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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之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喜不惧，生死面前无所畏惧。这是仁的精神，也是仁者的情怀。季先生也不乏仁者之爱，在《九十述怀》一文中，他宽厚地写道：“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民，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面对当前人心太多的不古，太多的功利心，９０高龄的老人还能想到以自己的劳动让别人有所收益，这种境界怎能说不是仁者仁爱精神的体现。
季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评价自己的一生时说：“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这里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自我哀乐，只有超越历史变迁，超越时空变换的视域，站在理性和超然物外的立场去看待众多的不幸与有幸，以仁者之心对待身边的事物。他的人生况味可说是人生百味，他的人生体验已超出了七情六欲。这一切终于成就了一个仁者的人生苦旅。
《我的人生感悟》中的散文有优美的抒情，有舒缓的叙述，娓娓道来的随意性却颇具匠心。作者的写作心态平和，寓含褒贬却不直言，形成含而不露、婉而多讽、皮里阳秋的写作特色。季先生散文的抒情性源于文中所蕴涵的深邃思想和老道的语言表达。无论是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都给人一种随手拈来，天然去雕饰之美，因此颇有随笔特色，信笔而写，不拘一格。这种作者个体的思想以反思、记忆方式表达出来，会形成当前文坛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叙述的方式。随笔的随意、漫不经心，实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它虽然是作者心灵最大限度的敞开，但却构筑在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共鸣上。它依赖于个体生命的张力自由闭合，却延伸至芸芸众生可能生活的各个领域，将个体记忆碎片连缀成社会全景。季先生所显示的个人人生踪迹，通过春秋笔法将自己的判断播扬给他人，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记忆。人们从这种随意叙述中感受到被引领而进入审美层次的喜怒哀乐。
《赋得永久的悔》是一篇哀而不伤的佳作。季先生将自己永久的悔定位于：“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他用平铺直叙的笔调写出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在回忆家乡清贫生活时的那种淡淡的哀愁，透过回忆、思念母亲的真情，流露出缺乏母子亲情的那种遗憾。这篇情真意切的回忆性随笔于１９９７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给季先生带来著名散文家的荣誉。和这篇散文性质相近的是《迈耶一家》，写的是季先生留德期间和一家邻居的情感纠葛，其中对亲情和恋情的描写既有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风气，也有中华文化伦理道德的韵味。一对老夫妇俩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其中大女儿因为常常为他的论文稿打字而对他很好。他在日记中写道：“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当时已婚的季先生无力接受这份爱，当生命无法承受爱情之重时，他写得很轻松，但心中的复杂情感肯定是难以言说的。这是季先生所有怀念与回忆文字中唯一一次写到和异性的恋情。
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作者挥洒自如地倾诉了自己与冯至先生多年的情谊，惆怅中夹杂着苦涩和忧伤。他详述了自己许多的“悔不该”，以至于因未能最后和冯至先生长谈而“抱恨终天”。文中回忆了长他六岁的冯至先生给他过８０诞辰而使他“万感交集”的情景。文章最后，季先生动情地表示：“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随着这些情感一起涌上心头的是季先生与冯至先生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情，那种犹如“耐人寻味的抒情诗”一样的情谊，真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这样的抒情散文细语似歌、轻叹如唱；这样的情感真心似火、深情如炙。作者凭借天赋与勤奋，让自己与冯至先生的友情像涓涓细水流淌一样，沁入人们的心田。这样的散文语言口语化，轻松自如，韵味无穷。
季先生散文之美真令人读之百味俱生，万念俱无。新年伊始，正是北方严寒的冬日，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细读这些散文，真是人生最最惬意的快事。这些，形散神聚于有意无意之间写就的文字，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有了灵性，启发了人的悟性，它将难以描摹的人生琐事化为令人难忘的一刻，将人的真善美展现给世人。人们一定会再一次感受到９５岁的世纪老人献给读者的是一颗赤热真诚的心。
孟昭毅
２００６年１月８日于攻玉斋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培养他上学，命运有了转折，也送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12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听他用平时质朴的话语娓娓道来……
作家出版社出版
目录
*第一章从苦难中崛起
齐鲁大地之子
命运的转折
寄人篱下
初露锋芒
“五三惨案”惊魂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第二章清华学子
进京赶考
走进清华
学术研究发轫
结识名流
“清新俊逸”清华园
清华“四剑客”
同窗情深
文学青年
“永久的悔”
告别母校
*第三章负笈德意志
辞亲去国
赤都印象
初抵柏林
大学城哥廷根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
五年磨一剑
饥饿地狱的煎熬
乡愁
苦涩的爱情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
*第四章回到祖国
别了，哥廷根！
游子归来
初进北大
谢绝剑桥聘约
乱世中的孤独者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三年学术成果“差强人意”
*第五章新时代的幸运儿
喜迎解放
东语系空前壮大
洒满阳光的日子
从沙滩到燕园
萌生“原罪”感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激情岁月的尾声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
狂热的1958年
啊！朗润园
南风拂面，春满燕园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
*第七章炼狱
山雨欲来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奉命回校
“逍遥”半年
两派对峙，血染燕园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
厄运临头——抄家
士可杀，不可辱
忍辱偷生
难熬的1968年春天
太平庄劳改
坠入阿鼻地狱
折磨的异化
艰难的“解放”
偷译《罗摩衍那》
*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
浩劫过后的辉煌
从冬眠中醒来
人格的魅力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新时期文坛骁将
纵浪大化中
仁者寿
辉煌的学术成就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后记
*第一章从苦难中崛起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齐鲁大地之子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民国”时代。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皇威犹在，旧习未除，似乎还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正如鲁迅所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的名著《CathayandtheWaythither》（《东城记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O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坐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叶做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故乡行》
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合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鰲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逐渐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的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了。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这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去，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四十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灰黄灰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身后留下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兄弟俩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半亩多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l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辞，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六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如今，已经年届九十的季羡林，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榛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