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的教授为什么不愿走上讲台？因为他们要做大事、要挣大钱，即使对本校的学生，他们最多以搞活动的方式来一次讲座，就已经是师恩浩荡、令学子们感恩不尽了！
谁说大陆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
14、为穷人服务的印度知识分子
如果连已经考入大学、而且花了高价学费的本科生都不能听到教授、名教授的讲课，那么象牙塔外的平民大众当然更是与知识精英无缘了。因为出不起高价，大众便失去了从自己民族的知识精英那里获取精神养料的权利和机会；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担负着丰富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
最近，由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整体表现的深深失望，忧心忡忡的大众将羡慕的目光投向其它时代、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身上——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当代的印度知识分子……
有许多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这类知识分子相比较的文章，其中，几篇介绍当代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印度离我们最近，也最相似——同样古老的东方文化，同样众多的人口，同样的贫穷和同样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急切……
同样是贫穷和落后，同样是急于甩掉贫穷落后的焦虑，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先富起来，而印度知识分子焦虑的却是民族整体素质能不能尽快的提升？
前者的焦虑促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干出了许多令人不齿的勾当；后者的焦虑却使得无数印度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塔，走进穷乡僻壤，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农民。
“印度知识界最主要的话题，是如何为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这是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法学博士袁南生先生在印度工作多年，对印度知识分子总体印象。
这位驻孟买的总领事说：“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袁南生：《印度知识分子：该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湖南日报》2004年4月9日）
印度知识分子不做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经常干、而且是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些勾当，那么，他们在做什么？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有一篇写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给了我们答案。访印期间，印度知识分子给李少君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们为穷人服务的精神。
李少君先生认识一位名律师N，尽管他与政府高官、商贾大亨有着广泛的交往，但最让N律师关心的，却是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李少君：《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上海文学》2002年11期）
李少君还认识一位名牌大学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
在这个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的农村综合研究院里，不仅有退休的老教授、老专家，“还有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同上）
李少君见到的印度知识分子与袁南生笔下的印度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可见他们写出来的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绝非个别。
袁南生说，印度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已经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的邻居、孟买大学教授潘特先生曾经对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教授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10年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
袁南生先生还见证了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的以保卫贫苦大众利益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会后，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和各国代表一起，“在孟买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走在队伍前头。一时间，反对以强凌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印度的主流舆论。”
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们离开都市、离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到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西伯利亚农村，去启蒙农民、帮助农民；同时也想起了梁漱溟，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深入到山东农村，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搞乡村建设。为什么，是为了帮助农民，为穷人服务。
可是我们今天的教授学者，却是那里有钱往那里跑。哪儿富裕，就到哪儿去做“学问”。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趋之若鹜；他们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课题也都与富裕地区，富裕国家挂钩。很少听到他们拿西部的贫困、落后做学问，很少听说他们能到那里去看看（遑论在那儿扎根了！）；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专业方向或学术关注点会落在亚非拉地区的落后、贫穷上。而这些地方原本是更需要文化、知识的传播，更需要专家学者对那里的贫困根源、以及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探索。
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地方是“长三角”、“珠三角”、最愿意研究的是香港、台湾。港台研究及港台研究机构这些年搞得热火朝天，恐怕不是那里有许多学问，而是那里有许多钱吧！对国外的选择，则是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
俄罗斯及中东欧这些年正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与中国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路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他们的未来可以说与中国的改革命运休戚相关，可那里发生的事却不为我们的教授学者所关注，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一趟趟地走美国、走欧洲、走日本、走新加坡、走港台，却很少有兴趣研究一下那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
过去，“苏联东欧研究”绝对是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重点；但今天，尽管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正处在千载一时的历史关头，尽管那里的剧变正在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尽管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都有着比西方更多、更直接的经验、教训和影响，但俄罗斯及中东欧研究，却在中国成了冷门。
为什么，因为那里很穷，没有欧美、日本那样的接待，更没有欧美、日本那样阔气的经费补贴。就像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三个月的时间，好吃好住，每个月还有一万多港币的零花钱，可要是去俄罗斯及中东欧去做研究，吃住条件很差，还常常要自己掏腰包。
“为穷人服务”与“为富人服务”，仅仅一字之差，却让印度知识精英与中国知识精英，印度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境界上有了天壤之别——前者为帮助穷人尽快告别贫穷而将自己的知识、财富、生命毫不吝啬地挥洒在社会底层；后者却为了帮助富人聚敛更多的财富而殚精竭虑，以从中分得一份羹……
15、在某些学者面前，十万元的豪夺只是小巫见大巫
但所有这些——无论是向考生家长索要10万元才给通知书的招生教授，还是一次讲座就拿到数万元开口费的走穴教授——比起那些资本运作高手，那些从事着企业重组、产权交易，或是证券金融、股份制改造研究的学者教授来说，这十万八万就只能算小儿科了；可以这样说，十万、二十万只能算是当代知识分子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化的初级阶段。
前面所说的那些名教授、明星学者讲课的出场费可以拿到几万，是不是表明在中国，知识和名气已经价值万金？不，商家、企业家需要的并不是学者们的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捞钱学问。他们要教授们能用他们的学问帮助他们从股市、从企业承包、从管理层收购（MBO）、从资产重组、产权交易中获得单纯靠资本所不能获得的巨大财富——
企业想包装上市，需要专家学者帮助策划、做数据；想从股市圈钱，需要学者的统计、包装、宣传；想从国有资产中割下一大块来，则更是需要懂得股份制改造、懂得产权交易、懂得MBO的学者出谋划策、或者合谋为之。
可以这么说，像包装上市、股市圈钱、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转制、MBO运作等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大动作、大买卖，如果没有学者教授们的帮助、参与，不管是土财主还是有海外财团背景的洋财主，都不可能顺利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教授们或面授机宜、或出谋划策、或亲自操刀上阵，就能得在局外人看来几乎是天文数字报酬的根本原因。
那些动辄上亿的大买卖，由于有了法律和经济金融界学者教授的知识、智商为资本，那些民营或国营的企业家们，就能省下、甚至不用物质资本，就能以少博多、甚至以无博有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聚敛到足够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豪气十足挥洒不完的财富。
今天，成为百万富翁的教授学者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经济学教授更是靠着股市、股份制和MBO成了千万富翁。据说，某位经济学家的的儿子在股市兴风作浪，一次赔进去千万却毫不在乎地说只是他一年的利息而已……
知识分子如何与权钱合谋，做起了上千万、上亿的大买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在后面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将教育的话题说完——
那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教育体制，这样的为人师表之后……
创建时间：2005…1…22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上一页 目录页
下篇：救救孩子
如此让人忧心的教育体制，如此让人愤慨的为人师表；那么，接下去的问题，肯定会令人胆战心惊了：从那里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耳濡目染，懂得了等级制度，懂得了金钱的意义；进入小学中学，这种感知进一步深化，并且让孩子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权钱——尤其是钱——对家庭和自己前途的深刻影响。
那个被要求交10万元才给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家庭，如果让孩子知道了这件事（他肯定知道。让一个无论是贫穷还是不贫穷的家庭出10万元买录取通知书，都会是这个家庭的大事），那么，对这个没有进入大学的孩子，这来自教授的第一课，会对他的人生观起到什么样催化作用？
到了大学，榜样的力量更是昭然——它让莘莘学子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投机取巧、腐败堕落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名和利；于是，上面有“剽教授”，下面必有“窃学生”；前面有腐败教授，后面有必有堕落学生。
1、“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
我们之所以在对社会价值系统的紊乱表示痛心和检讨时，首先指向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人类未来的思考者；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还承担着营造社会价值系统，构建民族精神结构的责任。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他们同时还担负着守护和维修社会精神结构的职守，当社会精神结构出现松动、或千疮百孔时，知识分子有责任担当起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的职能。
如果连创造者、构建者、维护者自己都已经败坏、堕落，那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知识分子的堕落，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他们的社会示范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我们在知识分子群体高端身上看到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行为，正在向中低端蔓延……
一位署名楚舟的大学生，给人民网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就当前的学术腐败，和大学生的可悲现状，向社会各界发出恳切而焦虑地呼吁：“不要忘了‘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
这封信在学界和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信写得真切而忧心忡忡，他的反省和忏悔精神让人动容，也让人想起那许多在事实面前也绝不认错、绝不反省、忏悔的师长们；这位本科生的行动还表明，来自高、中端的无耻渗透，或许还没有完全泯灭莘莘学子的良知。
这应该是一丝安慰吧；至少，它说明我们还来得及呼吁：“救救孩子……”
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编辑老师：
您好！
我怀着沉重而焦急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这段日子，我不只一次地问自己：我们这些本科生会不会变成将来的“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
最近，学术剽窃事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那些“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成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报载，重庆大学副教授李俊博士因剽窃其学生的论文而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剽窃的那篇论文是其学生剽窃原告的（《中国青年报》3月31日头版头条）。透过教授们的一个个学术剽窃事件，作为一名大学本科生，我不得不审视和反省我们自身的学风。
一方面，我们本科生中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抄袭、剽窃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事实：本科生的抄袭、剽窃行为与教授们的学术腐败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窃学生“可能就是明天的“剽教授”，而“剽教授”的剽窃行为又可能诱导学生继续剽窃。这不是危言耸听。下面我就把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四抄”摆出来。
考试作弊，算第一抄。作弊与考试好像是孪生姐妹，形影相伴。一次调查表明，54％的大学生在考试中有过抄袭行为。
抄袭的并不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差等生。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在我的身边就有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因抄袭而被揪出来。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厌倦了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习方式，铤而走险；有的是为了更优异的成绩，更高等的奖学金，更多的表彰和证书。
就是在现今考察学生的评价体系下，就是在现今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下，“好强”、虚荣、急功近利的天之娇子欣然、无奈而又悲哀地成了抄袭的俘虏。那句在小学就会背的顺口溜，“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抄抄抄学生的绝招”，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仍有不小的市场，这不得不令我们感到沉重和悲哀。
作业抄袭，可谓第二抄。在期中和期末考察中，老师常常把所留的论文作业作为考试成绩，所以只要想顺利过关的，没有谁敢怠慢。尽管时间的限制一般只有一两周，但作为我们这些大一、大二的学生，还是能集“平生所学”，按照老师的选题要求“制造”出一篇篇“高档次”的论文的——这就是师兄师姐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被我们认为合情合法的“剪刀＋浆糊=论文”的创作公式。
由于怕在老师那儿出现“双胞胎”作业，我们一直都很谨慎。所以你到图书馆翻阅学术期刊时，发现某篇文章上写着“某某级已用”、”某某级又用，请勿再用”、“老兄，来不及了，我就再用一次吧！”之类的“标榜”是不足为怪的。
其实，老师们对我们论文的来源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们的今天就是他们不会遗忘的昨天，这也许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学术先知先觉派”的论文创作，第三抄。那些洞悉到了在大学期间发表一两篇论文便可大大增加自己就业、考研、保研砝码者，这里暂且称为“学术先知先觉派”。悟出“玄机”后，他们便绞尽脑汁，费九牛二虎之力，用视死如归的精神东抄西剪。路子摸熟了，他们便一发不可收。
我了解的一位本科生“学者”竟在大学四年发表论文6篇，其中核心期刊4篇，恐怕令有些教授也望尘莫及。但此人的学术水平的确不敢恭维，中文系的学生竟写出令行家教授们都汗颜的心理学、生物学方面的论文，真是“博学多才”。然而这位“学者”在应聘时竟击败了硕士生，轻松进了某省级研究室，理由是科研能力强。像他这样的“学术先知先觉派”代表，我就幸运地认识四位，一位分到了某高校搞行政工作，一位被保送为研究生，一位进了成都某区政府。那位去成都赴任的师兄临行前很义气地把发论文的经验传授给了我。从感情上我对他确是感激不尽，但从道德上我又不得不谴责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