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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没法盖棺定论,看不见摸不着。可“幸福”两个字却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我不能说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回答,所以我围绕这个核心画出了三幅画,希望能够通过画面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表达出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我也不认为我讲的故事就深刻了、透彻了,但起码它们帮助我表达出我二十多年生命中对这个主题的思考。
也正因为这本小说集,让我有机会向身边的五十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请他们用一句话做最直接的回答。这些朋友的身份代表了我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他们从事电影、音乐
、文学、媒体等行业,他们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德国等地方,他们最年幼的十二岁最年长的六十三岁,他们中间有学生、医生、翻译、经济师……我惊叹于朋友们的智慧和对幸福不同的认知,相同的两个字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竟然能有那么多副脸孔。在这五十个答案的最后——或许你已经发现——留有一处空白。那第五十一个答案的位置是给阅读者自己去填充的。
得到了朋友们迥然相异的答案更让我感到单单是三个故事,依然不能够有力量地诠释出我心目当中的幸福。所以我又尝试使用一些其他的“武器”……
小说原声带
为了这本《幸福》我编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小说原声带”,里面包括了每一篇小说的主题歌和以广播剧片断形式实现的小说情景再现。
音乐和文字是我的左右手,对我同等的重要,通过这两种手段我觉得才能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充分。《幸福》其实最初就是一首歌。在我抱着吉他反复吟唱的时候,音符上黏着了画面,一些人物的眉眼在琴弦上清晰地排列出来,于是它成为了一部完整的小说。《简单美国梦》讲了普通的一家三口对幸福最简单最基本的追求。“蜡烛”一部分是以前的创作,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进行了歌词和旋律上的修改,是从女儿的角度唱出同样属于她父母的疑问。“我们都不死,好吗?”跟《预言》在我看来是天作之合,两者是在不同时期分别独立完成的,整理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歌曲的主题恰好暗合了小说的主题,是困扰着我和许许多多人们的关于生命的疑惑。
这三首歌在编曲和制作上尽量的质朴、简单,没有任何复杂的和声跟效果,最终的风格也是依照小说的情绪确定的,并不体现我本人的音乐风格。但正因为这些,反而让我很兴奋能够有机会做这样的尝试,尤其在演唱方面,似乎根本就不是我在唱,而是扈蓬,是乐瑶,是邴铭慧。小说原声带的概念让我能用音乐扮演我的角色,用这样的方式诠释我或许永远都没有机会收到我自己未来专辑唱片里的作品。
小说情景再现的部分,也就是广播剧的片断,是我的又一个新尝试。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员,我跟这部分内容的合作伙伴北京创艺声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两位老总陆凌涛和黄凡绞尽脑汁,尤其是对于《幸福》和《预言》里面的两个男主角的选择。
最终我们找到了黄磊和高旗,他们让我在虚拟世界里触摸过无数次并且对我影响至深的两个名字成了有血有肉的男人。为了这个,我心里的感谢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清楚说明白的。
况且,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还要感谢的许多人
曾经发表过这三篇小说的文学刊物,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薛炎文社长,《小说月报(原创版)》杂志的马津海主编,副主编兼《幸福》的责任编辑邓芳,《预言》的责任编辑韩新枝,《小说界》杂志副主编兼《简单美国梦》的责任编辑魏心宏老师,曾选载《幸福》的《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王干老师,选载《预言》的《小说选刊》的责任编辑周志新和为《预言》写下评论文章的副主编秦万里老师,谢谢你们给我的文字最初的认可和机会。
第二次为我写序的“情景喜剧之父”英达叔叔,曾经执导《滚滚红尘》和《我爱厨房》等经典影片、也算是看着我长大的严浩导演,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下这两篇序言。
黄磊、高旗、萧峰和黄鸥,谢谢你们让我最爱的人物活在了真实生活里。
卢中强和你的制作团队,谢谢你们在这么紧张的时间里为三首歌进行编曲、制作。
小柯和混音师魏嘉,这个原声带太特别太复杂了,光是把它的每一部分解释清楚就花了那么长时间,谢谢你们在录音棚里工作的每一分钟。
设计师elpher,谢谢你做的封面和幸福三叶草,很有幸福的感觉。
春晓、于歌、陆波、彭钧、吴春明、吴斐、齐永、王绪梅、黄明雨、赵玉雪、于是、宁焱、程进、韩志君叔叔和刘玉红阿姨,谢谢你们在我的创作过程和这本书的制作、出版过程中给我的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陈阳春,九久读书人的编辑卢晓怡和吴文娟,谢谢你们的支持和信任。
特别要再次感谢黄鸥为这本书作出的所有努力,感谢陆凌涛对于一切的推动和带给我没完没了的笑声,感谢黄凡每一天里的关怀和包容。
感谢我的妈妈,我在美国读小学的四年里你带去了全部的中国课本,每天“逼”着我按照国内的进度学习,每周要求我用中文写作文,因为有你当年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我今天中文流利的表达和文字创作。感谢我的爸爸,给我机会作为小孩子作为成年人看到外面的世界,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心。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这么多,给我生命,给我爱。
还要感谢每一位参与回答“幸福是什么”的朋友。你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曾经给我的文字和音乐创作至关重要的鼓励。谢谢你们,不仅因为你们智慧的言语出现在这本书中,更因为这些年来你们在背后对我的支持。Thank
you so much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hope I can make you proud。
创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但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是这样的快乐。感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们,让这种分享成为现实。
感谢扈蓬、老揣、笨笨、麦克、雨子,感谢邴建国、迟青、邴铭慧,感谢乐瑶、乐琪、粽子、詹琰。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能作为你们的载体向更多的人诉说这些动人的故事。为此,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究竟有没有幸福?谁又能说清楚哪。
我们各自努力去找吧。
二oo六年三月于北京
和笨笨分开的第七天,我在繁星密布的天幕下的大啤酒桶旁冻得唧唧缩缩的人群中正式认识了麦克。
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我回到学校的第一天,他和一些读葡萄牙文的同学在一起,因为只有他是不认识的,所以我注意到了他。第二次是在三天前,我和许多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在一间酒吧里聚会,他也去了,又因为只有他一个是
不认识的,所以我再次注意到他。
很奇怪,两次我们都那么互相看着,没有人为我们介绍。他留着一个干练的平头,两道眉毛浓浓重重地在脸上醒目着,使他既有几分石油大国皇室的深邃与华贵,又有几分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士兵的英武与锐气。他象牙色的皮肤上两只深棕色的眼睛大而具有穿透力,鼻子挺直,嘴唇薄而有神采,脸颊瘦削并且线条硬朗。他讲话时嘴角总向一边撇,使他显得有些野气,像挣脱缰绳的烈马,让人有种跃跃欲试的驾驭的冲动。
当然,这一切是他面对着我和我讲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的。在这之前的两次见面只留给我两道浓眉和精瘦又强健的印象。
那是开学后大众传播硕士专业一、二年级的第一次聚会,也是假期结束后的首次狂欢。狂欢过后,新的学期正式启动,虽然功课本身的负担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沉重,但大家各自要为未来打着算盘,心里也难免像算盘珠一样不由自主地七上八下着。
我在人群中和身边的近百人肌肤相贴地涌动着,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空出来,无外乎有两种用途——拥抱认识的人和与不认识的人握手以便下一次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碰到时可以像认识的人那样拥抱之。我重复着好久不见很高兴认识你这样的句子,随着最初一下见到那么多许久不见的人的喜悦逐渐被烦躁磨掉,我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东北有种菜叫“乱炖”,似乎指的就是这种把世界各地来的色彩各异的生命热气腾腾地往一块儿凑。
幸福
幸福
我拨开人群,冲出热锅,到院子里添加啤酒。一月份的天空出奇的静谧,安详地渗出一缕缕寒冷,我庆幸自己大脑清醒地在短裙外罩上了风衣。我挤向啤酒桶,刚伸出手要按下阀门,一只手接过了我的杯子,一颗平头毫无征兆地杀将出来。
“咦?”我奇怪了一下,看着平头为我加满了酒,又看着浓眉把酒递到我手中。
然后,他嘴角一撇,笑了。因为那一撇让我感到这笑有点坏的成分,那种坏让我觉得冰冷的空气颤了一下。
他伸出手:“我是麦克。”
酒在右手中,我于是伸出左手,搭在他的右手上,伸出去才发现这像牵手,不像握手。他的五指接住了我冰冷的五指,不易察觉地端详了缠在我无名指上的红线圈。我说:“我是扈蓬。”
他重复了我的名字,有趣的是他把“扈”字读得扬起来,听起来像在说“狐朋”。这让我立刻想起了老揣,想起他说读中学时在家里爷爷奶奶接了找他的电话叫他,他总要先问声“狐朋还是狗友”才去听。“狐朋”代表女生,“狗友”代表男生,老揣总是咬着我的耳垂轻声说,是命里注定的,认识你以后我的生命里就只有你一个“狐朋”了。永远永远,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
“是扈——蓬——,hù——péng——。”我纠正着麦克。
“狐——朋——。名字很好听。什么意思?”
“A friend who is a fox。”我直译给他。
他的眼神突然捕捉到一颗星星,闪了一下。“噢,是foxy friend(尤物的朋友),真是好名字。很高兴认识这样的朋友。”他说着又“坏”笑了一下。
“我也很高兴。一年级的?”
他点头。“二年级的?”
我点头。然后两个人一起问:“哪个方向?”
又同时回答。“电视与电台传播,”我说。“传播业管理,”他说。
然后他看了一下表说:“这是今晚第三十一次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第三十九次。”我不假思索地接了一句。
我们都笑了。我下意识地也学他嘴角撇了撇。这时房子里传来了突然被放大的音乐声,我便开始随着节奏一只一只抖动着我站得有些发僵的腿。
“你是中国人?”麦克继续问着。
我自觉地把自己简易版的身世背诵给他听:“生在北京,小学时在中国,中学和大学是在美国读的。”
他惊讶。“你没有任何口音喔,我会以为你一辈子都住在这儿的。”他的浓眉微微挑了挑,是带着赞许意味的。
“谢谢。你呢?”我抿了一口酒,把球丢给了他。
“我的英文说得也不错,虽然在巴西住久了,有时不知所云,但发音据大家反映还好。”他严肃地回答。
我的一口酒全部喷到了他的鞋上。
“真是对不起!”我对他和身边笑嘻嘻旁观着的同学道着歉,抬头看一眼他的脸低头看一眼他的鞋子,不知该怎么办。
他笑。他不加掩饰地坏笑。他弯着身擦着鞋坏笑着说:“Its OK,我的尤物朋友。 没关系你这样很好。”
为了守住自己的清醒,我又把话题拉了回去。“接着说。你住过巴西?”
“接着说。我住过巴西。”他还是笑着,“三年。先是教英文。然后背着包到处旅行。我热爱巴西。”
“我没去过南美。”我真诚地遗憾着。
“你会喜欢的。”
“会比喜欢这里喜欢吗?”我有点挑衅地问。谁让他做出一副完全了解我的好恶的样子。
他没回答,只是用毛茸茸的眼睛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他问:“你老家在哪里?”
“北京。”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是指在美国原来住在哪儿?”
“纽约州的罗彻斯特。”我吐出这个寒冷的城市的名字。
“噢,我家是新泽西州的,我们离得很近呀。”
“真的!”我迫不及待地说:“我男朋友也是新泽西的。你家具体在哪里?”
谈话进行到这里我才第一次想到笨笨。一想到笨笨,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此刻的眼神太热切了,喘息太妩媚了,嘴唇太湿润了,言语太流畅了,站姿太放荡了,握着酒杯的手太饥渴而且张狂了。
于是我让笨笨的脸停留在脑子里,并且依循他的存在把身体各个部位微微调整,让自己又变成一个优秀的女友。
麦克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的这些细小变化。他又坏笑起来。
“笑什么?”我表情僵硬地好奇着。
他摇头:“没什么。我还以为你已经嫁掉了呢。”他指了指我的左手。
“噢,这个,”我轻描淡写地解释着,“本命年。”
对本命年的说明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最后,我像说服笨笨一样成功地让麦克相信缠满左手无名指第三指节的红线是对我二十四岁这年平安的保证。
渐渐地有其他同学加入了我们的谈话。笨笨的形象一直守在我脑子里死死地盯着我,我被盯得有点浑身发毛,但还是在人们开始乱舞麦克在律动中突然身体贴紧我双臂抱住我时乖乖地推开他,边说着“这样太热了”,边在更加寒冷起来的夜风中瑟瑟发抖。
直到第二天醒来,笨笨还依然监视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想他一定看到了我在被麦克抱紧的一瞬周身张开的无数渴望吸附的小口,看到了推开他时需要拉近他的愿望。
笨笨原名笨杰明,简称笨,被我昵称为笨笨,是我的现任男友。笨笨是个作家,在文字方面是个天才,可生活方面就蠢得一塌糊涂。笨笨老家在新泽西州,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和笨笨相识、约会及至确定名分的过程老套得有点单调,每当别人兴致冲冲地想听故事时我就会说:没有故事。我这么说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别人问起我和老揣的事时我也
一样说:没有故事。但那指的是没有办法叙述的故事,我既无从讲起也没有权力没有气力去讲。
说实在的,老揣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很久了,可我总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气场”吧,我依然在他的气场里。不知为什么有时想到笨笨就会连带着想起他,两个人在那些时候像无形的连体婴一般在我的思绪里勾肩搭背着,虽然他们除了共同拥有的艺术气质外别无相似之处。笨笨高大强壮,老揣中等身高、偏瘦。笨笨浅棕色头发绿色眼睛,夏天阳光频繁照射下头发会变成金黄色,深夜浓情蜜意时眼睛会变成淡棕色。老揣不会变色,黝黑的脸上规规矩矩地长着黑头发黑眼睛,黑得认真而纯粹,眼眶深深的,经常喜欢将眼球向上翻起以强调他的观点。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他发蓝的眼白托起我的心轻轻摇晃,摇到我醉醺醺地像喝多了百利甜酒,任何争执也就这样被他赢了去。笨笨的脖子后面有老大一块褐斑,我认为是胎记,他坚持说是他妈妈怀孕时吃太多巧克力沉淀的。老揣左肩上有一个细小的深深的牙印,我认为是胎记,他坚持说是我在某次被他的魔力颠覆后咬下的激情印记。
唉,男人和女人观点总是那么不同。
笨笨总是抱着我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也再不会遇到像你这样和我能够彻底沟通的人了。我总是抓紧老揣的手说,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懂你,比你更懂我。
说完,我们一起点头。
我正在位于加州洛杉矶南不到两百英里的圣地亚哥市完成着我大众传播硕士的学业。笨笨在飞行六小时以外的新泽西州老家的小木屋里完成着他新的小说。小说的构思挺新鲜,说一个住在海边的女孩发现每天早上门前的海滩上都会写着一些字,这些字对应着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她每天鬼使神差地按照那些字的说法生活。听上去挺玄的。
圣地亚哥和几乎所有临近太平洋的南加州城市一样,有着阳光明媚的海滩和健康挺拔的
棕榈树。除了一月份的连绵雨季外,一年下来几乎永远晴天。由于临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拉美文化的印迹在这里随处可见。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圣地亚哥凭借其旅游业著称,工业在城市地图上的缺席允许这里的天和海出奇的蓝,这让北边的洛杉矶深受污染的泛着灰绿色的海水还没漂到这里就灰溜溜地掉头回去了,海豹们于是有了条件成天成群地赖在沙滩上晒太阳。这座城市美丽得像塑料的一样,我随时随地感觉自己活在一张明信片上。
我们学校虽然不及坐落在北边的城市们的名牌学府出色,但学习嘛,只要想学在哪里都一样学,不想学在哪儿都学不到,我是这么认为的。新学期里我有些心不在焉地选择了国际传播学、受众心理学和传播管理学三门下午才上的课,另外跑到学校的电影学院去旁听导演课。但由于是旁听生,许多作业借不出设备来做,这门我最感兴趣的课竟然没能坚持上下去。
传播管理学是我们专业一二年级的公共选修课,在第一堂大课上我又见到了麦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发现他在附近浑身就暖洋洋地荡满笑意,而他坏笑的目光整堂课都时不时地灌溉着这种笑意。之后我们分别被分到A班和B班上小课,于是在学校里,我们便不常碰面了。
笨笨写作之余每天打一个到四个电话给我诉说着他的构思和对我的思念。他的言语总是十分热烈,像酷暑下夹杂着海水咸味的热浪,一团团地把我裹起来。可不知怎么,在这巨大的热情面前,我总是十分理智。
我的这种理智只能向身在底特律的雨子表述。在学校里我是个认识很多人的活跃分子,但真正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