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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命运的转折
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就在季羡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例如，比季羡林大三十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 ”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比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比如比季羡林小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寄人篱下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五常”、“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到了山东。一师校长是个新派人物，他率先在自己的学校采用了白话文的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字叫作《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为人做事不应该“得寸进尺”，否则便会灾难临头，当时在世界上是一篇流行的课文。碰巧，课本被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新育小学最初是用文言教学，后来，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改成用白话文教学了。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会说话。叔父也没有办法，只好置之不管了。
但是，在家里还是叔父说了算。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因为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家这根独苗身上。叔父虽然思想守旧，却是个既明白事理又务实的人，而且颇具远见卓识。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时间虽然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和一些单词，可这短期的英语启蒙，不但引发了季羡林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而且，在考中学时也沾了光。因为他要考的“正谊中学”，居然要考英语。出的题目是：“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识。”季羡林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结果被录取。考上的不是初中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这自然使叔父大为高兴。于是，他决定，侄子在整个中学期间，都要在课余学习英语。不但要学英语，而且课余还要学古文。叔父让侄子再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参加两个学习班，自然要给老师报酬，增加了叔父的经济负担，但叔父不在乎花这些钱，因为他决心要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这样，季羡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即使如此，叔父仍恐对侄儿的教育不够周全，竟自己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亲自给侄子讲课。选文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讲理学的文章。对此，季羡林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叔父对侄子虽然严厉，却也不乏慈蔼。从下面关于兔子的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来：
也不记得是几年以后了，总之是在秋天，叔父从望口山回家来，仆人挑了一担东西。上面用蒲包装的有名的肥桃，下面有一个木笼。我正怀疑木笼里会装些什么东西，仆人已经把木笼举到了我的眼前了——战栗似的颤动的嘴，透亮的长长的耳朵，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这不正是我梦寐渴求的兔子吗？记得他临到望口山去的时候，我曾向他说过，要他带几个兔子回来。当时也不过随意一说，现在居然真带来了。这仿佛把我拉回了故乡里去。我是怎样的狂喜呢？
——《兔子》
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叔父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这是他后来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继而留洋，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大学者的先决条件。季羡林对叔父尽职尽责的培育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不尽。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女儿，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无从知晓。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呑声饮泣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成功，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不许季羡林看。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在家里，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的“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十三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市一中，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英语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还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他在《我的童年》里写道：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一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初露锋芒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老师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十五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从来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由于季羡林各科成绩都很优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贯”。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