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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
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虚，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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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
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
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
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
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
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
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
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
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
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著，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
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
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 ”
“ ”
““爱””：撕裂社会的爱
原来陈水扁还是个老师，意外地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自从他汇款瑞士案曝光以来，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发展，情节比电影还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辙大呼上当，
就是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最可圈可点的，是其前度亲信，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话﹕“原来过去传闻证实是真的，……大家太信赖
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导致一个人的错误，造成民进党的危机。”
过去那么多年，陈水扁政府有过那么多弊案传闻，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全都没起过半点疑心？难道就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
信任他吗？他们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其说是陈水扁太有权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说是一连串更宽广的基础因素。这里
头或许有同坐一条船的党性作用，或许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关联；更重要的，可能是种思考方式的盲点。
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里，台湾社会已经被一道轴线切割为两半了，你要不是爱台湾，要不就是不
爱台湾；支持陈水扁就是爱台湾的表现，而反对陈水扁自然就是不爱台湾的明证了。这条轴线的成立，不只是靠陈水扁个人的功劳，甚至
也不单是其核心团队的责任，它还是一种建基在“本土主义”的民粹情绪。陈水扁团队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民间恐共的情结、日益狭隘的
本土化倾向，和各路媒体的商业操作，一一扣连整合起来罢了。
“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政府的旗帜，还是台湾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
于政府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
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爱的是中共，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
在这样的舆论气候当中，所有问题都被移形换影地替置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奸”的伪议题。你觉得“三一九”枪击案还没查清楚？那
么你一定是不爱台湾。你觉得扁嫂吴淑珍既然收到传讯，就该好好上庭受审？那么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湾灭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
府经济政策紊乱，都会被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于是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
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愈来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论述没有寸进，社会又怎能不空转呢？
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断
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才是大部分陈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左派愤青）
那边，就是落在“右愤”（右派愤青）那边。且不说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有时候就连“范美忠老师遇震先逃”这么单纯的社会现象，就连某条
河道污染治理这么实际的环境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演化出爱不爱国的抽象争论。彷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
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当局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
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
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8月21日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
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
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
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
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
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
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
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
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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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
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
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
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
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
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
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
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
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
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
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
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
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
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
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
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
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
“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
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
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
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
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
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
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
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
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
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
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
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
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
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
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
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
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
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
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
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
“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m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
奸”和“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
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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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
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
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
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