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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侯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也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侯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江泽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但到了九七年我退党了，参加了新党，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我又加入了亲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先生和蒋先生那个三民主义的党了，早就被李登辉搞得乌烟瘴气、威信扫地。亲民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阿扁搞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都对这个人深恶痛绝，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说着满嘴中国话，偏偏说自己是外国人，算什么东西呀？”说到这里，老太太神情激愤，双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势，让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期间，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学生。
在反对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老太太继续慷慨陈词：“要是当年邓先生早点上台，或者经国先生晚些去世的话，现在两岸早就统一了，哪里轮得着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败类兴风作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都被李登辉给误导了。我在大陆开了好几家宾馆，本身家里根本不缺钱；我今年六十岁，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也该享受一下了，但我还是要做生意。我愿意到大陆来住，不喜欢住在台湾。每年只回去一两次，要么是去参加挺宋大会，要么是去交党费。我每年做生意赚的钱，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在大陆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开台商大会我们见到他们，连手都不愿意跟他们握一下。”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具有执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天我们交谈到夜里十二点多钟。由于白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我禁不住哈欠连天，想着明天还要下企业，只好把话题挡住。临走，老太太又跟我约：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谈。等我告别了老太太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发现房间的走廊上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孩子来来往往，顿时明白这是陪客人过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时候，就跟老太太谈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则反问我：现在大陆开上档次的宾馆的，有几个不这样呢？你们大陆也是有意思，明明满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陆的教育这么落后，人又这么多，那么多人没文化，你不让她们当“小姐”，谁给她们饭吃？况且，来我这个宾馆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党政官员、社会名流。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酒店时路过酒店大门，突然发现在酒店大门的一侧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子，显得庄严而神圣，上面用端庄的黑体字写着：中国共产党×××大酒店委员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九、歌厅小姐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否认卖淫的合法性，经常开展“扫黄”行动，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国大陆逐渐逐渐刮起了一股“黄色风暴”。据说中国大陆的各类“性工作者”多达六百多万，比军队规模居然还要大一倍。从城市到乡村，从歌厅、桑拿、发廊甚至影剧院，都活跃着大批所谓的“性工作者”。“扫黄”虽然年年搞，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却是越扫越庞大，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一年我到某省出差，与一位私营企业老板打交道。这位老板在时下的中国还算是讲诚信的人，每年都要还一大笔款子。但动不动上百万的还钱，也确实有点心痛，因此每次都不是很爽快，非要我到跟前监督着他才筹钱还款。每次我去他那里，他都要哭一阵子穷，然后就跟我谈判。人家是生意场上的人，谈起话来头头是道，我自然是辩论不过；但在谈判中我坚持一个原则：任其舌头嚼烂，只一口咬定四个字“寸步不让”，弄得那老板一点招数也没了。
由于见我始终不肯松口，老板就琢磨着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就领着我去洗桑拿、按摩。那天我们吃完晚饭，他开着车子带着我直接来到那个市的市委大楼对面的一家豪华的桑拿中心，跟我说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小姐，全国各地的都有，个个如花似玉。我心里清楚：碰到这种场合，只要自己一松口跟着人家去了，人格就算完了，以后处处都被动，还想理直气壮地要钱？于是，我无论他怎样相劝，横竖不下车，说自己最烦人家在我身上按呀摸呀的。老板劝了我几次，觉得还是不好直接突破，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第二天请我吃饭时老板叫来了他的两个相好的，都是歌厅小姐。
那两位歌厅小姐是来自四川的两姊妹，姐姐十八岁，妹妹十六岁。席间我对两姊妹为什么出来当歌厅小姐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开始问她们二人的家庭情况。两姊妹告诉我，她们家位于四川大巴山区，非常穷。家里接连生了三个姑娘以后，还想要个男孩，就又生了一个，这次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虽然有了儿子，难题又来了：这么多孩子怎么养活？于是家里在两个比较大的姐妹上到农村初中毕业以后就让她们出来打工挣钱。两姊妹先在广东一家工厂里干活，一个月工资八百多块。一开始还觉得不少，但进了大城市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花花绿绿的衣服，姹紫嫣红的化妆品，两姊妹都觉得八百块钱太少了。后来过年回家时听到同乡有女孩子在某地当坐台小姐，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钱，于是就跟着同乡女孩来到这个地方，当起了歌厅小姐。
一般的歌厅小姐不是当场就卖身的，桑拿里的小姐才会当场卖身。但是，客人在唱歌时摸一摸、抱一抱、亲一亲恐怕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每天泡在这种场所里面，时间长了我看很少有人能坚持“卖艺不卖身”原则到底的。这位老板总是去歌厅里玩，每次都点两姊妹作陪，渐渐地也就成了相好的。我又问她们家乡的教育情况，两姊妹回答说：他们那里一般的孩子只上到乡村初中毕业，而且上课特别轻松，自己除了认识几个字以外，别的知识一无所知。在我问到她们那里计划生育情况时，她们则说：农村超生很普遍，原来都想要男孩，有的人生了女孩就扔了；但是这几年渐渐地喜欢要女孩了，因为女孩子出去坐台好挣钱，男孩子忙农活或者打工，就是累死也挣不了几个钱；将来结婚娶老婆，还要盖房子、赔彩礼，实在是划不来。
那两姊妹在我看来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个子矮小、塌鼻子。特别是那个小的，完全就是一副幼女的模样，五官都还没长开呢。也真不知道这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怎么会看上她们，大概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那天吃完饭，老板笑嘻嘻地要她们留下来陪我，当然被我谢绝了。后来我拿了一百五十万的汇票临离开时，那老板还感叹说：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到我这里来，多半都是很顺畅地找小姐开了房间，少数半推半就一番也就下水了，你还真算头一个死活不肯不下水的；其实玩玩也没什么了不起，您没必要这么拘束。我照顾他的面子，就说：不是我不想玩，也不是觉得人家找了小姐就怎么不好；而是觉得这样太累，担惊受怕不说，自己成天还有负罪感；玩是需要讲究个心情的，这么玩那就特没劲了。接着我又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喜欢上网，以后我再来你这里，你就掏钱请我上网吧好了。后来又去了几次他那里，每次老板都把宾馆商务中心里的一台电脑包下让我上网，白天他出去筹款，我就端着杯茶到网吧里上网写文章，饿了就跑出去吃一碗牛肉面；晚上一起吃饭，继续逼他还钱，倒也过得快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遭遇窃贼
二○○一年三月的一天，我生平第一次抓到了一名窃贼。在此之前，我曾数次遭到窃贼光顾：第一次是上大学期间，一名窃贼溜进了我们宿舍偷走了我放在自修桌上的手表。那块手表是父母送我上学时买的，蓝色的表盘非常漂亮，我一直都戴得很爱惜。那次失窃，把我心疼得一个礼拜情绪都不好。第二次遭遇窃贼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窃贼撬了我住的集体宿舍大门。不过，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拿的是见习工资，因而也一贫如洗，确实没啥东西可偷，于是偷走了我的几条领带和一双皮鞋。第三次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后，我和妻子逛江汉路，一个十二三岁维族少年小偷拉开了妻子的挎包，被我给一把抓住了。当时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很多人都起哄要我狠狠地打那个维族小偷。那小偷手里卧着个刀片，见我抓着他不松手就用刀片自残，弄得我满手是血，只好放他跑了。第四次窃贼光顾是在二○○○年九月，那天我加班，妻子硬是要陪我去，结果晚上回来后发现家中被盗，小偷用千斤顶顶开了我们的防盗网钻了进来，偷走了我的一部手机和妻子的一些首饰。不过，那窃贼的素质可真够差的：他偷走的手机是我两年前买的“大砖头”，买的时候虽然值钱，但到了二○○○年连机带号才三百八十元；偷走的首饰，无一例外地都是不值钱的仿白金，因为结婚前我早就跟妻子有言在先，决不在首饰上花费太多。其实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套从一九八○～二○○○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全套纪念币，还有一九九九年国庆发行的面值五十元的纪念钞四十张。可那不识货的小偷把它们翻出来扔到地上没拿走，看来现在当贼也要讲究个素质。因此那次我遭窃损失并不算大，只是满屋的狼籍令人异常恼火，从此我就恨上了贼，特别想亲手收拾一个贼解解恨。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因为加班乘坐公共汽车去单位。在桥口工商银行门口附近转车时，发现烟没了就走到路边一小店买烟。那个店主给我一包烟，我给店主一张百元大钞。店主拿起钞票在阳光下仔细辨别真伪，我则拿起烟翻来覆去地研究是真烟还是假烟。唉，现在的社会可真不得了，什么都有假的，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过去“突出政治”的年代，出了一批专靠整人害人起家的政治骗子，而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出了一批专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经济骗子；过去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今天，可是要讲“绷紧防骗防盗这根弦”啦。我真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人和人什么时候才能重建信任呢？
双方各自验完真伪，交易就成功了。正在等店主找钱的当口，绷紧了防骗防盗这根弦的我突然发现右边裤兜里有一阵异动。扭头一看，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名细长个子、背微驼、穿深兰色双排扣西服的男子，正在迅速把一把镊子从我裤兜里往回缩，我意识到：我碰到贼了。我低头一看裤兜，里面装的四张百元大钞已经有一半露在外面。于是我怒喝一声：“你想干吗？”
那个贼约么有四十来岁，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但是头发蓬乱、脖子缩进衣领，而且我还看到他西服的商标还缝在袖口上。他的脸上一副令人升厌的、萎靡不振的表情，眯缝着的小眼滴溜溜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本份人，令我怀疑他是个吸毒者。对于我的质问，他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没干么事呀？我想买包烟嘛，么样，惹着你啦？”
“你买你的烟，那你拿镊子在我裤兜里掏什么？”我继续质问道。“你看走眼了吧？哪个在你裤兜里掏了？”贼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没好气地回答我。
我真的有些气愤了，于是说道：“看你也是不小个人了，有些自尊好不好？”贼却露出一副寡廉鲜耻的表情，用武汉话骂骂咧咧地说：“你个板妈的（「注」“板妈的”是武汉市民骂人的粗话，可能与“他妈的”意义相近）莫来教训老子，哪个招惹你啦？”说完，就把手插进裤兜，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到离我二十多米远的报摊前低头翻看报纸，两只小眼睛还不住地往我这边偷偷张望。
我接过店主找的钱，鉴别了真伪后，又向店主核实了一遍刚才的情况，问道：“你看到他偷东西了吗？”店主回答道：“那么长的镊子你没看到？”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个老几（「注」武汉方言，与“家伙”同意）常年在这一带晃，我们都晓得他。”
听了店主的话，我抬起头来瞄了瞄那个贼，看到他那副洋洋自得、吊儿郎当的样字，不由得激起了我满腔的义愤，心想：这个害群之马，一定不能就这么便宜他！说实话，当时我本可以就这么走了，因为自己并没有损失。可是，就这么把这个社会的害虫放走我实在是不甘心。
于是我掏出手机，接通了110，说：“同志！我碰到一名小偷，就在工商银行桥口支行门口。”110答复：“好，你站在那里不要离开，我们五分钟后赶到。”
俗话说“做贼心虚”，一点也不假。那个窃贼一直在观察我呢！见到我拨打手机，意识到我可能报警，于是离开了报摊，往马路对面走去。我尾随跟踪，那窃贼边走边扭头往后看，见到我跟着他，顿时慌了手脚，先是越走越快，接着就是小跑，接着就是抱头鼠窜了。我则一刻不放松，在后面紧跟着他跑到一个胡同里面，边跑边叫：“抓住那个穿蓝西装的！那是小偷！”
由于是大白天，胡同里当时有不少人，听我叫喊后很多人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出来帮我一把。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要是人人都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这犯罪分子哪能这样猖獗？“各人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的市侩心态，正是当今犯罪分子气焰嚣张的帮凶。眼见窃贼钻进了一栋居民楼，等我尾随着上了楼，却没有发现其踪影。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沮丧，于是问在二楼楼道里坐着的一位老太太是否看到穿蓝西装的贼跑过？老太太回答啥也没看见——她分明是在撒谎，那窃贼至多十秒钟前刚跑过，她居然会没看见？不过她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这栋楼两个单元之间的平台是相通的。
尽管目标丢失，但我还是没死心。我下了楼，又认真查看了一下这栋居民楼的地形，发现它只有两个出口。即便是平台相通，那个小偷想要逃走的话，不从这个门出去，就得从那个门出去。只要看好两个单元大门，抓小偷就是瓮中捉鳖了。于是我守在楼下，耐心等待110的到来。约么五分钟以后，传来了警车的呼啸。我一边扭头看着单元大门，一边跑到大街上，看到三个全副武装的民警从车中钻出来：三个都穿防弹背心，一个戴钢盔拿着冲锋枪，两个拿着手枪。
见到警察我就稍微放了点心，于是对民警喊道：“是我报的警！跟我来！”民警跟我到了楼下，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这栋楼的特点和窃贼的体貌衣着特征，让两个持手枪的民警守在另一个单元门前，自己和持冲锋枪的民警一起从另一个门上楼搜查。也许是那个窃贼低估了我要把他绳之以法的决心，也许是他命中注定这次活该要栽到我手中，因此当我们上到三楼时，竟发现窃贼正迎面下楼，看到我们顿时傻了眼。看到他那副孬样，我真是既好气又好笑，于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道：“来得正好，伙计，跟我们走一趟吧。”
窃贼还继续装疯卖傻，说：“干吗？我没见过你呀？你们认错人了吧。”“少废话！”持冲锋枪的民警训斥道：“老实点，走！”就这么我们来到大街上，三个民警让窃贼趴到汽车上，双手前伸，开始对他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