物族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植物到昆虫，再到那在空间中最自由地活动的世人，都是一样的。获取营养与取得胜利——生命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高贵程度的差别，在它们与死亡的关系中可以识别出来。世上再没有一种对比有饥饿而死与壮烈牺牲之间的对比那么深刻的了。从经济的方面看，生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总是因饥饿——还应包括可能性的受阻、境况的窘迫、黑暗、压力，它们并不亚于字面意义上的饥饿——而受到威胁、凌辱和贬损。有许多民族因为生活的颠沛流离而整个地丧失了其种族的张力。在这里，人们因某些事物而死，而非为某些事物而死。政治让人们为了一种观念而牺牲，让他们为一种观念而倒下；但是，经济仅仅是使他们消耗而尽。战争是所有伟大事物的创造者，饥饿则是所有伟大事物的毁灭者。在战争中，生命因死而得到提升，常常被提升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高度，仅仅那种力量的存在就可以保证胜利，但在经济生活中，饥饿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唤起的是一种丑恶的、卑下的、全然非形而上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一种文化的高级的形式世界会陷入可悲的崩溃，人类这种动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赤裸裸的斗争就会开始。
所有历史体现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双重意义，在早先的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有一种私人的历史，把“空间里的生命”表现为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殖系列；还有一种公共的历史，它把那种生命当作一种政治上“合乎形式”的东西加以捍卫和保护——这就是存在的“纺锤方面”和“刀剑方面”。它们就表现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中，而且还表现在家庭的原始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保护婚床的那些善良的神灵——古罗马每家每户的护身神革尼乌斯（Genius）和天后朱诺（Juno）——都受到门神雅努斯的保护。对于家族的这种私人历史，经济现在就隶属于它。一种繁荣生活的持续是与这历史的力量分不开的；它的生育与怀孕的秘密，在其生殖力强盛的、扎根于泥土的、健康的和丰产的农民族系的最纯粹形式中可以看到。并且，如同在（禁止）的形式中（禁止）是与循环器官联系在一起的一样，家庭的中心在另一意义上是由神圣的灶神即维斯塔形成的。
因此之故，经济史的意义全然不同于政治史的意义。在政治史中，前景为伟大的个体命运所占据着，它们其实是在其时代的有约束力的形式中完成自身的，但它们各自在本质上严格地是个人的。而经济史和家族史所涉及的是形式语言的发展过程；一切偶尔发生的和个人性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私人命运，只有为成千上万的情形所共有的基本形式才是重要的。但是，即便如此，经济也只是一种基础，因为无论如何，只有存在才是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那种某一个人或民族“处于良好状态中”、营养充足和丰产，而是为何他或它是如此；人在历史世界中爬得越高，他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追求内在象征和表现力的意志，就越是显著地超出这样的经济生活所具有的形式和深度方面的一切事物。只有随着文明的到来，当整个的形式世界开始衰落时，单纯的生命保存才开始赤裸裸地、坚持不懈地自行表现出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样一种不知羞耻的迂腐论断，即认为“饮食男女”是生命的驱动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生命开始意味着不是精力弥满地去完成某个任务，而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问题，是追求舒适和安逸、“面包和马戏”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把经济政策本身当作目的去代替伟大的政治。
由于经济属于生命的种族方面，故而它跟政治一样具有一种习俗伦理而不是道德——这又是贵族与僧侣、事实与真理的区别。一个职业阶级，跟一个等级一样，对好与坏（而不是善与恶）有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就不会有荣誉、法律。对于那些经营于经济生活的人来说，荣誉也是一种中心标准，因为它对什么是“正确的事”有着机智而良好的眼力——这与那构成关于尘世的宗教沉思之基础的罪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在经济生活那里，不仅在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当中存在着一种十分确定的职业荣誉感，而且在店主、出口商、银行家、买办，甚至，如我们都知道的，在小偷和乞丐——当他们中有两三个人觉得自己属于同行的时候——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确定的高下之分。还没有人论述或写出这些习俗伦理，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像各处及各个时候的阶级伦理一样，它们只在成员的圈子中是有约束力的。伴随着那些高贵的美德一起，如忠诚和勇敢、侠义和友谊——它们在每一职业社会中都可看到——也出现了关于勤勉、成功和劳动的轮廓清晰的观点，以及一种惊人的区别意识和优越感。这类东西也是人所具有的——但对它们所知甚少，因为习俗只有在它被违背的时候，才会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反之，宗教的禁律则是一些无时间的、普遍有效的、但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一个人必须先学会它们，才能懂得它们或努力遵守它们。
宗教禁欲主义的原理如“忘我”、“纯洁”等在经济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真正的圣徒来说，经济本身就是罪恶的，它不仅让富人追逐利益和快乐，而且让穷人心生嫉妒。有关“原野的百合花”的谚语，对具有浓厚的宗教（以及哲学）情怀的人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存在的整个价值是超乎经济和政治以及“此世”的其他所有事实之外的。我们在耶稣的时代、圣伯纳德的时代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的心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第欧根尼（Diogenes）和康德这类人的生活方式中看到这一点。因此之故，人们自愿选择贫困和云游，隐居在密室或书斋。而经济活动从未在一种宗教或哲学中出现过，它总是只在一个教会的政治机构或一个理论团体的社会机构中出现；它永远是对“此世”一种妥协，是表示权力意志存在的一种标志。
二
那可以称之为植物的经济生活的要素是在植物之上和之中被完成的，没有了它的存在，植物本身就不过是某一自然过程的舞台和无意志的客体。这种要素也是人类的经济生活的基础，它仍不可改变地保持着其植物的和梦幻的性质，以循环器官的方式追求它的无意志的（在这点上，几乎是外来的）生存。但是，当我们进而看看在空间中自由地活动的动物界的时候，存在就不再是孤独的了——它有醒觉存在、领悟的能力伴随着，因此不得不以独立思考作为保全生命的准备。在这里，开始出现了生命焦虑，随着感官的日益敏锐，开始产生了触觉和嗅觉、视觉和听觉；并立即投身于旨在搜索、搜集、追求、诈骗、偷盗的各种空间活动，这些活动在许多动物物种（诸如海狸、蚂蚁、蜜蜂、大量的肉食禽兽）身上发展成为一种初级的经济技巧，而这种经济技巧又是以一种反映过程为前提的，因此亦是以理解力从感觉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为前提的。人之真正为人，是因为他的理解力已经摆脱了感觉，是因为他的思想已创造性地介入了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女人对男人的所使用的伎俩还是十分动物性的，同样地，农民在贪图蝇头小利方面的狡黠也是如此——两者与狐狸的狡猾绝无差别，两者都有一瞥之间便能看透牺牲品的秘密的能力。但是，在这种狡黠的上面，这时随之出现了这样的经济思维，如播种土地，驯养动物，改变、品评及交换物品，寻找成百上千种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保全生命，以及把对环境的依赖转变为环境的控制等。这些乃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种族总要利用某一种经济思维，这种思维可以变得强大有力，以致使自己可以摆脱既定的目标，建立起一些抽象的楼阁，最后在乌托邦式的太空中迷失了自己。
所有高级的经济生活都是在农民的基础上并超越于农民发展起来的。农民本身并不以任何基础为前提，而只以自身为前提。可以说，它就是种族本身，是植物性的和无历史的，它全然为了自己而生产和利用，它有一种把其他一切经济性的生存一概视作偶然的和不足为道的世界观。可不久，就会有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来与这种生产性的经济相对抗，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把生产性的经济作为对象——作为营养、贡品或掠夺的来源——加以利用。政治和贸易在起初是很难分开的，两者都是主人派头的、个人性的、好战的，两者都渴望权力和战利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它不是从一个角度去观照世界，而是自上而下地去看世界的充满诱惑的混乱情形，它十分诚实地表现在选择狮和熊、鹰和隼作为武装徽标上。原始的战争常常也是掠夺性的战争，原始的贸易也同掠夺和海盗行为密切地联系着。冰岛的英雄传奇就叙述了北欧海盗是怎样时常同意与一个城镇的居民和平地交易两星期，过后就拿出武器，开始进行掠夺。
具有成熟的形式——凭借智力上的优越战胜对手取得物质成就的艺术——的政治和贸易，都是取代战争的另一些手段。每一种外交都是生意性的，每一种生意都是外交性的，两者都以对人的透彻判断和观相术为基础。诸如腓尼基人、埃特鲁里亚人、诺曼人、威尼斯人、汉萨同盟的成员之类的伟大航海家的冒险精神，诸如弗格尔家族（the Fugger）与美第奇家族这样的机敏的银行巨头的精神，还有诸如克拉苏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矿业及托拉斯大企业主这样的显赫的金融家的精神，如果想有所作为和有所成就，就必须具有司令官那样的战略才能。在经济领域跟在政治领域一样，有所发展且值得重视的是对族系、世袭产业、家族传统的那种自负；巨额的财富就像王国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波利克拉特斯和梭伦、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和尤金·沃仑韦伯（Jürgen Wullenweber）都远不是从商业野心产生出了政治野心的仅有例证。
但是，真正的王侯和政治家想要的是统治，真正的商人只想要发财致富，在此，掠夺性的经济产生出了追求目标和追求手段的分离。一个人可以为了权力而专事掠夺，或是为了掠夺而专事权力。伟大的统治者，如始皇帝、提比略、腓特烈二世，也有致富的愿望，有“土地和臣民二者兼得”的愿望，但这种愿望是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并受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一个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全世界的财宝抓在手里，更别说视此为理所当然了：他可以过着奢华甚至放荡的生活——只要他觉得自己（如拿破仑、塞西尔·罗得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元老院）是一项使命的能动机。当他这么觉得的时候，很难说他心里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存在。
为了纯粹经济利益而活的人——例如罗马时代的迦太基人，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当代美国人——相应地在纯粹的政治思考上就比较无能。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中，他总是受骗上当，被人当作工具利用，比如威尔逊（Wilson）的情况所表明的——尤其当由于缺乏政治家那样的本能而给道德情操留下空隙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各大经济团体（例如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一次又一次遭到政治上的失败，除非它们确实找到了一个真正精通政治的政客作领袖，而他这时又会利用它们。经济思考和政治思考，尽管形式上高度协调一致，但在方向上（因而在所有战术细节上）却有根本的区别。伟大的商业成功会唤起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放纵感——在“资本”这个词中，我们就可以捕捉到这方面的一种准确无误的低音。但是，只有在少数个人那里，他们的意愿的色调和方向，以及他们衡量时局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不再觉得他的企业是“他自己的生意”，其企业的目标不再是财富的简单积聚的时候，工业巨头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家，例如塞西尔·罗得斯这样的人。但是，反过来，政治界的人士却要面临着他们有关历史任务的意愿和思维堕落成仅仅是为了维系他们的私人生活的危险；这时，贵族就能变成强盗，我们目睹了王侯和大臣、政治煽动家和革命英雄这些熟悉的类型的崛起，他们的热情在懒洋洋的舒适生活和大量的财富积聚中已经消耗殆尽——在这方面，凡尔赛与雅各宾俱乐部、实业巨头与贸易协会领袖、俄国统治者与布尔什维主义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民主政治的成熟时期，那些已“达到目的”的人的政治，不仅与生意是同一的，而且与最肮脏的大城市的投机生意是同一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正是一种高级文化的隐秘过程的表现。起初，出现的是原始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及其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政治生活，跟宗教体验一样，有其固定的位置，有其命定的行家老手，有其分配好了的在事实和真理两方面的目标，经济生活则在下面沿着一条稳妥的道路无意识地前进。接着，存在之流发展至与城镇的石头结构纠缠在一起，而才智和金钱从此以后就篡夺了它的历史指导权。具有年轻的象征力量的英雄和圣徒越来越少，他们全退缩到越来越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