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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
“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
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 ”
“ ”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
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
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
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
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
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
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
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
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
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
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
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
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
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
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
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
“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
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
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
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
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
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
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
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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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格魅力”成为国内媒体一个形容政坛人物的常用词。怪的是尽管大小媒体成天到晚“人格魅力”来“人格魅力”去，
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什么是“人格魅力”。顾名思义，“人格魅力”指的应该是某种人格产生的魅力，但什么样的人格才会产生魅力呢？
还是不同类型的人格都有发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们平民百姓有多少亲炙这些据说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知道他们的为人如何？
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
的魅力。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述，
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是“中国传统”。这
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
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
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
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要演好这台戏，
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
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
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
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
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
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
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
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
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取字谐音，
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
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
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
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07日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
一个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了“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
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
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
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
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
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限，再看一下这
些国家的政治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
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短命任期就是个反面示范。年轻确
实是卖点，但它不一定就是优点。综观这些产生了不少青年领袖的国家，它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从政者的年龄往往不设上限，反而只
有下限。例如美国，你起码要到了三十五岁才有资格竞选总统，因为一国大任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到乳臭未干的小子肩上吧？可是你若有办
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觉得你老当益壮，你甚至可以像传奇性的参议员特尔曼（StromThurmond）那样一干干到一百岁。换句话说，年
纪在今天的选战里可能是耀目的招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制度上，只有选票是老大。
中国政治的接班问题渐渐制度化了，但那些外国传媒却看不到。
原题为“政治人的年纪”，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30日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
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
的确，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所谓的“民意”
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
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
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
解释，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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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
是应该比一般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能
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
是不合理的。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还恰巧是个大善人，那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
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
是孔子，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
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
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
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
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
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
位无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犯错。第二条错误就更只是公关反应的技巧
问题了，我们可以说他处理得不够机智不够成熟，破坏了他一贯的稳重形象，但这实在和道德扯不上边。
直至目前，香港传媒与大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两条了。朱培庆被记者拍到的丑态固然是市民讪笑的题材，当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干了什
么事更是越挖越细，大白于天下。可是，那第三条错误却被大家轻易放过了，恍如过眼云烟。若按照前面所说的从政专业伦理来看，这第
三条错误才是最严重的。首先，这是一个谎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庆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钱请来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
然说谎，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他是否也会在关涉公众利益的事务上欺瞒大家了。其次，就算我们采取最宽容的态度，觉得这个谎言与公众无
关，但它是一个很重大的错失，因为这个谎言是透过政府部门——香港电台的公关发出的。换句话说，朱培庆冶游也好，失仪也好，都和
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