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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的时代，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三种潮流，可称之为一般的阿拉米潮流，分别由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派所代表。尽管这些名称的内涵变化不定，尽管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研究中人们对它们持有的看法分歧十分之大，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些潮流中的第一种在犹太教的最大纯洁性中可以看到，第二种在迦勒底精神中可以看到，第三种则在希腊主义中可以看到。艾赛尼派是密特拉崇拜（几乎成了一个教团）在小亚细亚以东的崛起。撒都该派在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人数不多的著名团体——约瑟夫斯（Josephus）把他们比作伊壁鸠鲁派——但由于某一因素的关系，他们的启示录式的和末世学的观点完全是阿拉米的，正是那一因素，使他们可以说成为了这个早期阶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跟法利赛派的关系就犹如神秘主义跟经院哲学的关系，约翰跟保罗的关系，及波斯世界中《班达希什》（Bundahish）跟《温迪达特》（Vendidad）的关系。《启示录》是大众的，它的许多特征在精神上是整个阿拉米世界的共同财富；《塔木德》和《阿维斯塔》的法利赛主义则是排他的，它企图以不妥协的苛刻态度排斥其他一切宗教。
艾赛尼派在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新毕达哥拉斯派的修会。他们有秘密的经文。广义地说，他们是假晶现象的代表，因此，在公元70年以后，他们就完全从犹太人中消失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文学正在变成纯粹希腊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决不是因为希腊化的西方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而退回到东方并逐渐采信了基督教。
但是，《启示录》是没有城镇及城镇恐惧感的人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对大毁灭的刺激作出最后的惊人反应以后，它很快也就在犹太教的会堂中趋于终止了。当耶稣的传道导致的显然不是犹太教的改革，而是一种新宗教的出现时，当公元100年左右反对犹太基督徒的日常诅咒用语被引入时，《启示录》观念的残余在年轻的教会中还存在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六
在这个兴盛的文化青春时期，把新生的基督教抬高到一切宗教之上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便是耶稣的形象。在那些岁月的一切伟大创造中，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和耶稣的形象相提并论。在读过或听说过历久弥新的耶稣受难故事——去往耶路撒冷的最后旅程、令人心碎的最后晚餐、在客西马尼花园（Gethsemane）的绝望时刻，以及十字架上的死亡——的每个人看来，那些关于密特拉神、阿提斯神、奥西里斯神的传奇与神圣历险故事，都已显得过于平淡和空洞。
这不是什么哲学问题。在一个陌生、衰老而病态的世界中，耶稣的话语就犹如婴孩的呢喃，留存在众多信徒的记忆中，甚至留存在古老的世代里。这些话语不是社会学的观察、问题和辩论。在伟大的提比略时期，那些住在革尼撒勒（Gennesareth）湖畔的渔夫和工匠们的生活，就有如恬静的幸福之岛，远离一切的世界历史，也无涉于一切现实的作为，而环绕于他们周围的，是希腊化的城镇，里面点缀着剧场和神庙，点缀着精致的西方社会、喧闹的大众娱乐、罗马的步兵团和希腊的哲学。当那个受难者的朋友和门徒年已老迈，而由他的兄弟主持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团体时，他们便把普遍地流传于他们的小共同体中的传说和故事汇编成一本传记，这传记以其内在的吸引力而引人关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表现形式，在古典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都找不出先例，这就是“福音书”。基督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以当时的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创造的象征与中心的宗教。
事实上，在耶稣行道之前，就已有一种类似于公元1000年前后日耳曼世界所经验到的奇异的激动流传于当时的整个阿拉米土地上。麻葛式的心灵已经被唤醒了。那种心灵的要素，在先知宗教中表现为宗教预感，在亚历山大时代表现为形而上学的轮廓，而现在则达到了完成状态。这种完成状态以其不可言喻的力量唤醒了原始的恐惧情感。自我及与自我相同一的世界焦虑的诞生，乃是人类和一般的能动生命的最后秘密之一。在小宇宙的面前，矗立着一个大宇宙，广阔无边，不可抗拒，犹如一个深渊，里面充满着陌生的、惶恐的生存与活动，威吓着那微小的、孤寂的自我，使其退回到自身之中。即便在生命最幽暗的时刻，一个成人所经验到的恐惧也决不如一个儿童在觉醒的关头所时常经验到的那种恐惧。同样地，在新文化曙光初露的时刻，出现的就是这种致命的焦虑。在麻葛式的世界情感的这种初生的时刻，那年轻的目光还惊惧不安、犹豫不决，看不见自身，它只看到世界的末日就在近前——这是直至今日的每一种文化开始认识自己时所产生的第一个想法。除了比较浅薄的心灵以外，面对启示、神迹，以及对事物之根基的瞥视，所有的人无不感到颤栗。现在，人们只在启示录的意象中生活和思考。现实性变成了表象。奇异的和恐怖的视象彼此神秘地传述，人们从奇幻的、隐秘的文本中读出那视象的秘义，并立即以一种直接的内在确定性把握它们。这些作品从一个共同体传播到另一个共同体，从一个村落传播到另一个村落，要把它们归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们的色调是波斯的、迦勒底的、犹太的，但是它们吸收了在人们的心里流传的一切。圣典之书是民族的，启示文学则是字面意义上的民族间的。它存在在那里，但好像没有编著者。它的内容是流动的——今天是这样，明天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首“诗”——它不是诗。这些创作类似于法国的罗马式教堂的门廊上那可怖的图象，那些东西也不是“艺术”，而是刻印在石头上的恐惧。人人都知道那些是天使与魔鬼、圣体的升入天堂与打入地狱、第二亚当、上帝的使者、末日的救赎者、人子、永恒之城和最后的审判。在异族的城市中，在身处高位的严格的犹太和波斯僧侣阶层中，不同的教义还可以明显地加以区分，进行辩难，但在下层的民众当中，实际上并无特定的宗教，而只有一种一般的麻葛式信仰，充满于所有的心灵，附着于有关每一可以想象的源头的瞥视和幻象上。末日就在眼前。人们期待着它，知道到了这一天，所有这些启示所谈论的“他”就会出现。先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共同体和团体结合起来了，它们相信自己对于传统宗教已经有了更深的理解，或者是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宗教本身。在这个惊人的、日趋紧张的时刻，在耶稣诞生的前后几年间，于无数的共同体和教派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救赎的宗教，即曼达教，有关它的创始者或起源，我们一无所知。曼达派虽然憎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并明确地倾向于波斯的救赎观，但这一宗教似乎与叙利亚犹太人的流行信仰相当接近。曼达教的那些奇异的文献，正一件一件地为人所获得，它们一致地告诉我们有一个“他”、一个人子、一个救赎者将降临到黑暗中，而他自己也必被救赎，他便是人们期盼的目标。在《约翰书》中曾记载，天父高临于“完满之宫”（the House of Fulfilment），沐浴在光明中，对他的独生子说：“我儿，做我的使者，到那没有光明的黑暗世界中去。”而圣子对他说：“天父，我有何罪，致你要派我到黑暗中去呢？”而最后圣子说：“我无罪而升了天，我身上没有罪，没有瑕疵。”
伟大的先知宗教以及后来被辑录到启示录中的全部深奥的瞥视和视象的所有特征，在这里都被当作是基础看待的。古典思想与情感一星点也没有触及到这种麻葛式的下界。毫无疑问，新宗教的发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但是，曼达派中的一位历史人物以惊人的清晰矗立在世人之前，他的目标和他的覆灭都和耶稣本人一样是悲剧性的，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几乎摆脱了犹太教的施洗约翰对耶路撒冷的精神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就犹如原始的俄罗斯憎恶彼得堡一样，他宣讲了世界的末日以及巴纳施（Barnasha）、“人子”的降临，这个人子不再是犹太人所渴望的民族弥赛亚，而是世界大毁灭的引发者。耶稣来到他的跟前，成了他的门徒。耶稣在三十岁的时候觉醒了。从此以后，启示录的，尤其是曼达派的思想世界，充满了他的整个生命。那另一个在他周围的、历史现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是虚伪的、疏离的，全无意义。“他”现在就要来结束这个不真实的实在世界，这正是他所庄严地确信的，像他的老师约翰一样，他出来充任传布这一消息的使者。甚至现在，在被并入新约的最古老的福音书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个时期的微光，在那微光中，他在意识里不过视自己是一个先知。
但是，在耶稣的生命中曾有一个时刻闪现过一个念头，随后这念头变成了一种高度的确信——“你自己就是那位！”这是一个秘密，在一开始他自己还不大相信，后来才告诉他的最亲近的朋友和伙伴，从此以后，他们就和他一起默默地分享着这神圣的使命，直到最后，他们才敢于通过重要的耶路撒冷之旅向全世界宣告真相。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遮盖他的思想的全部的纯洁性和荣光，那就是类此的怀疑，即他是不是欺骗了自己，这怀疑一直纠缠着他，后来他的门徒十分坦率地说了出来。他回到了他的家乡。村里的人围着他，认出他就是以前的那个放弃了工作的木匠，他们愤怒了。家里的人——母亲和全体兄弟姐妹——都以他为耻，差一点逮捕了他。这些熟悉的目光这样看待他，使他有些惶惑了，觉得魔力离开了自己（《马可福音》第6章）。在客西马尼花园，对自己的使命的怀疑与对将要到来的事的极度恐惧交织在一起，甚至在十字架上，人们还听见他痛苦地呼号，说上帝离弃了他。
甚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他所过的生活也完全是他自己的启示世界的形式，对他来说，只有这才是真实的。对于站在他下面的罗马哨兵来说真实的事情，在他看来却成了无益的惊奇的目标，成了一个不需预告随时可以化为乌有的幻觉。耶稣具有无城镇的土地上那纯洁的、没有掺杂的心灵。城市的生命及其精神对于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他作为人子进了耶路撒冷，他真的看见了那个半古典的耶路撒冷并理解了它的历史性质吗？这正是在最后的日子里令我们感到骇然的东西——事实与真理之间的冲突，两个彼此永远也不理解的世界之间的冲突，他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完全的不理解。
就这样，他在国内四处传道，毫无保留地传布他的消息。但是，这个国度是巴勒斯坦。他出生在古典的帝国，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监视之下，故而当他的心灵从其使命的可怕的启示中脱颖而出，举目四顾时，便遇到了罗马国家和法利赛派的现实。他对法利赛派的僵硬、自私的理想极度厌恶——全体曼达派，毫无疑问地还有广大东方的犹太农民，也和他一样——这种厌恶正是他自始至终的所有话语的标志。那令他愤怒的是，法利赛派那种冷血野蛮的教条，竟然被视作是唯一的拯救之道。不过，极而言之，就他的信念是对拉比逻辑的一种反抗来说，他所坚持也只是另一种虔信。故而这也只是律法书与先知书的对立。
但是，当耶稣被带到彼拉多跟前的时候，这时，事实的世界与真理的世界就直接地、不可和解地带着敌意面面相对了。这是一出象征意义清晰无比且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场景，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自一开始就深植于所有能动生命的根基中的倾轧——由于它本身的存在，由于它既有生存又有知觉——在这里采取了能够想象得到的人类悲剧的最高形式。在那位罗马总督著名的“真理是什么？”——真理这个词在全部的希腊新约中是一个纯种族意义的词——的提问中，已经包含了历史的全部意义，包含了劳绩的独一无二的有效性，包含了国家、战争和血的尊严，包含了成功的全部权能和显赫家世的骄傲。而耶稣不是用嘴而是用沉默的情感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乃是提出了另一个在一切宗教事情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什么是现实？对于彼拉多来说，现实即是一切；对于耶稣而言，现实不值一提。确实，如果现实真算得了什么，那纯粹的宗教就决不能够对抗历史和历史的力量，也不可能对积极的生命作出裁决；如果它这么做了，它就不再是宗教了，它自己也要屈从于历史的精神了。
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一句终极的话语，绝对不容曲解，每个人都应根据它来查对一下自己由于出身与天性而走的路。或者是一种要利用醒觉意识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能使存在服从于自身的醒觉意识；或者是脉动，或者是张力；或者是血气，或者是才智；或者历史，或者自然；或者政治，或者宗教——在这里，或此或彼，没有调和的好办法。一个政治家也可能有着深刻的宗教情感，一个虔信的人也可能会为国捐躯——但是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真正地是属于哪一方的。天生的政客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是看不起空想家和伦理哲学家的内在思维过程的——这也是对的。对于信仰者来说，历史世界中的所有野心与演替都是罪恶的，根本不具有永恒价值——他也是对的。一个统治者若是想朝着政治的、实用的目标去改良宗教，他就是一个傻子。一个社会学家兼传教士若是想把真理、正义、和平和宽恕带到现实的世界中来，那他同样也是一个傻子。从未见有信仰改变过世界，也未见有事实曾驳倒过信仰。在有方向的时间和无时间的永恒之间，在历史的进程与神性世界秩序的生存之间，没有桥梁可以沟通，因为在后者的结构中，“天命”或“神意”这个词表示了一种因果的形式。这就是耶稣与彼拉多彼此相遇的那一时刻的终极意义。在一个历史的世界中，罗马人把那个加利利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此乃是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世界中，罗马注定要遭毁灭，十字架变成了救赎的保证——此乃是“上帝的意志”。
宗教即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别的——“正因其荒谬，所以我才信仰”（Credo quia absurdum）——这种形而上学不是知识、论证、证明的形而上学（那仅仅是哲学或学问），而是生命与体验的形而上学——就是说，把不可思议的看作是一种确然，把超自然的看作是一种事实，把生命看作是在某一非现实但却真实的世界中的生存。耶稣除了在这个世界中以外，从没有在别的任何世界中生活过一时一刻。他不是一个道学家，那种通过把宗教的终极目标道德化来看待宗教的人，对于宗教是什么其实是无知的。道德化是19世纪启蒙运动所做的事，是合乎人情的市侩主义。说耶稣有社会意图乃是对耶稣的亵渎。他偶尔说出的带有社会性的话语，只要它们是确凿的而不仅仅是假托他说的，不过是为了给人以教训而已。它们并不包含有任何新的教义，它们所包含的只是当时流行的那类格言。他的教训是宣布，且只是宣布那些末日的事情，这些事情的意象一直萦绕在他心间，例如新世纪的曙光、天上使者的降临、最后的审判、新的天堂与新的尘世。其他的任何宗教概念在耶稣的身上是没有的，在历史上任何真正感受深刻的时代也不曾有过。宗教自始至终即是形而上学，是属于彼岸世界的（other…worldliness），是在一个感官的证据只能照亮前景的世界中的觉悟。宗教是在超感觉中并与超感觉同在的生活。只要这一觉悟的能力，甚至相信它存在的能力缺失了，真正的宗教就终结了。“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那能洞察这一闪念所烛照的黑暗深处的人，才能够理解那从黑暗深处所发出的声音。文化晚期的城市时代便不再能理解这些深处，它们把信仰的残余转用到了外部世界，用人道主义取代了宗教，用道德化和社会伦理取代了形而上学。
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全然相反的方面。“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意思是说：“应当让自己去适应事实世界的权力，应该忍耐、忍受，不要问它们是否‘公正’。”唯一紧要的是灵魂的得救。“想想百合花”的意思是：“不要留意富有与贫穷，因为这两者都使灵魂为俗世的事务所累。”“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玛门意即全部的现实。若想含混地打发这一要求的巨大意义，实是肤浅而怯懦的。在耶稣看来，为增加个人的财富而工作，与为每个人的社会舒适而工作，此二者之间并无什么不同。当财富令个人感到恐惧时，当耶路撒冷的原始共同体——这是一个严格的教团，而非一个社会主义的俱乐部——否定个人财产时，那打动他们的，恰恰是与“社会”情感最直接对立的方面。他们的信念是，事物的可见状态不但不代表一切，反而什么也不是：这一点不是取决于对尘世的舒适的贪求，而是取决于对它的毫无保留的蔑视。确实，必须经常有某个东西来反对和废除世俗的财富，由此我们又回到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比。托尔斯泰是个城里人、西方人，他只看到耶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只看到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无能——正如整个文明化的西方一样，只想到分配，而从不会想到放弃——他把原始基督教抬高到一种社会革命的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个穷人，而且有时简直是个圣徒，他从未想到过社会改良——抛弃财产对于一个人的灵魂有什么好处呢？
历史的假晶现象（4）
七
耶稣的朋友和门徒被耶路撒冷之行的可怕结果吓得不知所措，短短几天之后，耶稣复活与显形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这一消息对这种心灵和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晚期人类的感觉中尚可感受到其部分的回响。它意味着麻葛文化的青春时期的全部天启观念的实际完成——那个被救赎的救赎者、第二亚当、苏什扬特（the Saoshyant）、以诺希、巴纳施或人们附会到“他”身上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