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虽然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还
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作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大陆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
安得不得奖，更已是个牵涉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2006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
他导演的《断背山》，一开始就备受华人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
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
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
要“冲奥”（冲击奥斯卡），并且得到官方的协助，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
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
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感，仿佛这
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
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
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
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
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儒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
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感情》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与《断背山》时又十分地道
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
表的身份。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于“亚
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大陆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
中国人”之类的气语。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也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褫夺章子怡的
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大陆官方的眼中，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难得陈觊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
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于是虽没有当年张艺谋《英雄》那种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全国其他电影不准同
期上映的特殊待遇，但还是得到了官方其他形式的支持。例如《无极》在四川全国首映，当地有关部门就下令媒体不得在那段期间刊登“负
面宣传”，也就是不许说它不好。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效果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
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官方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极》连摸一摸奥斯卡边的机会都没有，反倒是因为涉及“宣扬同性恋”而被大陆禁止上映的《断背山》成了
“华人的骄傲”。官方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
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
这就像当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到了高行健手上，却要被迫称呼他为“法国作家”一样。不同的是，大陆百姓不一定
都喜欢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他的盗版书也不容易畅销。如今的中国观众却都自动过户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虽然没法从正式
渠道看到《断背山》，但每个网民讨论起来照样头头是道，这当然是托遍布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仅暴露了文化和传媒管理
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徒然；更突显了官方与民间对于谁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么的理解差异。获官方护航
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原题为“华人的代表 官方的无语”，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3月08日
… Page 19…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太湖污染，香港人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闸蟹的情况了。听来凉薄，却也是事实，而且这螃蟹问题不只影响了食家的口福，还有一
连串蟹农、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与食肆的生意。最惨的是有些国际媒体也很关注太湖，很不巧，这正是全球都把焦点放在中国食品，
乃至于一切其他中国产品安全上的时候。
前一阵子，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经贸谈判，还真是件大苦差。因为这个谈判的对手不单是面上的美国政府，更是背后那日渐庞
大的反华情绪；所以吴仪等人必须两面作战，一面和对方官员算账本，另一面则要软化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中国威胁论”。平常谈到“中国威
胁论”；我们想到的总是中国军力的扩张、中国正在抢夺美国工人的工作和中国倾销货物等种种不理性的指责。然而，这次中美经贸谈判却
隐隐出现了一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且还是中方最难招架的一种，那就是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在会谈首天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了。
其实，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国学界就已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向全球输出问题产品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
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彼德·纳瓦楼（PeterNavarro）那本耸人听闻的新著《来临中的中国战争》（TheingChinaWars）。他假想了许多诸如
中国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类的可怕情况，更断言中国的污染也将“温柔地杀死”全世界，可说是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
为什么说这种“中国威胁论”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说的并不是全错。过去几年来，有关假酒、假药甚至假鸡的新闻可说无日
无止，这是全中国都知道的事实。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我们凭什么说那些有毛病的产品都只供内销，而好东西却都出口了呢？
更大的难题在于产品安全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长串的问题组合。略过出口产品检验这第一关不谈，中国产品其中一个最
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质量不稳定，第一批货过关不保证以后每批货都合格，所以许多老外现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国产品身上施加更
长期更严苛的质检程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说起来简直就像现代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长篇，简单地讲就是生产和管
理水平的不足，和它们背后的营商原理。
好吧，就算中国商人全都童叟无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并且极力维持生产标准；而工厂管理阶层和原料供货商也都成了尧舜，绝不
偷工减料掉包冒充；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难关，那就是环境问题了。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可以直接影响依赖环境的原材料生
产，尤以食品为最。之前炒得很热的“宠物食品事件”，问题不就是出在原料上吗？现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湖水
水质恶化，包括大闸蟹在内的水产自然也就难逃一劫。然而，这湖水的问题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说的“天气炎热，水位下降”那么简单吗？
每逢自然环境出现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本能地把它解释成人力不可阻挡的天灾；可是每回大家事后细究下来，就常常看见人为的
痕迹。或许我们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太湖的蓝藻暴增与湖边工业发展的关系，可是，湖畔居民都晓得原有的竹林几乎殆尽，他们都目睹
了十几二十年来无锡工业化的猛进，也同时感受到了本来歌曲里“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样渐渐变得又臭又浊。
为什么明摆在眼前的环境恶化，大家却像久入鲍鱼之肆，慢慢习惯以至于麻木了呢？这自然又是为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的粗放
式发展的结果。可是难道官方和民间就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吗？倒也不是。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列为2005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的吴立
红就曾奔走多年，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书鼓呼，还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称号。可惜他后来被告“敲诈勒索”，近日即将出庭受审。
这一路说下来，我们就明白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深远了，以太湖大闸蟹的个案为例，它背后牵扯到了无数人的生计、环境的恶化、发
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权责的行使、民间监督的有无等多重环节。这就是产品不安全这个新版中国威胁论难以应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
层面的课题，也不是光靠经贸谈判就能处理掉的项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国内部的困难。
国际社会一旦形成了中国食品和产品都很危险的印象，不只拆解起来很棘手，各种保护主义和主张对华贸易壁垒的声音也会变得更加
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
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C。Thurow）在他近著《当中国成为第一》（台
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
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
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
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
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
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差劣的宿
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
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
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
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
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
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
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
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
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
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
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
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
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
… Page 20…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
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
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
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
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
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
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
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
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
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
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
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
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