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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们当中最伟大的当是亚美尼亚人约翰·季米西（John Tzimisces）（969～976年）。在巴格达，突厥人扮演了亚美尼亚人的角色；842年，哈里发瓦西格（Vathek）第一次授予突厥人的一位领袖以苏丹的封号。从862年起，突厥的护卫军监护着统治者；945年，布维希家族（Buyids）的苏丹王朝的创始人艾哈迈德（Achmed）正式把阿拔斯哈里发的职权限制在宗教的尊位方面。因此，在这两个世界都市中，都开始了有势力的地方家族之间为占有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无限制的竞争。在基督教的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巴西尔二世（Basileios Ⅱ）及其他人挑战大领主的权力，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立法者方面的社会目的。这不过是暂时的统治者方面为反对可能的继承人而进行的一种自卫行动，因而和苏拉及三雄的叛逆法十分相似。半个小亚细亚属于杜卡斯（Dukas）、福卡斯和斯克罗斯（Skleros）亲族；阉官巴西尔（the Chancellor Basileios）能从自己的巨额财产中开支军饷，很早就有人把他和克拉苏相比较。但是，帝国时代本身只是从塞尔柱突厥人开始的。他们的领袖托格卢尔别克（Togrulbek）在1043年攻占了伊拉克，在1049年攻占了亚美尼亚，并在1055年强迫哈里发授予他世袭苏丹的职位。他的儿子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征服了叙利亚，并由于曼吉克特（Manzikert）战役的胜利，而赢得了小亚细亚东部。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的残余部分对于突厥伊斯兰至上权后来的命运就不再具有重要性或发生影响了。
在埃及，以“喜克索人”的名义统治的时期也属于这个阶段。在第十二王朝与第十八王朝之间，约有两个世纪，它开始于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达到全盛的“旧制度”的崩溃，终于新帝国的开始。王朝的计数本身就足以揭示出某些灾难性的东西。在国王的名册中，名字或是连着的，或是并行的，出身卑微的篡位者、将军以及有着各种奇怪封号的人们常常只能统治很短的时间。塞谟涅（Semne）的上尼罗河案卷到第十三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这里就中断了，卡胡恩（Kahun）的档案也止于他的继承者那里。这正是莱登纸草（Leiden Papyrus）所描写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随着政府的垮台和群众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暴动和有野心的军人的崛起。在埃及，自1680年左右开始出现“喜克索人”的名字，新帝国的历史学家们不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所以他们用这个称呼来掩盖那个时候的耻辱。毫无疑问，这些喜克索人起了亚美尼亚人在拜占廷所起的作用；同样，在古典世界中，如果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打败了马略和他的由城市群氓组成的军团，那他们的命运也会经历同样的道路；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充实三雄的军队，并最后可能凭借他们的地位拥立蛮族首领——因为朱古达（Jugurtha）的例子就表明异邦人是敢于深入当时的罗马属地的。入侵者的起源或构成并不重要——他们可能是卫兵、暴动的奴隶、雅各宾党人或纯粹的外来部落。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世纪中他们对于埃及世界意味着什么。最后，他们在西三角洲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建造了一个都城阿瓦里斯（Auaris）。 他们的一位领袖，名叫希安（Khyan），不是称自己为法老，而是称作“国家的笼络者”（Embracer of the Country）和“青年人之王”（这种称谓与恺撒时代的“独立执政官”或“终身独裁官”一样，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个人大概与约翰·季米西属于同类，他统治了全埃及，并把他的名望远播到克里特和幼发拉底河领域。但是，在他以后，各个地区开始了争夺至上权的斗争，结果，雅赫摩斯（Amasis）和底比斯王朝最终作为胜利者出现了。
至于我们，这个“战国时期”则是开始于拿破仑和他的专横暴戾的苛政。他是第一个在我们的世界中把军事的、同时也是流行的世界统治观念付诸实施的人——这种世界统治是和查理五世的帝国、甚至和拿破仑自己的时代的不列颠殖民帝国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说19世纪相对来讲比较少有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并在外交上通过会议的手段克服了其最严重的危机，那这恰好是由于连续的和可怕的备战使得争吵者们因害怕战争的后果而在最后时刻一再推延作出的明确决定，并导致了以布局取代战争的游戏。因为这是巨大的常备军和普遍的强迫兵役制的时代。我们自己距离这个时代太近了，因此看不到它背后的这个可怕方面。在整个世界历史中，这是独一无二的。自拿破仑以来，一直有几十万人，后来是几百万人已随时准备好出发，强大的舰队布满了港口，每隔十年就要更新一次。这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战争，一种在装备和准备方面竞相升级的战争，一种人员、速度和技术的战争，至于外交斡旋，不是宫廷对宫廷，而是司令部对司令部。战争的爆发拖延时间越久，战争工具就越巨大，紧张的程度就越难以承受。这是“战国”在那个时期的第一个世纪里的浮士德式的动态形式，但它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就结束了。至于战争期间的这四年，它的需求对于普遍兵役制的原则——法国革命的产儿，就其在这种形式中来说，彻彻底底地是革命的——以及由其发展出来的所有战术方法而言，实在是太大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常备军将逐渐为志愿的、热衷于战争的军人的职业军队所取代；我们将从几百万人的军队又回到几十万人的军队。但实际上，这第二个世纪将成为真正的“战国”的世纪。这些军队不是战争的替代品——它们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它们需要战争。它们的意志将在两代人之内压倒一切要求安宁的人的意志，它们将重新集结起来。在它们为争夺全世界的遗产而进行的这些战争中，各个大陆都将孤注一掷，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召集起来，新技术和新战术将再次上演和对决。强大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弱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现在只是地方、只是被动目标的一切都将走向终结，它们的命运对于事物的伟大进程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自己，在很短的几年内，已学会了不大注意或不去注意那些在大战前会使世界震惊的事件；在今天，有谁严肃地考虑过在俄罗斯死去的几百万人呢？
在这些血和恐怖的灾难中间，一再响起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这不过是伟大事变的背景和回声而已，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十分必要的，以致我们必须允许它的存在，尽管在传统中并没有谁提到过它，例如在海克索的埃及、在巴格达和拜占廷。我们可以尊重有关所有这一切的愿望，但我们也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事实本原的真相——这是具有种族品质的人的标志，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有了历史。生命必须要成为强者，才能是伟大的；只允许它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要赢得胜利，就要敢于做胜利的牺牲品。因为只有文学——书面的、意念中的或者活的文学——才会在事件的旁边兜圈子，一味抱怨和嫉妒，它不过是迷失于运动着的、纷杂的事实之中的真理而已。历史从来不屑注意这些主张。在中华世界中，向戍（Hiang…Sui）早在公元前535年就试图建立和平联盟。在战国时期，帝国主义（连横）受到国际联盟思想（合纵）的反对，尤其是在南部地区，但这种思想就像要步入整体道路的每一局部措施一样，其命运是预先注定了的，甚至在北方取得胜利以前它就已经消失了 。但是，这两种倾向都同样地拒绝道家的政治偏向，后者在那些可怕的年代里却选择了理智的自我解除武装，由此而把自己降低到在伟大的决定中仅仅被他人和为他人用作笑料的水平。甚至罗马的政治——如同古典精神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故意漠视将来——至少作出过一次尝试，想把全世界纳入一个由平等的、协作的力量所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应当能够取消进一步进行战争的全部必要性——就是说，当汉尼拔失败的时候，罗马放弃了吞并东方的机会。但是，勉强为之是徒劳的；小西庇阿的政党为了结束混乱，走向了公开的帝国主义，虽然这一政党的有主见的领袖早就在其中预见到了他的城市的定数：这个城市具有（而且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典的那种天然的无能，无力组织任何事物。从亚历山大到恺撒的道路是毫不含糊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切文化的最强有力的民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愿或不自愿地，都必须走这条道路。
这些无情的事实，是逃避不了的。1907年的海牙会议（Hague Conference）是世界大战的序曲；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将成为另一些战争的序曲。这些时代的历史不再是才智之士们文雅地进行加减运算的智力竞赛，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从其中退出，只要它愿意。现在的选择是：或者坚持不懈，或者投降屈服，决无中间道路可言。事物的逻辑现在所允许我们的唯一道德，就是攀崖者面对峭壁时的道德——只要有刹那的软弱，就前功尽弃。今天，所有的“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放弃和放任，或者说是一种想借神秘主义来逃避现实的怯懦的希望。这跟罗马时代是完全一样的。塔西佗告诉我们，有名的穆索尼乌斯·鲁福斯（Musonius Rufus）是如何试图通过鼓吹和平的福乐和战争的邪恶去影响那些于70年驻扎在罗马城门前的军团，但差一点送了性命。军团司令阿维狄乌斯·卡修斯（Avidius Cassius）也曾称马可·奥勒留皇帝是“通哲学的老妇”。
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古老而伟大的传统遗留下来，许多古老而伟大的历史“道理”和经验继承下来，注入了20世纪各民族的血液之中，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对我们而言，创造性的虔诚，或（用一个更基本的术语说）脉动，从最初的源头传到我们，只是依附在那些比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更为古老的形式上，这些形式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它们的每一种残余，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能在任何一种自足的少数派的存在中保存下来，不久就将产生无法估量的价值，并将引起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历史效果。旧的君主政治、旧的贵族政治、旧的上流社会的那些传统，只要它们仍健康到足以抵御职业的或专家的政治，只要它们还保有荣誉、克己、纪律、对伟大使命的真正意识（亦即，种族品质和训练）、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它们就能成为把整个民族的存在之流结合起来、使其比这个时代活得更久的中心，并能使这存在之流在将来有其归宿。“合乎状态”就是一切。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伟大文化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代。保有其形式的最后的种族、最后的活生生的传统、最后的具有这两者作为支撑的领袖，将作为胜利者度过这个时代并继续前行。
九
我用“恺撒主义”这个术语来指这样一种政府：不论它可能有什么样的宪法结构，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向彻底的无形式的倒退。奥古斯都在罗马、始皇帝在中国、雅赫摩斯在埃及、阿尔普·阿尔斯兰在巴格达，都以各种古老的形式来伪饰他们的地位，这并不重要。这些形式的精神是死的，因此，所有的制度，不论多么小心地维持着，从此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和重要性。真正的重要性集中在恺撒式的人物所行使的完全个人的权力上，或其他任何能在其位置上行使这权力的人所行使的权力上。这是从一种具有已完成的形式的世界向原始状态、向宇宙的无历史的状态的倒退（récidive）。时代的生物学延展再一次取代了历史时期所空缺出来的位置。
在文明正在臻于极盛的开始阶段（今天就处于这个阶段），将会出现世界都市的奇迹，即巨大的石化物，这是无形式的一种象征——庞大、壮观并傲慢地播散着。它把现已变得无力的乡村的存在之流吸纳到自身之中，把像沙丘一样四处流动或像散沙一样流入石头缝隙的人群吸纳到自身之中。在这里，金钱和才智为它们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而欢呼。这是呈现在人眼的光的世界中最人为的、也最聪明的现象——它是不可思议的，“完善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几乎已经超出宇宙构形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了。
然而，无观念的事实立即重新出现了，它们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脉动终于克服了数世纪的才智张力。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统管着世界，书本和问题的领域僵化了，或从记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新的命运借前文化时期的类型重新成为可能，并显现在意识面前，丝毫没有因果律的伪装。塞普提姆·塞弗茹斯和加利努斯的生活与阿拉里克和鄂多亚克的生活之间，再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拉美西斯、图拉真、汉武帝全都生活在无历史的时代延展（time…stretches）的一种一致的兴衰交替中。
帝国时代一旦到来，政治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如其所是地处理当下的状况，应付现有的各种势力。在“战国时期”，所有的世界城市血流成河，为的是民主政治的伟大真理能够变成了现实，也为了能够获得各种权利，因为没有它们，生活似乎就不值得一过。现在，这些权利都已被获得，但子孙辈不为所动，哪怕是通过惩罚的手段，也不愿去利用它们。再过一百年，甚至历史学家也不再能理解这些旧的争论。早在恺撒的时代，有名望的人们就几乎已经不再参加选举。令伟大的提比略一生痛苦不已的是，他的时代最能干的人物都疏远了政治；尼禄甚至用威胁的手段也不能强迫骑士们到罗马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伟大的政治的终结。曾经作为战争的替代物发挥作用的才智的冲突必须要让位于最原始形式的战争本身。
因此，像蒙森那样，认为在奥古斯都所形成的“两头政治”（dyarchy）以及其中元首和元老院之间的权力均分中存在着深刻的进一步分划的设计，这完全是对那个时代的意义的一种误解。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构成可能还是实际存在的，但其本身就足以使这样的想法不可能进入当时的权势人物的头脑。现在，这种想法不过意味着软弱的人的一种尝试，即想通过以空洞的形式掩盖冷酷无情的事实来欺骗自己。恺撒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们，在行使统治权时，也是以确定的、不动情的实际考虑为指导的。他最后几个月的立法整个地关心的是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中没有一条打算成为永久性的。这恰恰是人们一般都忽视的。他对事物的评判太过细致入微，以致在安息战争（Parthian War）行将来临的这个时刻，他都不能预测事件的发展或确定它最后的形式。但是，奥古斯都，跟他之前的庞培一样，虽然不是他的追随者的主人，却完全依赖他们以及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元首政治的形式根本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西塞罗——另一位弱者——所阐发的一种陈腐的、纸上谈兵的政党理想。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奥古斯都把国家权力交还给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的时候——这个场景因其真诚性而显得更加没有意义——他为自己保留了保民官的职位。事实上，这是政策在现实中体现自身的一个要素。保民官是僭主的合法继承者，早在公元前122年，盖约·革拉古就已经给这一称号注入了一种内涵，这一内涵不再为那一官职的合法界线所局限，而只受在位者的个人才干的限制。从革拉古开始，经过马略和恺撒，一直到那位力图摧毁他的母亲阿格丽品娜（Agrippina）的政治目标的年轻尼禄，这是一脉相传的。另一方面，元首从此以后只是一种装饰，一个封号——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社会事实，但肯定不是一个政治事实。而这恰恰是西塞罗的学说赋予其光辉和魅力的概念，并早就——通过他，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同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反之，元老院和人民的“合作”是一种过时的仪式，其中所含的生活内容和祈年团的祭仪——也被奥古斯都恢复了——所含的内容差不多。革拉古时代的伟大政党早就变成了扈从——恺撒派和庞培派；最后，一方面只剩下无形式的全能者、一目了然的残酷“事实”、恺撒——或任何力图置恺撒于其影响之下的人——另一方面则只剩下一小撮狭隘的空论家，他们把不满情绪掩盖在哲学下面，并从此企图用阴谋手段来推进他们的理想。这些斯多葛主义者之在罗马，犹如儒家之在中国；由此观之，公元前212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所颁令的“焚书”插曲，通过后来的文人对这种巨大的破坏行为所做的强烈谴责而开始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毕竟是这些斯多葛主义的、热衷于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的狂热信徒杀死了恺撒：他们以加图和布鲁图斯崇拜来对抗神灵崇拜；元老院（这时只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哲学家们从不倦殆于悲叹“自由”的衰落和煽动密谋，例如皮索（Piso）在65年。如果这就是尼禄死的时候的形势，那它就是苏拉的情形的重演；这还是尼禄何以要处死斯多葛派的特拉塞亚·帕图斯（Thrasea Paetus）的缘故，是韦斯巴芗（Vespasian）何以要处死赫尔维乌斯·普里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的缘故，也是克里姆提乌斯·科都斯（Cremutius Cordus）的历史著作——其中称布鲁图斯为最后一位罗马人——的各种抄本会在罗马被集体销毁的缘故。这些都是国家针对盲目的观念形态所必须要采取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