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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像那位天主教徒一样，躺在那里死死不动。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留德十年》
不知不觉中，船就到了上海码头。时间是1946年5月19日。
他提着行李，挤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没有跪下来捧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而是一个人挤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走着，心里喜怒哀乐，像是倒了酱缸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吃惊地反问自己：“上海，这真是中国的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外游子又回来了。”
这一年，季羡林35岁。
初进北大
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1945年9月14日，陈先生在邵循正先生陪伴下，由成都飞往昆明，再飞印度转赴伦敦。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虽经两次手术，陈先生的眼病未能治好。1946年5月，陈先生归国，回到了南京。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极为敬佩。但季羡林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与陈先生并不熟悉。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的消息，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陈先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可以对季羡林有了了解。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季羡林一讲自己的学业情况，陈先生立即了然。果然，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陈先生说，他打算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只因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应允。这便是季羡林到北大的因缘。
季羡林在上海停留了数日，在好友臧克家先生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几天，立即赶往南京去谒见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当时正借住在俞大维的官邸。季羡林到南京后，马上前去俞家见陈先生。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慨叹良多。陈先生命季羡林立即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因校长胡适此时尚留美国未还。陈先生当时已是学界大师，一言九鼎，有他的力荐，傅斯年先生对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表示十分欢迎。但他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季羡林对此并不在意，欣然同意。能进北大，已如登龙门，他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就这样，季羡林回国后的工作便定了。他后半生与北大共命运的人生道路也就从此定了下来。
此时正值6月，学校都在放暑假，离北大开学还有三个月。季羡林既拿不到工资，又不能去报到，只好在南京等待。可是他囊中羞涩，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老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住别人的办公室是很难受的。人家白天办公，他就出去游荡：晚上，别人下班回家了，他就回到编译馆，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紧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季羡林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啊，胭脂井啊，几乎天天都去。南京素有火炉之称，夏日骄阳似火，在炎热的天气中四处游荡，苦不堪言。他走累了，热了，就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休息片刻。他望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韦庄的诗《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这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本是借景寄情，抒发自己对朝代兴亡，人间沧桑的感慨，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季羡林此时想起这首诗，则别有一番见解：“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6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回忆梁实秋先生》）细细品味这段话，多少隐含了几分无奈与愤懑。这不是冲着韦庄的诗去的，而是针对现实。在国外苦读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已聘为北大副教授的学者，竟然住不起旅馆，睡在别人的办公桌上，天天像流浪汉一样，顶着烈日，在台城上游荡。这样的世道，能让人不沮丧不愤懑吗？
从台城再走远一点，出了城就到了玄武湖。这里湖光潋滟，风景宜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面对如此美景，季羡林却提不起半点兴致。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生活，使他心急如焚，痛苦万分。他感到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等于自杀。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惟一让他高兴的事，便是有幸结识了梁实秋先生。
有一天，李长之告诉他，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了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了，喜出望外。经李长之的介绍，他很快便认识了梁先生。论辈份，梁先生与季羡林不是一辈人。梁先生比他大十几岁，应该算是老师一辈的人了。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就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对梁先生潜怀着崇敬之情。见面后，梁先生的人品与谈吐立刻令他十分倾倒。梁先生为人毫无架子，对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完全平等相待，态度真诚和蔼。梁先生对季羡林的才学人品十分赏识，曾在一家大饭店宴请他吃饭。梁夫人和三个孩子都参加了。这次见面，给季羡林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从此音讯杳无，但梁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始终活在季羡林的脑子里。在极“左”的年代，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争论，又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曾经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全国凡念过中学的人，只知道梁先生是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对他真实的人品和才学完全不了解。梁先生为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与骂名。1987年，留在大陆的梁先生的孩子梁文茜和梁文蔷，奉父命专门到北大看望季羡林。时隔四十年，梁先生还没有忘记季羡林，可见当年季羡林给梁先生的印象是颇深的。这件事使季羡林十分感动。他原期望还能在大陆与梁先生见面，不意梁先生当年竟然仙逝，让他悲痛不已。1987年，梁先生夫人专程从台湾到北京来举行追思会。季羡林当时正在南京开会，未能参加。可是，南京不正是1946年他与梁先生相识的地方吗？季羡林一时感慨良多，独自站在南京宾馆的阳台上，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悲从中来，不胜唏嘘。
季羡林在南京停留的日子，经济上也捉襟见肘，十分拮据。他在上海时，曾卖掉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加金表。这种表当时在国内还是十分稀罕珍贵的宝物。但他却受了骗，只卖了十两黄金。他把一部分黄金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剩下的部分就供自己在南京吃饭之用。日子就这样艰难地一天天地捱下去。
一直到1946年的深秋，季羡林才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都北平。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黄昏已过，街灯昏暗，落叶遍地，一片凄凉的景象。此时季羡林心头不由自主地又涌出了两句唐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诗中的“长安”原指“长安城”，他心中想到的自然是“长安街”。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在国外时常常会幻想着重逢时一幅幅欢娱的情景，今日归来，竟是如此的惨淡和凄凉！他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古城依旧，街市如昔，同他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心中悲喜交集，思绪万端。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里层层涌现。他感叹道：“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还要深秋的深秋。”这就是他回到北平时的心境。
到了北大以后，他暂时被安置在红楼三层的楼上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季羡林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暗处仿佛有鬼影飘忽。他走过长长的楼道，能听到自己足音的回荡，也让他胆战心惊。
第二天，阴法鲁教授陪他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蜚声海内外，至今仍是此道中的楷模，无人能望其项背。汤先生的书，季羡林都读过，从佛学研究来说，他与汤先生也算同道，因此对汤先生的学术造诣是很了解的；他对汤先生高尚的品德，也听说过不少。可以说，汤先生早已是他崇拜的对象。汤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季羡林。初次见面，汤先生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回忆道：“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季羡林眼中的汤先生，不正同我们今天看见的季先生一样吗？这真是“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他们虽然辈份有别，却志同气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此话在南京谒见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过，并不陌生，季羡林当然立刻应允。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汤先生忽然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个决定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打破。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让他在欣喜之外，增添了一些惶恐。因为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这个决定，当然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坛的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汤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对此，季羡林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写道：“这是谁的力量？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汤用彤先生——笔者注）的垂青与提携。”这正如韩愈在《为人求荐书》中所说：“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季羡林到了北大，遇到了汤用彤先生，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不能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建系的条件基本具备。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的酝酿研究，再加上陈寅恪先生从旁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
东语系初建时，只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先生、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马学良先生、于道泉先生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在红楼系主任办公室，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的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总管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各院由院长一人管理全院工作。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不像现在，如一些嘴损的人所说：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管理上还矛盾丛生，混乱不堪。这个事实至少值得大学管理者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先生，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特意在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为教授或副教授设专用研究室，而且允许他们把自己常用的书从图书馆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在当时是很通行的，至今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谢绝剑桥聘约
应该说北大对季羡林的关怀照顾，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季羡林对此也十分感激。可是有一件无法解决的憾事，使他一筹莫展。那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是个学者，他的兴趣在研究学问上，而不是当官或图虚名。他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仍然恋恋不舍，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时东语系的工作也十分清闲。教员不过五人，学生更少。季羡林开了一个梵文班，学生只有三人。其余蒙文、藏文、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季羡林这位系主任可谓“政务”十分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从不开什么会，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而已。季羡林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好在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课堂就在三楼上。季羡林在征得汤先生同意后，便去听课。他听课，每堂必到。汤先生上课没有讲义，只用口说。季羡林就认真记笔记。汤先生讲了一年的课，季羡林一堂也没缺过。此外，他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正开此课。在征得周先生同意后，他便去旁听。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别人看见季羡林这位正教授兼系主任随班听一位副教授的课，觉得很奇怪，议论纷纷。季羡林却处之泰然，任人去评说。他从来主张“能者为师”，反对学术上的论资排辈。
然而，听课也解决不了他心中郁结的疙瘩。旧业不能搞了，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季羡林再一次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这时，一个解决矛盾的出路浮现出来了。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曾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当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他曾在季羡林留德研究生交换期满后，主动找上门，请他担任汉文讲师，从而解决了季羡林的经济困难，得以留在德国继续深造。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战争一结束，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