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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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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一种被启蒙的醒觉意识所特有的表现,这种醒觉意识在批判的知性的指导下,在一个无神的光的世界中观察这世界,当它发现感官知觉与正确的人类理性不相符合时,就把感觉看作是“假宝石”。从前曾是神话的事物——最现实的现实物——现在要从属于所谓欧赫墨洛斯主义(Euhemerism)的方法。博学的欧赫墨洛斯(Euhemerus)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曾向民众“解释”以前对他们颇有助益的古典神,这种做法在各个“启蒙时代”都以各种形式发生过。我们也有我们的欧赫墨洛斯式的解释,比如:把地狱解释为负疚的良心;把魔鬼解释为是邪恶的欲望;把上帝解释为是自然的美。同样地,当公元前400年左右的阿提卡墓刻不是向城邦守护神雅典娜而是向“德谟”(Demos)女神——顺便提一下,这位德谟女神是雅各宾派的理性女神的一个近亲——祈求的时候,当苏格拉底所谓的δαιμονιον(天才)和其他哲学家所谓的νουs(努斯、精神),代替了宙斯的地位的时候,也都表明了相同的倾向。孔子讲“天”而不讲“上帝”,这表明他只相信自然之道。儒家对中国经书的“汇集”和“整理”便是欧赫墨洛斯主义的巨大行动,在那里,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宗教著作都被删除殆尽,剩下的也都遭到理性主义的辨伪。假如可能的话,我们的18世纪启蒙学者无疑也会以同样方式对待哥特时期的遗产。孔子彻底属于中国的“18世纪”。老子(他看不起孔子)处于道教运动的中间,这种道教运动依次显示了新教精神、清教精神和虔敬主义的特征。可两者最终都传播了一种以完全是机械论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的世界音调。“道”这个词在中国的晚期经历了其基本内涵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与“逻各斯”这个词在古典思想从赫拉克利特到波塞多纽的历史中,以及“力”这个词从伽利略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所经历的变化完全相同,且都是沿着相同的机械论的方向。从前曾被庄严地塑造成为神话和祀拜的东西,在这种“有教养的人的宗教”中,被称作自然和德行——但这个自然是一种可理解的机械论,这个德行是一种知识。孔子和佛陀、苏格拉底和卢梭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孔子不容许对死后的生命做祈祷或沉思,更不许可什么天启。过分忙碌于献祭和礼仪的人,表明他缺乏教养和理性。乔达摩佛陀和他的同时代人、耆那教(Jainism)的创始人大雄(Mahavira)——他们两人都来自恒河下游、古婆罗门教文化区域东部的政治世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既不承认上帝的观念,也不承认神话和崇拜。关于佛陀的真正教训,现在已经无法查证——因为它出现的时候整个地带有后来的以他的名义命名的费拉宗教的色彩——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关于“果必有因”(conditioned arising)的真实观念则是从源于无知的痛苦而来,这无知即是对于“四圣谛”的无知。这是真正的理性主义。涅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纯理智的解脱,这正好相当于斯多葛派的“自持”和“快乐”。它就是知性和醒觉意识的那种条件,存在对它们来说已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时代里,有教养的人的崇高理想就是“圣人”。圣人回归自然——回到凡尔那(Ferney)或艾尔姆诺维尔(Ermenonville),回到阿提卡的花园或印度的丛林——这是作为一个都市人最理智的方式。圣人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他的苦行在于为了沉思而对尘世采取合宜的蔑视。启蒙的智慧与安慰是从不抵牾的。道德如果以伟大的神话为背景,就会始终是一种献祭、一种祀拜,甚至会走向禁欲主义的极端,乃至走向死亡;但是,德行如果以智慧为背景,则是一种秘密的享受,一种至上的理智的自我主义。就是这样,那外在于真正宗教的伦理教师变成了实利主义者。佛陀、孔子、卢梭,都是头号实利主义者,因为所有他们的井井有条的观念的高贵性,和苏格拉底式的生活智慧的卖弄,都是无法超越的。
  伴随着健全理性的这种(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经院主义,必定会由于内在的需要而出现一种属于有教养者的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西方的启蒙运动源起于英国而出身于清教。大陆的理性主义整个地来自洛克。与之相反,在德国则出现了虔敬派'海尔亨特(Herrnhut)、1700年的斯彭内尔(Spener)和弗兰克(Francke),以及符腾堡的欧廷格尔(Oetinger)',在英国出现了循道宗(Methodists)'1738年,卫斯理(Wesley)被海尔亨特所“唤醒”'。这是路德和加尔文的重演——英国人为了一个世界运动而立刻将自己组织起来,德国人则献身于中欧的秘密宗教集会。伊斯兰教的虔敬派见于苏非派,这一教派不是起源于“波斯”而是起源于一般的阿拉米地区,并在8世纪流传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印度的世俗传道者也可算作是虔敬派或循道宗,他们在佛陀时代之前不久就在教导人们通过潜心于自性与梵的同一来摆脱生命的轮回(sansara)。但是老子和他的门徒,以及——尽管有其理性主义的方面——犬儒学派的行乞僧、云游的传道师、斯多葛派的导师、家庭礼拜堂的牧师、早期希腊主义的忏悔者等等,也都可以算作是虔敬派或循道宗。虔敬主义甚至有可能升至理性主义想象力的顶峰,斯威登堡(Swedenborg)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这种想象力也为斯多葛派和苏非派创造了整个的幻想世界,佛教也通过它为把自身重建为大乘作好了准备。佛教和道教的扩张,就其原初的意义而言,是和循道宗在美国的扩张十分相似的,因是之故,它们两者在那曾经培育各自的文化的地区(恒河下游和扬子江以南)达致自身最充分的成熟境界就绝非偶然了。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4)


  六
  清教以后两个世纪,关于世界的机械论概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概念已成为那个时代强有力的宗教。甚至那些仍认为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徒、是上帝的“笃信者”的人,也只是错误地理解世界,认为他们的醒觉意识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反映自身。在他们的理解中,宗教真理总是机械论的真理;并且一般来说,那使实际上被科学地认识的自然涂上神话色彩的,只不过是传统用词的习惯。文化和宗教创造永远是同义的。每一种伟大的文化都开始于在前都市的乡村中兴起的一个重大论题,然后在充满艺术和才智的城市传布,最后在世界城市中以唯物主义的终结为收场。但是,纵使是最后的和声,也当严格地从属于整体的基调。唯物主义有各种形态:中国的、印度的、古典的、阿拉伯的、西方的;每一种都不过是众神话形态的原始仓库——当然是清除了里面的那些经验的和沉思幻想的元素,并依照机械论而加以认识。
  由杨朱所推论的儒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其结论的。顺世论(Lakayata)体系则是引申了对一个无灵魂的世界的藐视,这也是乔达摩佛陀、大雄和当代虔敬派信徒的共同特征,而他们又是依次从数论派(Sankhya)的无神论中得出来的。苏格拉底既是智者派的继承人,又是犬儒派巡回传教师和皮浪派怀疑主义者的开山祖师。所有这些都是大都市才智之士的优越性的表现,他们永久性地根除了非理性的东西,并且藐视任何仍然通晓或承认秘术的醒觉意识。哥特式的人在深不可测的东西面前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更令他感到恐惧的还是面对教义的真理。然而在今天,甚至连天主教徒也觉得这些教义是对宇宙之谜成功而有系统的揭示。奇迹被看作是一种高级秩序的物理变化。有一位英国主教承认他对于电力的可能性的信仰和对于祈祷的力量的信仰都是源自于同一的自然体系。信仰仍还是对力量和物质的信仰,尽管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上帝”和“世界”、“天意”和“人”。
  再者,就该词比较狭义的意义来说,浮士德式的唯物主义也是独特的和自足的。在这里,对于世界的技术性观照达到了完满的境界。整个世界是一个动力系统,它是精确的,按照数学方式来排列的,我们可以对其作实验性的研究,直至探索出其初始的原因,还可以用数字加以固定,以使人能够控制它——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回到自然”与所有其他文化的区别所在。“知识即德行”同时为孔子、佛陀和苏格拉底所相信,而“知识即力量”这一短语却只是在欧美文明中间才具有意义。在此,“回到自然”意味着对位于实际知识和自然之间的所有力量的消除——在别的所有地方,唯物主义曾满足于建立(通过沉思或逻辑的方式,这要视情况而定)一些想当然的、简单的单位,这些单位的因果作用可以不留任何秘密地解释一切事物,至于那些超自然的存在,则付诸于知识的贫乏。但是,有关能量和质量的伟大的理智神话,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有效假设。它对自然图象以人们所能利用的方式加以描画。命运的因素被机械化为进化、发展、进步,并被置于体系的中心;意志的因素也被机械化为进步的胚芽(albumen…process);所有这些一元论、进化论、实证主义的学说,以及那些未被提高到适用于道德的层面的东西——它们都是美国商人、英国政客和德国进步的实利主义者共同的方向标,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将被证明不过是古代依据信仰判决是非的一幅理智主义的讽刺漫画。
  唯物主义若是不知道不断地去缓和理智的紧张,就会是不完整的,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它可以向神话的心态作出让步,可以履行某些仪式,或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轻快心情去享受非理性的、非自然的、令人反感的、甚至是(如果必要的话)完全愚蠢的事物的魅力。这种倾向——甚至在我们看来,它在孟子的时代(公元前372~289年)和在最初的佛教诸高僧的时代都是十分明显的——也出现于(并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希腊化时代,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公元前312年左右,在亚历山大里亚,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类型的诗人学者创建了塞拉庇斯(Serapis)崇拜,并为它设计了一些精美的传说。在罗马共和国,伊西斯崇拜既不同于继后而起的皇帝崇拜,也不同于埃及本身深切真挚的伊西斯宗教;它是高级社会的一种宗教消遣,时常会惹起公众的讥讽,有时甚至会引发公众的愤慨并将祀拜中心关闭。迦勒底的占星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它与真正古典的神谕信仰和麻葛式的对时间之威力的信仰相距甚远。它是一种“娱乐”,一种“逢场作戏”。高出其上者,有数不清的江湖术士和假冒的预言家,他们周游于市镇,企图以他们虚伪的仪式去说服一知半解的人们重新对宗教发生兴趣。相应地,我们在今天的欧美世界也可以见到玄秘主义(occultist)和神智主义(theosophist)的欺骗伎俩,如美国的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客厅里面的虚假佛教、宗教技艺的行业(在德国甚至比在英国还兴旺),这些都迎合了具有哥特式的、晚期古典的或道教的情感的团体与祀拜。到处都是对神话的玩弄,其实根本没有人相信;到处都是在玩味祀拜,希望以此来填充内心的空虚。真正的信仰总是对原子和数字的信仰,但它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戏法来使它长久地支持下去。唯物主义是浅薄而诚实的,虚假的宗教则是浅薄而又虚伪的。但后者毕竟是可能的,这一事实预示了一种新的真正的探索精神,这一精神在文明的醒觉意识中,起初是安静地、但不久就着重而且公开地宣告自身的存在。
  这后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当一切文明已充分定型,并开始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进入非历史状态,从而使各个时代或时期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第二信仰立刻就会在这些文明中出现。(因此,就西方文明而论,我们有许多世代仍然缺乏这一点。)第二信仰是恺撒主义必要的对偶体,而恺撒主义则是晚期文明最后的政治构成;因此,在属于古典的奥古斯都时代和在中国的秦始皇时代前后,第二信仰都是明显可见的。在这两种现象中,都缺乏早期文化那充满创造力的年轻力量。但这两者仍有其伟大之处。第二信仰的伟大就在于那充盈于醒觉意识的深刻的虔信——这种虔信在(晚期)埃及人的身上曾使希罗多德深为感动,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地区,也给西欧人极深的印象——而恺撒主义的伟大性,就在于它无比强大的事实力量。但是,在这种虔信的创造物中,以及在罗马至上权的形式中,都不存在任何原创的和自发的东西。它们既没有建立起任何东西,也没有展示任何观念——它们仅仅就像是一阵烟雾,在大地上消散,揭示着旧的形式,并且起初还不大确定,但很快就越来越清晰。第二信仰的素材,不过就是最初的、真正的年轻信仰的素材——只是其体验方式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一开始,是理性主义无可救药的消散,接着,青春时期的形式成为可见的,最后,原始宗教的整个世界——它在早期信仰的伟大形式面前已经隐退了——重又强有力地回到前景,不过是在大众调和主义的伪装之下。这种调和主义在每一文化的这个阶段都存在。
  每一个“启蒙时代”都是从无限制的理性乐观主义——并且总是和大都市的类型关联在一起——向着同样无限制的怀疑主义前进。那至高无上的醒觉意识,由于受到城墙和人工建筑物的阻挡,而与它前后左右的活生生的自然和土地相隔离,因而对于自身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它把批判运用于其想象的世界,它已经清除了对于世界的日常的感觉经验,并一直这么做,直至发现最后和最微妙的结果,即形式的形式——而醒觉意识本身,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至此,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世界理解方式的物理学,其可能性随之消散殆尽,对于形而上学的渴望重新出现。但是,那促成第二信仰的,并不是有教养的、浸淫于文学之中的文人雅士的宗教消遣,更不是心智的作用。它的根源在于从民众中不知不觉而又自发地兴起的纯朴信仰,这信仰认为现实性中有着某种神秘的性质(有关它的正式的证明,现今被认为是无聊的、令人厌烦的文字游戏);另外就是同样纯朴的内心需要,这种需要总是以祀拜的方式来虔敬地对待神话。纯朴的信仰和纯朴的内心需要,这二者的形式都是不可预见的,更无法挑选——它们自行呈现,并且就我们自身而论,我们离它们尚十分遥远。但是,孔德(te)和斯宾塞,以及唯物论、一元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已有见解——它们曾激起19世纪最优秀的心灵如许的热情——已成为与乡野同类相适应的世界观。
  在公元前250年左右的时候,古典哲学就已耗尽了它的根基。从那时起,“知识”不再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试验和增长的仓库,而是对此的一种信仰,这信仰基本上由于习惯的力量,但还能使人相信,这应归功于古老的、训练有素的方法论。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理性主义,那是有教养的人的宗教,在它之上,是学者的哲学,在它之下,是民众的“迷信”。现在,哲学已向着一种理智的信仰发展,而大众的调和主义则向着一种实在的信仰发展。两者的趋势是一样的,而神话信仰和虔诚也开始传播开来,不过方向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哲学得到的很多,给予的却很少。在诡辩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唯物主义中间,开始出现了斯多亚学派(Stoa),它沿着寓言的路线来解释整个神话,而在餐桌上向宙斯祈祷——此乃是古典的第二信仰最美丽的遗风之一,早在克利安泰斯(Cleanthes)(死于公元前23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苏拉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斯多葛主义,还有一个大众的调和主义,前者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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