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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9。军事题材的电影、海报、宣传手册等，突出的都是正大光明、通情达理、“文明高雅”的战士形象，绝少提及他们沾满泥尘和血污的双手。到越战时，连正规老兵组织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它们原来的论调是说因为越战极其血腥，给参战士兵造成了极大伤害，所以政府要给它们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它们鼓吹说，新近退伍的士兵受战争损伤的程度并不比此前退伍的老兵为甚。例见老兵管理局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格的话，收B．艾尔斯，“越战老兵： 安静，困惑，无闻”，《纽约时报》，1970年11月8日，页32；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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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总相信这样的说辞，于是去找统计数据，希望可以将战争对退伍军人的长期影响量化。所谓“使残暴化”可从两方面来检验： 其一，看犯下暴力刑事案件的男人中是不是老兵比例特别高（从“个体”角度）；其二，看大战过后暴力犯罪是不是有很大攀升（从“群体”或“社会”角度）。例见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 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180—186。这些调查本身很复杂，解读起来又容易各说各话，所以结论常大相径庭。虽然有几项研究发现，在犯罪率和从军经历间存在正相关，但多数调查却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甚至发现存在负相关（也即战争过后犯罪率甚至有所降低）。戴维·莱斯特，“参战和死亡人数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杂志》，131卷6期（1991），页893—895；戴维·莱斯特，“战争和个人暴力”，收G．奥森达（编），《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圣马力诺，1992），页213；陆军约翰·麦伦上校，“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5—726；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30—261；里根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预备役事物的詹姆斯·韦布，引自提默西·朗沛里斯，《“读风”： 越战文学： 一种阐释性评论》（北卡罗来纳，1987），页17。海军罗伯特·R．斯特兰吉中校和达德利·E．布朗上校在1970年曾说过：
尽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径——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可能会暂时被集体认可和求生欲等战争因素冲破，但战抄历并不能完全消解这种抑制……攻击欲引发的问题在越战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战斗群体身上还要少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海军罗伯特·斯特兰吉中校、达德利·E．布朗上校，“战后归乡： 越南回来士兵的精神病问题研究”，《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7卷4期（1970年10月），页492。
统计数据虽然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所谓“使残暴化”的理论，但现有证据表明，老兵们是“清白”的。
甚至在某些确有残暴化倾向的案例中，结果也有反复，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都是这样。很明显，并不是每个在战争中杀过人的老兵都有过持久的心理创伤。参与美莱屠杀的士兵在越、美各呆了一年之后才出庭。在这期间，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其他驻越美军或老兵没什么区别。大范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戴恩·阿切尔和罗兹玛丽·加特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调查表明暴力犯罪和战争有关系，但他们搜集的证据却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杀人案的增多只发生在一战后的苏格兰和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战后的英格兰没有变化，一战后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二战后的北爱尔兰、美国甚至有所降低。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79。
许多此类研究的概念范型也不统一。一个理论认为战争会提升犯罪率，“因为战争中人的情绪不稳定”；另一个理论就说战争结束后犯罪反而会减少，因为“战后爱国热情会高涨”。一个理论说犯罪率攀升是因为“暴力得以传播”，另一个理论则说犯罪会减少，因为“战争取代了对暴力的诉求”。详见埃德温·苏瑟兰，“战时罪行”，收苏瑟兰，《关于分析犯罪》，1943年首版（芝加哥，1973），页120—121。此外，收集到的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没人知道如果没有战争犯罪率有多高。犯罪数据也不区分罪犯是否有过从军经历。征兵时，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会被拉进部队，这样的人犯重罪的可能要比瘦弱的人大些。另外，战后暴力犯罪的上升可能根本与战场的杀人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可惜的是，多数大型调查对“军人”和“战士”没有区分，而“残暴化”理论又不适用从未离开过办公室或帐篷的军人，他们离战区有十万八千里。
战争如何导致犯罪率升高？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界定。纵使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可以归于战场上的杀人经历。比如在美国，老兵拥有枪支的比率要大些，但这是因为乡下人（他们有更多的枪支）参军的比例高。换言之，他们持有枪支最终是因为早前就和武器打过交道，而不是军队训练的结果。艾伦·利佐特、戴维·波杜瓦，“军事社会化，童年社会化和当前形势： 老兵的枪炮所有制”，《政治和军事社会化杂志》，8卷2期（1980年秋季），页243—256。还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亚关于越战老兵的调查中，就发现有暴力倾向的老兵不同于没有此类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战前或早年经历，导致了其战后侵略成性；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关系紧张、早年失去单亲以及童年受过暴力等……这些肇因在越南继续发展，但这些人如果行凶，就总会被认为是战争惹的祸。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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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战斗疲劳症、无人欣赏其作出的“牺牲”以及在退役中经历的无数挫折、沮丧，都常会使老兵行事乖戾。暴力还可能起源于社会控制体系的崩溃和战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但阿切尔和加特纳的结论却是：“暴虐的老兵”不应为战后暴力犯罪的激增负责，因为这些都是由非战斗老兵犯下的：
在十年越战期间，美国逮捕的杀人犯大幅增加——男性增加了101％，女性增长了59％……且各年龄层都有增加——包括45岁以上的人。“暴虐老兵”模式无法解释杀人率的攀升，至少在越战是这样。
他俩还证明，二战后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提“暴虐老兵”模式，却强调战争会让暴力变得合法： 这种合法外衣在战后被保留了下来。
在战争中，国家的最高权威保证了杀戮的合法性。在许多战争中，杀敌不只被视为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而是一种颇可奖赏的壮举……这种合法化不只适用在前线卖命的士兵，在后方也一样；但它在百姓眼里可能比在亲身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士兵看来更为可信。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92及其“暴力举止和暴力时代： 战后凶杀率的比较研究”，《美国社会学评论》，41卷6期（1976），页958。
换言之，战争剥去了杀戮不寻常的外衣，不只对战士，对平民亦然。但我们不应忘记，真正体验杀戮的残酷可能会驱散对其合法性的任何浪漫想象。
越战后遗症
历次战争中老兵都被边缘化，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流行文化却把愤怒、受伤的越战老兵视作战士的范型。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都是在伤兵口述的基础上写成，但其实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神话和主观感受间的脱节”在澳籍越战老兵身上最明显，他们归国时受到了人群的热情欢呼。澳大利亚的媒体上，反战人士的声势很大，但他们实际上人数很少，就是游行、示威也不会选在欢迎老兵的场合。美国版的神话，即对老兵先是不欢迎，然后变成愤怒的态度竟慢慢转成了澳大利亚人“印象中的态度”。史蒂芬·加顿，《战争的代价： 澳大利亚士兵回国》（墨尔本，1996），页230—231。
在美国，受了惊吓、满心愤恨、侵略心强的老兵在越战后一下子多了起来。一方面，越战老兵的战斗经历是参加过前几次战争的人所不能比拟的。要是谁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参的军，那也许只服了几周的役；甚至二战中在太平洋战场服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也只在军中呆了六个礼拜。而越战士兵在战场上动辄就呆几个月。海军陆战队员一次要坚守80天，很多人都是守了三四轮才被换下来。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6。但我们说过，战斗经历本身并不一定伤害到士兵。要说他们有敌意，更多是因为其归国时感到自己被军方或民间“利用”了，不是因为训练、战斗向他们灌输了“暴虐的作风”。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 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21。越战老兵易受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战场上经常指挥不力、部队缺乏凝聚力、战争有游击性质、回国后也漫无目的。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92—94。像我们在讨论暴行那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注意不要在越南身上附加太多的东西： 士兵一般来说比较年轻，战场的指挥一般不力，部队凝聚力常常并不稳定，游击战此前也打过，战时为之拼命的理念战后普遍受到幻灭，是三场战争的典型反应。越南和其他战争不一样，它不许任何人成为英雄。士兵参战时满脑子的英雄形象，在越南没有一丁点的实现可能。
在“凝固”外向行事准则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复员后的这段经历。对某些群体来说，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有非常繁复的涤罪仪式帮他们平缓这一过程，或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详见托马斯·霍姆，“美国印第安士兵和越战”，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191—204及霍姆，“被忘却的战士： 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6—68。在别的战事中，哪怕是朝鲜战争，从战场到平民生活的转变都是从容进行的，一般是在运兵船上。在那里，士兵们有的是调整、适应的时间，可以和别人交换经历和哀愁，还有许多涤罪的仪式。但对驻越美军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战地出发，经由设在越南金兰湾的中转站，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再从那儿回家，全程不过几天。美国士兵是单独回国，不是和部队一道。在其他战事中，等待回国士兵的是友好且心存感激的人群，这就证明了其杀戮的正当性。抚慰他们不安良心的是理解和谅解，阵亡的孩子也是当“成人”一样迎接的。但在越战结束后，回国的美军见到的是不友好的面孔，且常常受到辱骂，说他们是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是杀害孩子的凶手，是白痴。澳大利亚老兵是按班组轮换的，回国乘的是运兵船，所以更容易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见简·罗丝，“老兵在澳大利亚： 寻找融合”，收杰夫·多伊尔、杰弗里·格雷（编），《闲适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的表现和再读》（马里兰，1991），页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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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越战期间，老兵再无法独享杀戮的污名（或荣光）： 平民坚持他们也有罪感，也要负责，无形中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晾到了一边。平民既躲避“婴儿杀手”，也为自己应为延长战争所负的责任而惭愧。一战、二战后都没有这样的反应。总的来说，当时的军人仍有为国成仁的气概，这在实际生活中虽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却赋予了幸存者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感。越战以后，战士竟听到平民百姓说自己在经历过战争后变得更凶残了。对那些双手在战争中沾染了鲜血的士兵来说，这彻底搅乱了他们的道德坐标。
与之相连的是他们刚从越南回国，一下很难适应。迷失方向和幻想破灭最为常见。海军陆战队的维托·J．拉瓦卡下士说这种转变之剧烈是他无法想象的：
好不容易挺过了越南，回到纽约……可这变化实在让人震惊。简直是调了个个儿。服饰变了。人的态度变了。好朋友走的时候还是干净清秀、身手敏捷的小伙，现在竟长发过肩，项上挂着硕大的圆形饰物。还……蓄须了。老天……还有耳环。喇叭裤，高跟靴。还……做着和平的手势。陆军维托·拉瓦卡下士，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 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
年轻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的价值观在一夜间竟全消失了。对越战老兵来说，从混沌中寻到意义尤为困难。唐·勃朗宁在一篇题为“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1974）的文章中详论了这个问题。
你如果相信自己在为社会、为先辈、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持久的贡献，那杀人和被杀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贡献任何东西，甚至是在帮倒忙，那杀人和被杀就可以等同了……在越南，没有有意义的牺牲。唐·勃朗宁，“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基督世纪》，1974年2月6日，页161。
勃朗宁有点夸大其辞： 许多越战老兵即是通过暴力和复活的梦想获得了重生。但满身血污、浴火重生的他们却在祖国的大地上被抛弃了。
幸存者
战士口述的故事对其道德和情感存在都极为重要。老兵时常需要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战斗而变得粗暴。当然，我们不是要否认非常不同的几个人——弗兰克·沃伦中尉（1917）、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18）和约翰·B．多伊尔（1944）——都曾说过，他们在短期内或许变得更“冷酷”、“严厉”或者“漠然”，但这并不是残暴。海军陆战队员B．多伊尔的家书，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93—494；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书信集”，1917年10月20日致“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索本，《业余炮兵： 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4—157。迪克森·韦克特在他的获奖图书《咱们的小伙凯旋时》（1944）中，以惯常的手法批评了那些指责军事训练把人变了成杀手的人，说这是在“胡扯”：“教导战士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杀日本人或德国人，和他们回国后射杀自己的邻居是两回事”。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3。
有的战士得寸进尺，说战争让他们变得平和。阿尔菲·福勒1952年曾在朝鲜服役，他说那段经历使他变得“更镇静”了。阿尔菲·富勒，其访谈收艾德里安·沃克，《一个荒蛮去处： 国家士兵在朝鲜，1950—1954》（伦敦，1994），页69—7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访问的越战老兵常声称，战争让他们变得更“温柔”，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 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255。另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16。也有观点认为战斗可以“加深人的敏感”： 士兵们常会经历一种“庄重的温和，就像死亡天使那般”。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192及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战士与敌人的疏离可以通过对朋友更加温柔来补偿。详见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战争甚至能让士兵“对受难者过分敏感”。H．哈维，《战线记事1915—1918》（伦敦，1928），页14。实际上，温柔之于战士的重要性是许多人都承认的。英国陆军元帅、帝国参谋部长（1948—1952年）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一次广播中承认，温和是“士兵必备的品质”。陆军元帅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勇气和其他广播》（伦敦，1957），页51。另见陆军J．德瓦恩少将，“强悍的士兵是怎么样的？”，《加拿大陆军杂志》，3卷6期（1949年9月），页1。温和、有自制力的人是战场上最需要的。一位越战老兵讲过：“在暴虐的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和婉的人”是战斗部队“最可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虽然“杀起人来不眨眼”，却）有着“牧师的素质”。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 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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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审美情操，这也许并不足奇。毕竟，受过杀人训练的士兵在战后一定会继续杀人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