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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
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工作人员。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
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牛棚杂忆》
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
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心理的人才能入选。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学生。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季羡林答。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
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折磨的异化
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
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
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学生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季羡林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反思，除了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之外，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讲真话的书》。
卢梭在《忏悔录》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用意：“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在书中以惊人的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剖析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最可鄙的行为举止。这部宏篇巨制对人类的社会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作家在内，都对《忏悔录》推崇备至。但是卢梭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像《忏悔录》一样的书固然“前无古人”，却是“后有仿者”的。至少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就写了一本类似《忏悔录》的书───《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以“不怕下油锅”的勇气，在书中检讨自己三十年中，迫于形势说假话写假话的“罪行”，并且发誓再也不写假活。
现在，季羡林以同样的坦诚，给我们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环境中，自己的“灵魂”是怎样堕落的，同样能唤起世人的警觉与醒悟，以及对他人格的加倍敬重。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长期处在生存危机和心理失落的情况下，就会对自己采取一种‘放弃’状态，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失控’，做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事情来。”
所以季羡林说：“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能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活，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种“堕落”，显然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属于心理现象。可惜，在“文革”前，全国高校已经撤销了心理系和心理专业，官方认为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不屑一顾。甚至把党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与心理治疗混为一谈，其无知与愚顽，到了何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
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艰难的“解放”
1968年夏，北京“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泽东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
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
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