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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她最后给我的那封信，更让我视若珍宝。那时我因母亲去世、以及其它方面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迷，她在信中说，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我本该引出这封信的全文，但是正像我一生难改的作派，越是珍爱的东西，越是东藏西藏，最后藏到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步。
第9节：倍受我珍爱的那封信
丢是肯定丢不了的，只是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不期然地冒出来了。
反倒是她给我的其它的信，就在抽屉里，一拉开抽屉就找个正着。
人们常常谈到她作品中的“大爱”，却很少谈到她的“大智”。
《关于女人》那个集子，她就对我说了很多故事中的故事，其中还有早年发表时，因“男士”这一笔名引出的一段笑谈。出版社担心这一笔名可能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却答道，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的，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如此超前的剖析，即便到了本世纪末，仍然一语中的、一针入穴。
比方她对我《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文的看法，也是慧眼独具。“……我也看了，也感到不是一篇爱情故事，而是一篇不能忘记的心中矛盾。是吗……”
又比如她对龚自珍的偏爱，龚自珍可以说是中国有肝胆、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统爱，一九二五年在美国读书时，她就选了两句龚诗寄回国内，托堂兄请人书录。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至一九九九年，整整七十四年，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
二十世纪这场大戏，她从头看到了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剔透，然而却坚守着一份原则，一辈子做人、做文都做得非常干净，是可以用“功德圆满”，这四个很少人能称得起的字来概括的。
如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虽然永远达不到她那样的人格高度，但我知道世上毕竟还有那么一个高度，是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度。
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在那篇力不从心的文章里，关于她，我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
时隔十五年，我仍然这样回答：我无能。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
附：果然不出所料，我终于找到“娘”给我的、倍受我珍爱的那封信
第10节：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Salisbury）的合影，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举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附信上写道，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他就没了。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那些感觉太过尖锐，我在等，等它们变得钝挫……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今年见到这张照片不再哭泣，知道终于可以纪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但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即便是没有用的文字，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斯伯里，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
二战期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很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导，几乎将他驱除出境，而《纽约时报》的老编也不中意他的稿子，准备把他开掉；
在报纸上公然预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为此，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罪，结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战期间深入河内，披露出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导，报导轰动了美国和世界，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外科手术”轰炸；
第11节：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去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伤心……”
妈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她的话让我不由地缩紧了肩膀、转过张皇的脸，等待着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昨天，从罗德岛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你行吗？”
莎洛特说：“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不过我妈会哭的。”
之前，我刚刚对唐棣说过：“姥姥去世前一天，她从沙发出溜到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种黑，而是一块无际的黑幕，在眼前急骤无声地落下，你对它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被它覆盖……”然后烦恼地转过脸去，看着远处驶来的M1公共汽车，使劲盯着它闪烁的头灯，为的是止住眼里的泪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经为我操了很久的心。
对于莎罗特的电话，这些话可不就像一个前奏？
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去，除了逆来顺受、无可反抗的哭泣，还能怎样？
从大都会博物馆南边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热雾……
第12节：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有个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后说些什么，我转过脸去，原来是讨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说：“噢，对不起。”赶忙转身走开。
唐棣说：“妈，我之所以带您出来，而不是在家里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因为外面凉快一点，您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
十三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号，他还参加了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欢迎我入院而补办的招待会呢（九二年我因丧母之痛没能到美国来接受荣誉院士的颁赠）。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倒会找凉快的地方……”。
会上，文学艺术院主席还请他发表了关于我的评介。
那天他安静得过分，很少说话，只是倾听……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交谈，心想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不必着忙、有的是谈话的时间。
第二天哈里森夫妇请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条游弋于深浅银灰间的丝质头巾，哈里森安静地揉了揉那条头巾，说：“很雅致的色调。”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妈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提不起一点兴致。
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
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心儿或绿瓣嫩黄心儿的小菊花。
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西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第13节：那条老狗还好吗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
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这深深的一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明的忧伤，不由地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
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七月八号，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见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幅照片。我想报纸老编很会选，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一张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宫前，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他那份不变的共运情结，我为他深感难以名状的尴尬。
回国后我辗转请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能否在他担纲、一个为团结“国际友好人士”设置的组织里，给哈里森一个纪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运情结。可我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哈里森最后那本关于中国、关于“六四”的书，将他对中国的全部热爱一笔抵消。看来，那不过是哈里森一厢情愿的好友。
我把这张报纸留了起来，准备和他送我的、“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张照片，并镶在一个镜框里。
七月十一号晚上，唐棣正好倒客厅里去，电话铃响了，是莎洛特的电话。她说：“我刚刚寄出了我和哈里森给你妈妈买的小毯子，可以盖在腿上，也可以当披肩，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小毯子的颜色是哈里森选的，他认为那个颜色对张洁很合适……他说，那是我的眼睛的颜色，也是他的眼睛的颜色……如天边的远云。”
第14节：我还得活下去…
而我正在卧室回想八四年美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看见哈里森向我走来。与莎洛特的电话如此巧合，真是奇怪。
七月十三号，我们按十三天前哈里森在世的计划，一同去吃晚饭，但不能再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了。
莎洛特不哭，她说：“本来是说和哈里森一起来的，可是没有他了，不过今天也不错……”
“哈里森去的很快，当时，我一面开车一面对他说：'咱们家的冰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还有鸡蛋吧？'只听见哈里森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听力不好，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什么？'可是没有听见他的回答。我侧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的他，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头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我知道他去了。然后我把车开下高速公路，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梦见到森林里去，他突然不见了，我到处找他，后来来到一片空地，可是我只能听见他喊我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梦可怕极了。”
怪不得我有一年没收到哈里森的信了，我还有些奇怪呢。九二年他知道母亲去世后，特地给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得知我患丙型肝炎后，连续写了三封信来安慰我。
“哈里森已经火化，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我们家后面那座小山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阵风，风把他的骨灰吹了回来，孙子们说'噢，他不愿意离开我们'。我们在后山上为哈里森立了一个碑，明年春天，我们还要在碑前种些树……”
我们谁也无法说话，只听她一个人在说，是啊，她得讲话！
“我还得活下去……”她看上去足够坚强地说。可是饭后，当她茫然地站在饭店过道上寻找一束花的时候，我看出她的挣扎。
我常常与他今生的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想：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第15节：多少人无缘再见
八十年代，由于多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了我的书，因此也给了我多次周游欧洲的机会。
接受过多少记者的采访？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观察家》杂志和西德（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明镜》周刊的几位记者。
而印象最深的记者招待会，当属1989年十月在意大利接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时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算是身经百战。在列国接受过不下一百次采访，唯独这次感到了压力。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记得一九八九年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时期，而且在场的七十多名意大利本土和周边国家的记者，个个身手了得，别指望用时尚、八卦那些鸡零狗碎，就能将他们打发。
面对一百四十多只火眼金睛，如何开场？让我颇费思量，只得先发制人。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也是一定要回国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提问那些我回答之后，让我回不了国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切断某些“新闻”后路的声明，却赢得了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场上气氛也立时转换。
《观察家》杂志的记者之所以难忘，是弥漫在他周身的悲观情绪。如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进了一个极为膨胀的气球。此后二十多年，我不时想起他说的那些话，而他的绝望，也渐渐变成我的信仰。
第16节：最重要的客人？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之前，德国朋友告诫我，《明镜》周刊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杂志，地位相当于美国的《时代周刊》，面向全世界发行，发行量为一百万份。惟其大，所以傲慢至极。一般来说，他们只采访政界要人，很少采访文艺界人士，什么人物都见识过，即便总统也不放在眼里，偏偏提问让采访者难堪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印象与《明镜》周刊会面，我的心理准备肯定不够正常，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战备状态。
翻译施迪安先生和我在《明镜》周刊的办公楼前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停车的地方，就在我迈出汽车的时候，主编玛耶先生正好出现在办公楼门前，我猜他一准在大楼的玻璃窗后，看我们那辆普通的汽车，如何在那些豪华汽车中间，找一块停泊地来着。
他亲自到大楼门口接我，真是无可挑剔的客气，但这客气冰冷异常，寒气袭人。
过了门卫，他手势不明地一指，我走错了通向电梯的方向，翻译及时叫住了我。
电梯里，玛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从我的头顶望过去，好像在忍受某种极其难以忍受的事物。我把我那很多人看不惯的下巴，翘得更高了，心里狠狠地想，是你把我请来的，先生，你只好受着了。
房间里还有三位六十开外的绅士在等着我，全是一付大记者的派头。他们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像是在暗暗估量彼此的实力。
四比一，我想。
满头白发的莱因哈特（Herinhard）先生身材很高，像所有身材过高的人那样，稍稍有些驼背，浑身透着一种熟透了的潇洒。他先向我介绍：“这间房子，我们一向用来接待最重要的客人。”一派世界事务权威发言人的口气。
最重要的客人？
我已经三过汉堡，从我一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可能就在观察、掂量：值不值得？
有人拉开落地的百叶窗，汉堡城尽收眼底。莱因哈特先生简略地介绍着这个城市：绞死最后一批海盗的老码头；二战中被毁去大半的老教堂。。。。。。然后转身向我介绍其他两位绅士，一位是速记兼录音，一位是摄影记者。“这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丹赫盖尔先生。他住在波恩，不住在汉堡。只在重要人物接受采访时，我们才把他请来。”
第17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这样的意思您刚才已经表示过了。”我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
尽管善良的基督徒我们的翻译施迪安先生，努力软化着我们的语言（我甚至觉得我的某些话他根本没有翻译），仍然能感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玛耶和莱因哈特先生不歇气地交相提问，生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