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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造。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战争一结束，他便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便向季羡林发出了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的聘约时，思想上就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所搞的研究工作，不像搞创作，只需要灵感就行，而是需要资料的。这些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多最全，剑桥大学当然藏书更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可是，一想到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失掉人性的人。但是，如果回国，则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实在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回国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后，再返回欧洲，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厚待遇，本来已打消了去剑桥的打算。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忧心忡忡。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又令他向往不已。过去那场回国还是出国的思想斗争，又在他的脑子里激烈地展开了。最后，他决心先回济南老家看一看家里的真实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暑假，津浦路仍然不通，季羡林便乘飞机返回已经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迈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家庭经济困难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瞪大了眼睛望着陌生的父亲。眼前的一切，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顿时流下了眼泪。悔恨、内疚、悲痛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他立即作出决定：不去剑桥大学应聘了。他写道：“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他立即给哈隆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哈隆教授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季羡林这次回家，原来的婶母已经去世，他看见了未曾晤面的第二位婶母。这位续弦的婶母，是季羡林1935年离开济南赴德国留学后，才同叔叔结婚的。虽然通信中，在“敬禀者”后已经称呼过她“婶母”，他并没有见过面，这次才同真人对上号。
婶母（后来全家人称她“老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季羡林初到家时，她斜着眼看季羡林。她大概感到奇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冒出一个像亲生儿子似的侄子？这位婶母不是一般的人。在季羡林离家十二年里，中国正值乱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经济上又没有来源，全靠婶母一人支撑。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她以“少妻”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没让季羡林的两个孩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后来，季羡林的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成了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延宗，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高级工程师。如果没有婶母，他的家早就完了，孩子们更不会有这样好的前途。季羡林对婶母非常感谢，也非常尊敬。他在《寸草心·我的婶母》一文中写道：
我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所做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回到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互相尊重。
妻子彭德华这些年也不容易。虽说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对季羡林搞的学问一窍不通。在文化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是，她这些年，含辛茹苦，勤勤恳恳，功不可没。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难侍侯，家里又穷，但是她都挺过来了。她究竟吃过多少苦，从来也不说。季羡林对她的评价是：
在道德方面，她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到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寸草心·我的妻子》
由于当时战乱，再加止叔父有病，孩子上学等困难，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后，老祖同妻子彭德华才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季羡林这次回济南，把家中的事安顿妥善了，又停留了几天，然后只身回到北平，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欧洲已不去了，留在国内又不能从事梵文研究，他心中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在学术研究上，究竟何去何从呢？他想来想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顺时应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到什么坡唱什么歌了。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瀚无量，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十年工夫前功尽弃。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这就是季羡林后来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乱世中的孤独者
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对常住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候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仙人”。我还觉得，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参透了天人三界的人；一位甘愿在近似大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有别的。
——《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其实，季羡林虽然一生研究佛学，但并不信鬼神。他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都有，感情极为丰富。他并没有参透天人三界，孤独寂寞倒是真的。
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又深又大的院子里，从外面进去，也要走好长时间，越走越静，连自己的脚步声听得清楚。最后，等到脚步声成了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便到了。院子里早年的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凉的气氛却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古代的石棺石椁，古代刻着篆字和隶书的石碑，仿佛进入了古墓。因为他住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平时来往颇多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来访问。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打听再三，确认他在家，才有勇气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他的屋子。季羡林这时期，不但居住环境幽僻，心情也是很寂寞的。他写道：
我是不是有寂寞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的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一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他偷偷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马缨花》
北大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是多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季羡林孤身一人，回家也没有饭吃，因而也就只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他回忆道：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的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我眼中的张中行》
中国自有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至今不过八九十年。在一般人眼里，大学教授地位高，工资高，架子大，属于高薪阶层，必定住小楼，吃山珍海味，出门坐汽车，家中有保姆伺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事实上，诚如季羡林所说，除了抗战前那段“黄金时期”，大学教授每月拿三四百大洋，生活颇为宽裕外，其他时期，都是属于低薪阶层，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勉强糊口而已。解放后，中国的教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至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列为“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无社会地位可言，遑论“架子”？中国教授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46年至1949年三年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处于崩溃的前夕。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从法币改为银元卷，又从银元卷改成金元卷，越改越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国民党内各派系同样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的工资，一小时候后，就能贬值。季羡林每逢领到工资，便赶紧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美元，才放心。要买东西时，再换成法币，不胜其烦。法币贬得一塌糊涂，有时买十斤粮食，要提着十斤重的纸币去才行。
国共两党的斗争，此时也进入白炽化阶段。一方面，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另方面，在国统区内，共产党开辟了又一条战线，即白区的地下斗争。北平城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国民党市党部经常到北大清华来抓人，或者纠集天桥流氓闯进校园捣乱威胁。学生们便用桌椅堵住校门、楼门，严阵以待，闹得校内人心惶惶。
季羡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属于虽不热衷政治，但是对政治却十分关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凡利国利民的，他都拥护，凡祸国殃民的，他都反对。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他自然反对，而且，他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一贯支持的。他自己在清华上学时，就曾参加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也曾去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他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一篇时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中看出他的政治态度。这篇评论写于1948年5月9日，恰值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了一半，天地变色”。颇有象征意味。这是一篇学者式的时事评论，锋芒并不锐利，只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国大”竞选的种种丑态予以嘲讽而已。民社党和青年党本是国民党派系中的两个小党，是“国民党这位大老爷的两个姨太太”。但是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大”中分配的席位，而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上演了一出出的闹剧，诸如“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记者照相，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遗书要跳江却遛之乎也”等等。大概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让季羡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提笔写了这篇杂评。文中虽未对政局作全面的评论，然而作者的爱憎和立场却是十分清楚的。文尾写道：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有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这篇文章是对他自谓“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不过，写这样直接批评某个政党的政治评论，在他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这已经使刚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感到惶惑不安；国内资料匮乏，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则是他心中的至痛，更兼妻子儿女远在济南老家，自己有家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孤身一人住在枯井般的翠花胡同文学研究所内，终日形影相吊，寂寞之感时时袭上心头，这一切，使他内心感到万般痛楚与无奈。回想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虽然有轰炸、饥饿和孤独的种种折磨，然而却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那种在饥肠辘辘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生活，对一个学者来说，总比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好得多。但是，人必须面对现实，既然自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也就只好顺时应势地生活下去。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季羡林虽然感到万般无奈与寂寞，但是，在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日子里，也有令他愉快和欣慰的事。
一件事是他能够常常与恩师陈寅恪先生见面，聆听寅恪先生的指教，向寅恪先生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这对季羡林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10月，陈寅恪先生携妻女从南京北上，返回清华任教。当时季羡林住在城内，陈先生住在西郊清华园，相距甚远。即使在今天，从沙滩到清华园，乘公共汽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何况在当年。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十分荒凉，有时半道还真有绿林好汉打劫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了。季羡林一得知陈先生返回清华的消息，立即前往清华园拜见陈先生。季羡林曾经写道：“有陈先生在，我是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内，季羡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