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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
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
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
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学生住的40楼。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
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
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没有说明原因。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
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小姐”、“先生”的习惯。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学生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
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
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35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
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有电话就接，没有电话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女生的电话特别多，她们又都住在三四层，每次传呼，季羡林都要爬上三四层楼。虽说“爬楼运动”是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活动，但是已经六十岁的季羡林，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也真有点吃不消。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改到楼外向上高呼：“某某某，电话！”这个办法有点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了一些麻烦。可是，季羡林能力有限，有麻烦也就只好让它有麻烦了。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比较容易的。来了报纸，他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他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面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季羡林每天早晨8点从13公寓走到35楼，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再去，6点回家。每天上班十足八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季羡林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他说：“当时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也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春光虽好，季羡林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他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仍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周恩来、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一百一十七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书记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中文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
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最后，他想到了翻译。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