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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9
战争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审美情操，这也许并不足奇。毕竟，受过杀人训练的士兵在战后一定会继续杀人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概念——“杀手性格”——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再三看到，“普通人”也可以杀戮为快。虽然杀手可以渐渐“畸变”，他其实本无“典型”一说。收到爱人来信时禁不住落泪的“和婉”男人，也未始不会犯下极端恐怖的暴行。雷吉·桑德斯笔下的迪克·巴克斯特，收悉尼联合电视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人》的采访稿”，日期不详，页码不详。但一回国，他们就
脱下军装，放到衣橱里，买新衣服，试着看参军前的衣服还能不能穿得，重又回到生活中来，早晨起床，上班，晚上回家，有的读书，有的成家，有的玩乐，好像战争没有发生过。无名士兵，其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 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413。
战争一结束，多数士兵就想着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重新体验做平民的喜怒哀乐。塞缪尔·A．斯托弗曾这样描述二战后的那段时光：
完全不同于人们的一般想象，认为退伍士兵会对复员后的生活抱有深深的仇恨和幻灭感，或是出现大规模的精神崩溃，或是对平民社会和组织有很强的敌意……仍在军队的士兵的一般态度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回到平民生活，战争不过是一段插曲。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 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597。
正如希特勒所谓的“志愿行刑人”，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 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 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盟军部队不过是些
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小伙。他们并不想要这座山谷、那片森林。参军前他们是杂货店伙计、公路搬运工、银行职员、高中生，履历表上干干净净，也许有点不安分，但都不是杀人狂。
一名论者1943年说。约翰·赫西，《进退维谷： 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0—31。对杀人真正感兴趣的人在人群中是均匀分布的。
大量研究表明，普通人在不普通环境里的表现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战时，杀戮的外在限制被取消，杀戮甚至被鼓励，这种情况下的杀手和平民社会里的是不同的。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在多数人看来（少数要回到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例外），平民社会是无法复制战时情形的。B．麦克尼尔，“战争精神病学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46年），页503。我们反复看到，战士自己也很清楚地划分（针对敌军的）合法杀戮和（针对平民的）非法杀戮。即使在战争环境中，军民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的信里有一个让人称奇——不过算不上少见——的例子。他1916年2月25日写信给妻子说：
我再不希望处处撞见德国鬼子。要是见着，我一定一枪结果了他。我不知道什么是内疚，也不知道同情。这帮家伙要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不会使步枪或手榴弹，结果把自己给炸了——那跟我无关。我咒他们是蠢驴，不在意他们的伤痛。他们活该。我可没工夫在他们身上浪费眼泪或为他们担惊受怕。
雪真美，星星也是，啊！星星。我昨晚走过阵地回家，抬脚就出了支援堑壕，到了露天，然后爬过山顶回来，天狼星一直头顶上方，正南。多美的星星啊！我站着，从堑壕的窄墙头盯着它们看，然后就想起了你。陆军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2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士们十分清楚战时和和平时期对他们的不同期待。迈克尔·麦克多的《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就记录了一名爱尔兰士兵的话：
你做这些事能得到赞赏，比如砸碎一个人的头颅啊，或者一枪结果某人的命啊，而在国内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只能四处逃命了，一声喊捉，全国的警察就都会对你紧追不舍。无名爱尔兰士兵，引自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2。
等“战区”的外景一撤，就只会有很少的人继续快意于杀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1996）中所说，战争也许会让男性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的爱，以及和婉、平实感情的可贵。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0
如此说来，战士并不是被动的道德主体，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战争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创造，也有韧性，且两者相得益彰。多数人上阵打仗不是出于主动（虽然也可以从中作乐），在实践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时，他们会坚决阻止暴力化的倾向。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支撑这种抵抗的常常是遥远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暂时“强硬”和更持久的“残暴化”间，一般的区分就建立在“蜕皮”的隐喻之上，否则便没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78。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杀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孩子”顺着父亲的足迹，经受了“考验”，再重新被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接纳，平和的父亲再度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礼： 这样的想法实质是对武士社会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过被拒绝了，无缘亲历群体放血的教仪。有趣的解说，见约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纽约，1975），页58。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缠着复员的战士，要他们讲“真正的”杀戮故事，听时“眼睛闪耀着急切的光芒”？杰克·斯特拉汉，“但是每个人都问”，收J．托普曼（编），《越南文选》，增补本（费城，1990），页20。连只是在越南服务过的女护士也被人带着嘲弄的语调追问： 你们杀了多少婴儿？无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尔，“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适应状况研究”，收查尔斯·菲格利（编），《创伤及以后： 卷二： 创伤压力理论、研究和干预》（纽约，1986），页97。有老兵抱怨说：
我们被媒体描绘成吸毒上瘾的变态的杀手，这个形象已经无法消除……上帝要我们相信别人给我们的定位，美国人买回家读的也是这类玩意。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疯狂的瘾君子、狠心的杀手。因为，因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来时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收D．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1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兵被当作了平民社会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ⅪⅩ。在埃米莉·曼的《静物》中，杀人分明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表现在小说、美术、电影，以及（稍少见的）国家许可的行刑仪式中，在大街上，在卧室里，英、美、澳都不例外。战场之人早在穿上军装前就已经被“残暴化”了。
“残暴化”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前后后这么一场戏，清纯被创伤击碎，这在叙述上给人以一种满足，一种贯通，战士、平民都乐意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题中找到，那就是战争文学和电影充斥着一种对勇武的想象。记者迈克尔·黑尔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镜头摇近时是怎么脱胎换骨、立时变得暴力无比的： 他们开始按银幕英雄的标准来做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把战争“当真”的生硬拒绝，有助于士兵躲避骇人的“残暴化”。因此，黑尔就说了，开始几次他看到的战争，“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的反应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同样熟悉的暴力场面，不过是换了个媒介；同样的丛林游戏，大型直升机，精彩的特效，“演员”躺在帆布运尸袋中，等着这场戏结束，就能起身走开。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杀戮场面当作电影来看的——是战士最后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嘲“不可能被剪掉”。“残暴化”理论给胜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并把责任推到了训练和战斗的经历上，而放过了其实更根深蒂固却难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症结”又一次被归于战争（尤其是海外战争），而不是个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励侵略的社会。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1
纵观全书，“普通”男女在行暴时欢呼声不绝于耳。快感竟与杀戮、残忍相连，不能不让人震惊，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每章开头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构筑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并希望通过语言在混乱与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无可否认，他们的叙述无法传递战争的“真实”一面，而常常只是他们的想象。这不足为奇： 毕竟，没有“经验”可以独立于句法、情节、体裁的限制，更何况他们试图“诉说”的是一些莫大的罪过——杀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倒出了他们的故事。
多数士兵不愿以毁灭自身形象的方式来讲述其战斗故事。战场上的士兵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坚持为国出征的神话。这种在一片混战中仍能放飞个性、承担责任的可能赋予了战争——和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场上真的可以有秩序和连贯，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有自相矛盾的看法。比如前面看到的，声称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命令”、那些心狠手辣的想法“不是自然就有的”，很难和主动为暴虐的冲动负责的愿望调和在一起。但接受自己不过是在行使别人的旨意，确是向可以忍受、甚至不乏愉悦的战争近了一步。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极端的暴虐举动甚至变得可亲。书中许多战士把自己想象成武士，好似战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少有能称得上英勇的（许多战士对英雄壮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噱头即使不危及集体，也是极为愚蠢的）。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要构建一个崇尚技巧、近身、骑士的战斗体验确实需要不凡的想象力。这三个词也反复被征引，以鼓舞军心。正是这些代码使得士兵可以拒斥仇恨、拥抱关爱，逃离混沌、走向目的，摆脱道德上的羞辱、重申对勇武的自豪。连真正的英雄如罗伊·贝纳维德兹者，虽数次遭遇幻灭却仍信仰勇武的神话，终其一生致力于军队的改良，以使其尊重战士。虽然知道英雄在现代战争中日益贬值，贝纳维德兹仍坚守对死去的战友及其他伤残老兵的承诺，这隐约让人记起有关“绝杀”、争斗及良民的一系列神话。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对同伴的缅怀支撑着其暴力的欲求，给其残忍行动蒙上了一层荣光。
战场上也有简单的快乐。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在他的大作《战争的不幸》（1998）中指出，多数士兵走上射击线实际并非迫不得已。正相反，他们中许多人根本就“陶醉”于“为暴力而暴力”：“打仗太有趣了”。尼尔·福格森，《战争的不幸》（伦敦，1998），页447及360。甚至有战士承认，不羁的杀戮给了他们性高潮一般的快感。战争的器具和景象有时有视觉审美意味，致命的武器更是让人着迷。军事科技的发展意味着战士再不能“亲见”武器的效果，于是又想象出了面对面的遭遇。此外，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也有助于其杀戮。它可以证实战士作为道德的人的身份，纯真而又能免于战争对人的持久摧残。记者兼编辑威廉·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开篇指出，杀戮的快感还和狂欢式的游戏（如对死尸的摆弄）和对不朽教仪（如留取纪念物）的诉求。通过这些骇人的举动，士兵才能直面、甚至欣赏战争的恐怖。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编织平静安详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结了婚，生了子，出了书，写了电影剧本；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他一战中在澳军当过伞兵）也是。女战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后忙于家务。他们希望给战争的混沌以意义的努力（其叙述必然杂乱，并且是对想象而非现实的勾描，也一定有对所谓“战争消弭个体”说法的否认）都是其个人抵御“残暴化”的最后一道堤岸。眼光放长一点，所谓战士会成为野蛮人的担心是无谓的——实际上，听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谈屠杀的具体情状，或者读到“和平”示威者扛着标语高呼支持（共党分子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心里反会更不舒服。在直面后方的二手欢愉时，许多战士不得不在绝望中退却。
不论他们的经历怎样，回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对积极讲述了自己战斗经历的战士来说也是如此。斯图尔特·史密斯就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和乡间/年近不惑的安静矮人”知足地共处了，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有很多。他写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从没有过，
太多的对爱和忧的嘲笑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斯图尔特·史密斯，“回家”，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 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172。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2
对史密斯这样的人来说，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触动了他们，不再自满于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说过：
我的思绪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让我开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战争，嗯，让我更了解自己……让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残忍的事。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还吐露了许多憋闷已久的事。战争还告诉我，战士心中有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不是电视或电影里那种狗屁的爱，而是真正的爱，这种情感我此后再没见过。只有这段经历才能让我对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问题、困难大家就会互相帮助。无名越战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让精神歇息： 越战老兵找寻生活意义”，《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53卷1期（1983年1月），页4。
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战斗可以作为正面的遐想： 梦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有爱，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战时经历可以让人发誓不再碰枪（“现在我特别特别怕枪”，说这话的保罗·西格诺里原本最喜欢打猎）保罗·西格诺里，“越南归去来”，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31。，（或者像《静物》的主人公）宁愿打断孩子双腿也不让他上战场。对像乔治·扎贝尔卡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投身和平示威才能获得对战时行为的宽恕。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设想以同样的方式来过渡到和平。别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莱屠杀的休·汤普森——仗还是会打，但如果变得特别“残暴”，就按个人的道德逻辑进行抗议。更常见的是，许多士兵在绝望中会问这样的问题，即战争除了杀戮到底还有什么，对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妈的，战争除了杀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多数战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坏战争法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走开，而没有大事抗议。这种行为表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超脱。
无法这么做的战士，他们眼前总是会出现正在死去的敌人景象。杀人会带给人创伤，让人变得疯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参加了一战）、布鲁斯·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杀人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杀人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杀人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