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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也选了一些来自名校的学生，比如来自杜克、普渡、卡内基梅隆和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但我真的不在意候选人的“霸气书库”，我也招聘过来自母校—肯塔基大学的毕业生。一个人进哪所学校读书和能否有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哪所学校都有尖子生。为PS3游戏机工作的机会能吸引到最优秀的毕业生。这些年轻的技术人才生于70年代后或80年代初，从小就玩游戏机。对团队里上了年龄的工程师来说，这些人都还是小孩，有的还没自己的孩子岁数大，但是他们带来了动力和朝气，他们骄傲、坦率、自我，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很有信心，相信能干大事，能对团队作出贡献。由于人手极缺，一些出色的年轻人会很快承担了重要职责，工作量甚至超过了老同事，人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只用几年时间就从初级工程师成长为首席执行官。但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怨言，愿意学习，很有战斗力。
压力下的角逐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打造成功团队（5）
除了大学毕业生，另一个重要的人才来源是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在1998年—2000年IT业巅峰时离开IBM去创业公司寻找运气和财富。卡勒和我合力网罗了几个重要的前同事，给出了让他们无法回绝的工作条件。这是费力的战斗，即便能诱使他们回来，那些IBM高层经理也可能拒绝签字雇用他们。有些经理不赞成招聘离开过IBM的员工，认为他们之前背弃公司的举动是不忠诚的。幸运的是，阿科洛特坚定地反对这样做，而且现实迫使他也不能这样做。
只要有任何希望能组建好团队，达成索尼2005年圣诞节产品上市的目标，我们都会不惜代价引进人才。我靠着椅背，穿着拖鞋的一只脚搭在桌上，一边给一位IBM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会儿，感叹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倒闭，回忆当年梦想着一桶桶金子等着我们去拿。肯定有不少人去了创业公司，现在或者已经上市，或被收购了。那位朋友叹了口气：“一些人走了运，不过更多的人被拖垮了，不管多拼命工作，也只能拖延两个月才拿到薪水。”他很乐意来面试。
创业公司不断倒闭，业内欠缺创新性工作机会，经济总体上在衰退。每个人都迫切想找一个开心和稳定的工作，他们意识到这个游戏机处理器项目是一生中难得遇到的机会。我们很容易找到了一堆想来面试的工程师。组建一个开发新的高性能微处理器团队的承诺，让IBM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挖到最好的人才。只要有正确的激励，好工程师都愿意去做最棒的活儿，对公司的忠诚无法与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抗衡。
每进一个人，无论是内部调动来的IBM老员工还是那些归来的“弃儿”们，都能带来一些对IBM感兴趣的工程师的无价联系，朋友的推荐更易说服对方加入团队。索尼和东芝为组建STI团队贡献甚少，和IBM一样忙于内部其他优先项目抽不出人手。PS2改进版占用了索尼大批的工程师，东芝也忙于自己的产品。阿科洛特要求招聘更多的人填补STI团队关键的空缺岗位。这导致了团队结构失衡，三家公司各自提供了1/3的项目资金，而IBM一家就聘用了3/4的员工，IBM占用了3/4的资源，看上去是IBM占了大便宜，这也给阿科洛特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应对IBM未来的需要。阿科洛特早就察觉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尽量在日本同事面前保持低调。
索尼和东芝派出的人少而精，都是最高级的工程师，在这样一个多国文化团队里，沟通是个大问题。我第一次和日本工程师的不愉快遭遇是在托尼组织的一个午餐会上。托尼叫了8个人，大家一起去了奥斯汀城北最好吃的一家越南米粉店。那家店从外面看上去很像窑洞，不过味道很不错。一般都是托尼帮我点菜，那天他为我选了一碗肉丸米粉汤，我不太懂如何吃这种将鸡汤、米粉和肉混在一起的食品，该用匙子、叉子还是筷子，或者捧着碗喝？通常我选择后者。
吃饭时，我试着和一位叫山崎武的日本同事随意聊聊，托尼介绍说他是索尼派来的高级工程师之一。托尼没告诉我，山崎只能讲很少几句英语。我尝试几次跟他对话，可他只是瞅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个没礼貌的家伙，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自忖：“如果我的所有项目搭档都不会讲英语，这该多滑稽。”当然，我自己也不懂日语。
压力下的角逐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核心竞争力在哪里（1）
不久，事情果然如那位聪明的人力资源女专员所说，IBM停止了对外部招聘，公司管理层通知我们，内部有一些富余的工程师，应优先使用。我知道这并不比从外面招聘更容易，实际上会更难，这就像是在大家庭里的情形，内部人之间更多相互掣肘。
先是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进入我们的视野，90年代中期，那里是高性能微处理器设计的发源地。他们设计的AS/400小型机在商业和会计领域很受欢迎，但必须配套使用昂贵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市场后来逐渐被更流行的开放源代码的UNIX系统占领。随着客户基础被侵蚀，IBM大幅压缩了给罗彻斯特的资金，迫使其缩小规模，但还是保留了几个精英。我的首要任务是想出如何将一大堆工程师整合到奥斯汀的设计基地里来，让他们虽远在罗彻斯特，仍能保持士气和快乐工作。经过几次脑力激荡、集思广益的讨论，我认定，我们需要分拆项目，让罗彻斯特小组负责一个可以独立设计的部分，也就是一个迷你子项目。这样做有两大好处：其一，把他们与奥斯汀其他项目成员的沟通需要降到最少；其二，让罗彻斯特小组获得独立执行项目的自豪感。如果使用其他方法，只能是交给他们一些零散的设计任务，同时需要复杂繁琐的沟通，会让罗彻斯特团队觉得自己只是被别人当作枪手使用。
我对纽约州约克顿的设计中心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那帮伙计也是公司最棒的工程师，为Power4型计算机微处理器的设计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指望他们在这个项目里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我也是分出了一块独立的小项目给他们。
尽管IBM已经不能招聘外部的工程师了，我们还是和东芝达成了一项交易，他们同意聘请IBM前工程高手杰克·贝尔，他是我们验证小组急需的人才。这本来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主意，皆大欢喜，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杰克在IBM的工程师眼里被看作“自己人”，我们讨论IBM话题时并不回避他，所以他知道很多我们无需告知日本同事的“秘密”。幸好他并不是把每件事向东芝汇报，从始至终，他都是忠于IBM的。东芝的工程师却并不完全信任他，在开东芝的会议时，也许会将他视为我们的人，这真是令人尴尬的局面。随着团队不断壮大，管理结构也日益庞大，设计中心逐渐有了6位二线经理、1位项目经理在吉姆·卡勒和史基布·阿科洛特的手下工作。技术和工程仍然是男人的领地，令人惊讶的是，设计中心居然有5位女性占据了这些高级职位。STI项目并非刻意追求性别平等，也不像传统工程团队那样让男性统治一切。这证明了IBM长期坚持的雇佣和提拔政策是正确的。它能够为IBM提供强大的、能干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STI项目的多元化应归功于阿科洛特，他只是根据能力而非性别或种族选择主管。在STI团队中有二三十位女性工程师，从她们在领导岗位上的表现来看，具有可提升的潜力。有女性参与的团队创造了更好的工作氛围。团队协作得不错。
二线经理负责技术目标、日程、进度以及人事事务。这些小组有30~240人不等。琳达·范·格林斯万是通过招聘担任重要管理岗位的第一位女性。她和丈夫基恩都是工程师，在IBM干了近2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夫妇俩被临时调过来做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琳达领导一个小组负责协同核的开发，稍后会详细讲。这个在芯片中会被多次使用的核是久多良木健和吉姆·卡勒构想出来的。琳达团队的45个成员基本都在奥斯汀，其中有不少是索尼和东芝的日本雇员。她很早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能巧妙地用一些办法帮助设计中心在多文化环境中高效率地运行。她手下有几个技术高手帮她，她则忙于维持团队的和谐。本书合著者米基·菲普斯，来IBM时间还不长，1999年从伊顿公司跳槽过来担任一线经理。之前，她在空军服役20年，米基简历上列出已做过的职位有机械师、情报官和空对空导弹研发工程师。她2001年9月加入STI设计中心，任史基布·阿科洛特的技术助理。因为国家征召大批预备役兵员准备反恐战争，这段时间对她而言不确定性很大。她原先计划在那一年退役，但是，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遇改变了一切。米基两次接到回空军报到的命令，两个指令都是在最后时刻被取消。因为她需要随时待命，对阿科洛特而言，她只是临时填补空缺者。几个月后，空军批准米基退役，2002年夏天，阿科洛特提升她担任Power计算机团队的一名二线经理。当她还是阿科洛特的助手时，我就很了解她了，很高兴她能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团队分布在从德国到美国加州的7个不同时区的IBM分部里，人数逐渐增加到240人。技术复杂度、团队规模、地域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协同工作变成了非常艰巨的挑战。
凯茜·佩珀玛斯特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领导过一个整合团队，这个小组从本质上而言更国际化一些，也更专注于设计通用工具、芯片验证和整合之类芯片级的作业。凯茜一心想成为一名IBM管理者，不久就离开了设计中心，担任副总裁米切尔·梅耶的行政助理。阿科洛特高薪召回了IBM前雇员，已出任英特尔高层的黛克·潘取代凯茜的职位。黛克是个精力充沛、热情乐观的女人。
在为IBM服务了15年之后，潘和很多人因IBM的1999年那个名声不好的退休计划而离职。事情是这样的，IBM突然修改了福利计划以适应更年轻、流动性更高的员工队伍，使得大批长期服务的资深员工改变了退休计划。IBM的新计划不再为退休人员按月发放福利金支票，而是在员工退休时一次性支付一笔钱。尽管那笔钱很少，但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淘金时代，还是有很多长期雇员选择了拿钱走路。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毕竟那是一个高科技蒸蒸日上的时代。不过黛克在互联网创业公司下的赌注并不乐观，所以当STI召唤她时她就立刻回来了。2001年的晚些时候，史基布·阿科洛特请潘回来管理设计中心的业务运作，包括所有的财务和人事工作。
即便是在设计中心最困难的时候，潘都会说她很高兴能回来工作。她试图帮助每个人克服他们碰到的问题，她很乐观豁达，知道困难哪里都会有。柯琳·弥尔斯一开始就是项目经理，她负责芯片设计、测试和制造的所有流程。柯琳在IBM工作了35年多，是个令人畏惧的狠角色，推动项目时毫无情面可讲。她就像紧咬着骨头的小狗，认定的事谁也动摇不了她，哪怕会打击团队士气也在所不惜。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工作时间长得让人难以相信。项目的成功让她赢得了高层经理的尊敬和信任，他们乐意听取她的意见。
我和米基共同管理的团队，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队伍，这和从头开始设计Power计算机芯片，而不是在原有的IBM芯片上做衍生设计有关。在奥斯汀，有大约来自索尼的20个人、东芝80人和IBM100多人。团队中的其他IBM的员工则散布在全球的7个地点：北卡州莱利、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纽约州约克顿、德国伯布利根、加州圣何塞和佛蒙特州伯林顿。
压力下的角逐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核心竞争力在哪里（2）
CISC和RISC哪个更优秀？IBM是如何与英特尔竞争的？作者从技术角度解密了这段历史悬案。IBM/索尼/东芝联合开发团队该为新一代革命性的芯片确定什么样的标准呢？四倍于现有芯片时钟频率、耗电不到75瓦，无论你认为是激进还是疯狂，这就是竞赛的标杆……
竞争带来成就和机遇。评估我们竞争力水平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够将愿景变成现实。要想做得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
我和吉姆·卡勒、史基布·阿克洛特在卡勒的游艇甲板上休息，一轮粉紫色的落日悬挂在奥斯汀湖远处的德克萨斯希尔乡村的天空。我们的说话声小得像耳语般似的，突然间沉寂了下来。蜂雀在五颜六色的花丛间飞进飞出，红宝石色的脖颈在落日余晖中熠熠发光。蜜蜂在牵牛花藤间嗡嗡飞舞。仲夏的暖风夹杂着栀子花的甜香笼罩着我们。我仰靠在椅子里，双脚搭在被晒得暖洋洋的甲板栏杆上，注视着不远处一个划水人在平静的湖面上留下的一道道水波。舒适满足感像温热的蜜汁蔓延着，也许更像威士忌，卡勒最宝贝的那种储藏很久的上好的苏格兰麦芽威士忌。那是2001年夏末，项目已经开始了半年，设计中心一切进展顺利，团队成员基本到位，核芯的概念设计正在形成，我们打算私下里庆祝一下。
“为成功干杯。”我提议。三个人像傻小子似地微笑着，酒杯碰得叮当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最后一抹余晖也消失在地平线上。卡勒点上提奇火把和香茅油制蜡烛，不让蚊虫靠近。阿克洛特兴致很高，他喝得越多，话中就越经常带出法语或*语词汇，我和卡勒称之为“史基布语”。
阿科洛特需要时不时地用英语解释他说过的话，当他第五次这样做时，我忍不住大笑，差点摔出椅外。
也许我们的声音太大，卡勒的太太玛丽过来提醒我们小点声，孩子们在睡觉。在她转身进去后，阿科洛特重拾刚才的话题，他和卡勒对核芯的技术问题又激烈地争论了几分钟。
阿科洛特如此沉迷于技术细节，哪怕已经是美国最强大公司之一的成功的副总裁，他也能对最好的电路设计师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热爱技术，情绪非常激动。阿科洛特也许会和卡勒争论一晚上，我可不想浪费这个机会。我们并不经常单独在一起，我确实想问他一件事。“什么事可以让你晚上睡不着觉？”我打趣地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最害怕什么？”
阿科洛特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我们不知道英特尔手里有什么牌，他们会怎样应对STI的挑战。STI三方合作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游戏机领域，而是整个家用计算市场，而英特尔仍占有85％以上的份额。英特尔也给微软的Xbox游戏机提供芯片，这对PS游戏机系列是最大的威胁。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下一步会推出什么产品。”
英特尔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年收入超过400亿美元，有足够多的资金和工程人才，敢和任何同行打肉搏战。
喝光杯里的威士忌，有点昏昏欲睡，又谈了一会儿英特尔。阿科洛特是对的，我们确实没有掌握到对手更多的信息。可以明显感受到设计中心里的焦灼情绪，我们在一场严峻的竞赛中快速飞跑，可是终点线在哪里呢？我们能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去击败英特尔？这确实是问题所在，我们必须了解竞争的方向在哪里。
压力下的角逐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核心竞争力在哪里（3）
第二天早上，我跟在阿科洛特后面把车开进停车场。通常他比我起得早，我扫了一眼手表，是的，他比平时来得晚。他来的时候车库几乎没什么车，所以他的宝马轿车总能停在一层最方便的位置。今天，我跟着他的车开到四层，才找到空车位。也许他也和我一样，在卡勒家呆了一晚有些力不能支，才来晚了。这让我感觉好一点了，毕竟大家都不是超人。
他从车里出来，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浑身上下干净整洁，目光炯炯有神。转念一想，也许他可能已经在家参加了两个电话业务会议，发了二十个电邮，在车上打了一大通电话了。他冲我咧嘴笑了笑，一起往办公楼走去，我不时地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他轻松地跟我寒暄着天气之类的话题，我只是偶尔回应一下。显然，苏格兰威士忌对我俩的作用不一样，也许他确实是超人吧。
阿科洛特总是一脸灿烂阳光，在走向办公室的路上，他会轻拍认识的工程师的后背，停下来和站在咖啡机旁的人聊几句。年轻工程师总会被阿科洛特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和问一些具体设计工作的问题惊讶不已。他的兴趣很广，每个工程师从他的话中都能感受到真诚。
大多数时间我都见不到阿科洛特，他在忙一些大事，比如争取同级经理的支持，扫清威胁STI设计中心的障碍，评估优势和不足，仔细研究业务背后的财务假设，确保合作项目财务状况良好，就这件突破性的产品的未来市场潜力质询专家意见。他还得安抚客户。除此之外，他还指导为苹果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以及任天堂游戏机设计芯片的项目。真是一个大忙人。我们在三楼电梯间分手，就在走开时，他扭头冲我咧嘴一笑，丢过来一个问题：“英特尔会怎么想，你想好该怎么做了吗？”我点点头，继续朝我的隔间走去。这个问题太大了，大清早我可回答不出来。
阿科洛特与苹果电脑保持着紧密伙伴关系，所以他很清楚打败英特尔这个微机行业的霸主有多困难。他和苹果电脑并肩战斗多年，尽心竭力地帮他们规划完美的产品蓝图，以求在竞争中领先，工作艰苦卓绝，但仍无法取胜。使用IBM芯片的苹果电脑尽管偶尔也会在处理器性能上超过英特尔，但在芯片运算速度方面仍落在后面。阿科洛特希望最终能找到合适的产品让苹果电脑和STI合作伙伴都能超过老对手。他是超级乐观主义者，我内心祈求自己不要让他失望。
为了得到他所关心的英特尔问题的答案，阿科洛特指派彼德·霍夫迪博士，IBM一位顶尖设计师，研究我们新一代微处理器的竞争问题，协助定义项目目标，以确保成功。
霍夫迪的声望来自他曾参与设计业界第一款超过1G赫兹频率门槛的芯片，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项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