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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8—10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无论回忆者还是写信人，都坚称其笔录“属实”。为服人，还把“我可是从战场下来的”经常挂在嘴边，为了吸引听众，在叙述时不免添油加醋。一名叫威廉·威利斯的澳大利亚士兵在1917年写给某少妇的信中，就不吝笔墨，铺叙其不久前拼刺刀的经历，虽然用了很多篇幅，读来却难服人。他在信中写道：
特别想知道你读上封信时的感觉……我虽尽力写得有趣，却担心总是讲战争，你读来不免乏味。你不在当场，要是觉得我等“惊险动作”不过如此，我也不怪你……要在后方了解战事，除读报外并无他法，而报纸为耸人听闻，不惜无中生有。我信中所写事，皆亲身经历、感受深者，即此，仍常念你读来或觉无趣。我所写皆实事，且素忌用笔不察，误导视听。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但在第一章，我们就会见到，他笔下的战斗场面多出于想象，正是写战争的传统方法。
但如他所述之事，仍须给予重视。书中节录，多言创伤：叙述者或曾杀伤，至少也曾试图杀伤。虽是杀手，亦必为人所伤。其叙事前后不一致处，大多在慰聊，实想象也。但疑惑、希冀和幻想，不正是人生应有之义？由史观之，诸多事件或曾“发生”（亦或无），更易、重构“经历”者，人口也。战时杀伤真有其事，不是想象：但杀伤一旦发生，即被人脑储存，或解读，或发挥，或重构。提姆·奥布赖恩，就在他关于越战的《他们那代人》（1990）中写道：
什么事真的发生过，什么似曾发生，实难分辨。似有之事总被当作事实记下。视角因此偏斜……以后他人传言，貌似真实而其实未必，再加几分梦幻，叙事因此失真，然幻中确凿事一一俱在，未有加减。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21。
战时厮杀，前有“预备”，后有“清理”。开打前，士兵于杀戮情形必有想象，军官亦会为之鼓劲，要他们上阵务必勇猛。如此，战前想象与战时体验必不妥帖，这将是本书前三章的论题。士兵一旦于役，所做所思必因人而异。英勇者有之，暴虐者亦有之，对此四至六章将有比较，所谓“刀锋将入，心中所感，爱实胜恨”的旧说也将受到质疑。此外，对不时袭上战士心头的罪感与苦痛，也有讨论。所谓道德，既规约杀念，也鼓励暴行。至书后半，九至十一各章检视所谓“非战斗人员”。随军的牧师、女兵亦有奢念。硝烟散尽，其浮想较之罪感缠身的战士，暴虐过之。回忆交战经历，死者相貌虽不得见，但个人杀戮体验总还有的说。这类叙述散见书中各处。其要，一为语言，二为想象。 如未亲见尸首，辄悬想之。照此说来，征战不是地狱，战士亦非蛮兽。近身杀斗，乃在某一情境中行事，必有言语、感受乃至欲念。战时杀戮，必与一定的社会、文明牵连，无法单独作评。人与人间的社会联系，虽杀斗亦无法割断：至多是调整而已。凡追忆必有添加，战士们是如何叙述杀伤？战争起因为何？本书将一一讨论。再有，在20世纪，屠戮与人类想象、文化如何纠缠？也是我们要追究的问题。第一章战争欢愉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
将来某一天，你也会翻找阁楼上的箱子
或听你的玩伴说起他们父亲的英勇故事，
可以想见，你会满心激动地要我给你
讲打仗的故事。那时，我该怎样答你？
R。L。巴思，“给幼子的信”，1987R。巴思，“给幼子的信”，收巴思，《当兵的日子：越战诗集》（圣巴巴拉，1987），页38—39。
述说战事是把握战争中根本矛盾的一条良径：杀伤同类，固然会有悲念，但也愉悦莫名。这一含混很多士兵都有提及，威廉·布洛伊勒斯便是其中之一。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得州月刊》、《新闻周刊》编辑的布氏，探究了战争叙事的一些固有矛盾，其分析于1984年成书。作为“过来人”，他语带亲昵又不失权威地写道，在被问及战争体验时，士兵多不愿作答，言下之意：“战争太可怕”，而他们颇“厌战”，宁愿把这些事“忘了”。布氏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 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
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其次——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60式机枪，就好像拥有了神话中的“魔剑”或传说中“亚瑟王的神剑”：
只消动一下手指，无须算计，正闪念间，噗！随着一声闷想、一阵痉挛、一道闪光，远处的卡车、房子、人群，立时灰飞烟灭，尘土落处，已无踪影。
战争与竞技颇多类似——布氏深信，体育是已知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两者都在挑战人类体能、心理的极限，并由此带给人莫大的满足（当然，存活是第一要件）。布氏视战争为消遣，并将此中之乐比作小孩玩“牛仔追印第安人”，高呼“砰，砰，去死吧！”时的率真，或大人看战争片中演员“血”溅屏幕、应声倒地，耽于悬念时的紧张。
布氏认为，战争之乐，远甚于此。杀戮可产生精神共鸣，亦合美学上的审悲快感。杀戮“极具美感，实难抵拒”。在今天的战士看来，一挺60式机枪，其做工之精细、内里之高贵，较中世纪武士的雕镂短剑毫不逊色。此中喜好因人而异：同是海军陆战队员，有人钟情凝固汽油弹，不声不响却威力无穷，转眼间就能让整排房子遁于无形，“像是约好似的”；有人（布氏即是一例）垂青白磷，“一引爆则不可收拾，任何目标一旦粘上即为烟雾笼罩，并迸射出彗星状物，其身红透，并拖白羽，煞是好看”。此种经验，有似神明开导，或类爱欲燃烧：堪比杀戮者，只有高度“性”奋和心灵开启。不管怎么说，打仗就是“刺激”。
布洛伊勒斯还注意到，人类的战争感受，还有些许狂欢的成分在，这在本章尤其重要。他以近事为例，作了说明。其时，他的战友射杀了一名北越士兵，把尸体靠在口粮听上，给他戴上墨镜，叼上烟，还费尽周折，把一块“硕大无比、形状俊美”的大粪搁在那人头上。布氏的反应是：
我假愠，亵尸会起到反作用，向非美军所为。但我不是真怒，表面上一副军官面孔，心下却……止不住想笑。而且确是笑了，半是因为欣赏这可憎的并呈：排泄、死亡，还有性；半是因为心头的喜悦：他——管他是谁呢——已经死了，我——独特、惟一的我——还活着。
如此快意于“物质实体原则”，如此执意于颠覆圣仪，两相结合，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4—65。
承认以战争为乐的并非只有布洛伊勒斯一人。战争和现代人的思想已渐不可分，以至颇为暧昧。知道了这一点，许多新兵在谈及“放血”时的欣喜之情或可解。电影脚本、文学，较之日常图景总要新鲜、刺激许多。此类叙事未必能引人效尤，但其刺激处，却也在人脑中辟出专区，可供杀戮之念纷呈；其话语结构亦使暴行得以归理，从而登堂入室。杀斗范型颇能诱惑人，正是因为其虚幻的质料，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
战争文学与电影
远在参战前，男女少壮即已从杀戮文字中获得快感。澳洲少年想象力充沛，划定大片丛林，扫荡了其中的原住民；美国小伙以拳代步，将不驯的印第安人赶离了市郊后院；英国男孩在运动场上虐杀了不少污浊、肮脏的黑人。战争文学、电影和游戏，使人心向杀戮。当然，沉迷武打小说与杀念未必有关。此种小说的痴迷读者不乏少女，她们也崇拜男主人公，但其阅读快感也来自对女主人公爱恨情仇的关切。细读战士的日记、书信、传记，其借助（并改造）文学、影视意象，以吸引非战人士的努力，可谓一目了然。我们读过的战争小说，实在是受众最广的“基础训练”。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2
本书论及的三场战事——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越战——其素材风格多样，既有大众漫画、帝国传奇，也有文学经典，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丁尼生和威廉·莫里斯笔下的浪漫文字，亦不乏1939年以来称雄影坛的战争片。这些作品自成一格，已有许多史家和文学研究者作过分析，其中最精辟者莫过于美国人保罗·法塞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大作，《一次大战与时人记忆》（1975）和《二次大战：理路与表现》（1989）以及杰伊·温特的《感怀之地，哀痛之所》（1995）。在整个20世纪，战争文学一直风行。影院也推波助澜。1942—1945年间，好莱坞故事片有三成取材于战争，大半由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及战争情报办公室协助摄制。肯·琼斯、阿瑟·麦克卢厄，《战时好莱坞：二战中的美国电影业》（南布伦瑞克，1973），页16及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71。至越南战争，美国防部已无力控制战时影像（但仍能控制宣传片的发行，以及在各地独立和非商业频道的播放），电视已经把战争场面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客厅。
战争电影、文学的吸引力不难想见。无论何人、何事，只消以此为背景，即较日常景象增色不少，或更气派、或更壮美。许多史家看重战争废墟中升起的幻灭文学，这不难理解；即是爱国主义题材和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刻画，亦从未失宠。除经典作家如威尔弗雷德·欧文、齐格弗里德·萨松和埃德蒙·布伦登以外，战争作品依旧充斥着“雅言”和陈词（如战火洗礼、青壮改颜、武士英勇之类）。论述至当者仍是泰德·伯加奇，‘文字当道’：一战的语言、诗歌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当代史学杂志》，58期（1986年9月号），页643—668。电影也是一样。宣扬爱国主义的文艺片，比如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1968），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虚构故事、典型人物，惟其夸张而更易辨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挖掘了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了以残酷为乐的深层原因。片中，无往不胜的基尔戈上校抽空拍着属于自己的约翰·韦恩式的片子，海军陆战队员出入枪林弹雨，在危机四伏的海滩上享受着惬意的烧烤，瓦格纳乘着战斗直升机呼啸而过：这些在观众看来非常过瘾。随着“二流电影”走红，英雄史诗片更趋极端。西里奥·H。圣地亚哥在其《打入敌后》（1987）中，指望观众将主人公视为超人，凭一支机枪就能撂倒数百敌兵，白天潜入敌营。他们无需休整，英勇无敌，成天就是不知疲倦地杀，杀，杀。
并非所有作品都炫耀武功，美化战争。凡战，总有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反对穷兵黩武，战时、战后皆然。最显著者即一战文学和表现越战的影视、文学作品。这些虚构的叙事，不再为杀戮“开释”，其主旨多是个人理想的幻灭，以及面对技术驱动的军国大国时的不足道。电影《猎鹿人》（1978）的导演麦克尔·西米诺曾说，“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必是“反战的”。引自泰里·克里斯登森，《胶片里的政治——美国政治影片纵览：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野战排”》（纽约，1987），页152。正如反战示威常背离初衷，变成“胡、胡、胡志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为战争鼓劲一样，反战电影不过是换个战场，很快就又给战争贴金。越战时的菲利普·卡普托是个好例子。训练时，他就提到课堂实在麻痹人：“当时以为战争很浪漫，可以拼刺刀，还可以死里逃生”。为什么呢？“我想像《瓜达卡纳岛纪事》、《见鬼，给我撤！》等电影里那样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4。这些电影虽然把战争场面写得很丑陋，而且排斥英雄主义，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实表现战争，未必就是宣扬反战或和平主义。详细讨论，可见南希·安尼斯菲尔德，“天启之后：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中的叙事”，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275—277及唐·林纳尔多，《刀笔写越战》（杰克逊，1994），页176。观众、读者爱看的恰恰是恐怖场面：杀戮加羞辱，那才叫带劲儿呢，哪还管得了反战的那套说教？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叙事者也承认：“多数美国人会拿大把辛苦钱去看精心处理过、吸引力很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没有人例外。”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4。
反战文艺作品还有一不明朗处：杀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细刻画，但敌军是由个体组成，每个人虽罪大恶极却也能获得观众的理解甚至同情。于是，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战士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点上，“战士”本身反倒没人顾及了。比如，罗兰·艾梅里希在《万能士兵》（1992）中反复渲染的暴力场面，不过使人区别了中士斯科特（收罗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愿射杀平民）而已。论行伍，两人都是好兵：这不结了？同样，约翰·厄文的影片《汉堡山》（1987）开场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镜头，不过用来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弹被表现得极富美感，留在国内的男人、反战者反倒成了敌人。兼具越战老兵、作家和反战者的提姆·奥布赖恩总结了这样刻画战争的危险。他请读者注意，在他看来，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3
越南不是幻梦，也不是荒诞。而是一场冷血、蓄意的战争。大部分越战电影都把它当作略带黑色幽默、有如《现代启示录》般的荒诞剧来处理：整个世界都疯了；疯子甲马丁·希恩［1940—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尉——译注］四处追杀疯子乙马龙·白兰度［1924—2004，美国演员，在片中饰一上校。1954年、1972年两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罗伯特·杜瓦尔［1931—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校。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是个只会冲浪的傻子。人人都觉得“只要黑白颠倒，大家就都没有罪了”；“这真是场荒唐的战争，与它比起来我们还算清醒”。这可不太妙。提姆·奥布赖恩，受访于艾里克·施罗德，“与提姆·奥布赖恩和罗伯特·斯通的谈话”，《当代小说研究》，30卷1期（1984年春季号），页146。
在观众眼里，“那恐怖的”和一种有如幽灵般、有东方色彩或法西斯式的恶势力，早已融为一体，于是他们也就直接面对一个熟悉的主题：敌人就是“他者”的极致。
那么，本书的出场人物在入伍前有怎样的战争想象呢？打仗的故事，如果出自父亲、兄长和哥儿们的嘴里，是最有震撼力了。不只男孩爱听这类故事，女孩也会沉迷于父亲的战场见闻。如果她们日后要上战场，这将是主要原因。比如，二战时，维·罗宾逊即请求到高炮阵地，因为这样能击落敌机。她还能记起父辈（在战前）给她们讲的一战经历，还记得她的同学夸耀“咱爸”的英勇。维·罗宾逊，《中的》（西约克郡，1991），页3。但很奇怪的，开枪打炮的念头并非总与毁灭的愿望相关。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记得在朝鲜战争前后，自己总有想要一枝枪的冲动，即是一例。这段时光被她称作自己的“贞德期”。她还说自己“爱上射击”始自一次郊游。那次，她发现论射击自己要比不少男孩强。她说：“我不想杀生，当然象征性的除外。但做名神枪手，还可以拿枪到处逛，却是挺诱人的。”琼·埃尔什泰因，《战争和女人》（芝加哥，1995），页24。
显然，从文学和电影中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美好想象也会占据许多人的夜间酣梦甚至是白日梦。他们从中受到鼓励，会自告奋勇要上战场，不过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圆一回儿时的梦。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42—43。一战时，H。F。N。朱厄戴恩中校在康诺特别动队服役，他就有过这样的浪漫想法。在他（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儿时品读司各特和查尔斯·利弗战争故事时的兴奋心情，笔端仍时有流露。正是这些传奇故事，使他心生参军之念，以“像小说中所说，投身时代激流”。朱厄戴恩尤其感激利弗，称他使自己作好了冲锋陷阵、“啸撼云天”的精神准备：不问青红皂白只管刺杀，直至敌军溃散才“止步稍歇，喘息间发现自己竟还活着”。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15—16。
二战那代人，也有如是豪情。“大锤”尤金·B。斯莱吉少时多病，以译恺撒的战争篇章自娱，素重华盛顿、奥杜邦、丹尼尔·布恩以及罗伯特·E。李（其祖父、外祖父均是南军将领）。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