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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武汉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官们买条“中华”烟路上抽。于是赶紧在路边一个商店里停了下来买了一条，送给前面的法官们，法官们也不推辞。司机边开车心里还在惦记：哎呀，这不是在烟草公司买的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听人家说这些法官们都是“铁面无私”的，从来不讲客气，万一要是假烟，人家会毫不讲情面地给扔出来的。刚想到这里，司机就见到前面法官的小车窗户里扔出一包红色的“中华”烟，顿时心里一惊：“坏了！肯定是假烟！人家给扔出来了！”
于是，司机一路惴惴不安地跟着法官的小车到了某市。刚一下车，心急火燎的司机就赶紧问法官：刚才那条中华烟是不是假的？法官说，不是吧，抽着还行。司机又问：那刚才我见您扔出一包烟来呀。法官回答道，那时我自己带的烟，抽完了，就给扔了嘛。一听法官这么说，司机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那天到某市时恰好是中午，安排法官们住下并吃罢午饭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原本以为法官们打算午休一下的，谁知一位法官却一边剔牙一边说：挺热的，咱们洗个澡吧。司机明白，人家说“洗澡”可不是冲个凉，而是要洗桑拿，于是领着法官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可是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宾馆桑拿还不营业，于是只得带着法官们到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开门的桑拿中心。等到进去了，人家却说没小姐。司机正在为难时，一位法官说话了：没小姐你打个呼机不就成了？找漂亮点的！桑拿里的人一听，说：好，我去打呼机。三个法官就坐在大堂里等小姐，等到小姐来了，法官们才跟着小姐们鱼贯而入进了包厢。这个“澡”一洗就是两个多小时。
等晚上安排法官们吃了海鲜，法官又提出唱KTV。司机就找了一家娱乐城，安排了三个坐台小姐陪法官们唱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期间法官们领着小姐在包厢里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唱完了，法官们意犹未尽，又提出去洗桑拿，于是司机又安排他们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洗了桑拿。
第二天早晨在宾馆里吃完早饭，法官们从行李箱里拿出制服穿上，手持封条，由司机带路来到被执行单位。到了那个单位的财务部大门口发现门关着，一位法官飞起一脚把大门踹开，把里面的人吓了一大跳。法官当众宣读了法院强制执行判决，给五分钟时间让里面的人都出去，然后在大门贴上封条，扬长而去。于是，这次执法行为宣告圆满结束。那位司机朋友跟我说：从那次经历他才知道，法官们原来这么爱好“洗澡”，真可谓“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一般而言，现在法院里最肥的缺是经济庭的，每天和经济纠纷打交道，两边都拼命塞钱招呼法官，因此日子过得既安全又滋润；而刑事庭就差多了，每天和杀人犯抢劫犯打交道，一没油水，二冒风险。曾经和一个刑事庭法官打过交道，感觉他人还很不错。那位法官听了我对法官的评论，就跟我说：法院里也并非人人过得如此潇洒快活的，比如说自己，虽然这一块待遇还是不错的，但跟经济庭的一比那就寒酸得要命了，杀人犯、抢劫犯往往自己都还穷得要命，谁还会招呼你法官啊？不过他这个人属于“知足者常乐”型的，总是觉得跟那帮下岗失业的朋友同学一比，自己还混得不错，因此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也很敬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七、表弟谋生记
由于一九九九年母亲的花灯生意做的不错，母亲也想找几个人手帮忙，于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在初中毕业务农一年后，被舅舅送到了我们家，跟着母亲学习做花灯的手艺谋生。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的父亲于二○○一年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疗；母亲的花灯生意在二○○一年特别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万块钱的营业额。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自然也没有力量再教华周做灯笼了，于是把华周送到汉阳一家职业学校里学习厨师技艺。那个职业学校每天在电视里、报纸上做广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一回事。于是母亲带着华周专门到那个学校里去看了一趟，学校招生人员很会说话，领着他们俩参观了新落成的教学楼和闪亮的设备、宽敞的宿舍，并对他们说：学期三个月，包教包会，不会免费再学，毕业后包分配，发中专文凭，还说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当上了酒店的大师傅，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呢。
有口吐莲花的招生人员吹嘘得如此天花乱坠，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学楼和设备，我母亲也就定下心来，交了两千元的学费，让表弟报名参加学习。
表弟刚进学校时确实是在那栋崭新的教学楼里上了课，但没有摸那些闪闪发亮的设备，因为那是上理论课；也住了几天四人一间的宿舍。但是仅仅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被迁到离学校很远的一间破平房里上课；而那个宽敞的宿舍也不让住了，换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却要挤十六个人的阴暗屋子。这时表弟才明白，原来学校每星期开一班，新来的就让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几天；等更新的学生来了，前面的就得腾笼换鸟。也难怪那些设备总是闪闪发亮，原来那是给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这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烹饪知识，每天起早贪黑练刀功、背菜谱。表弟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气温常常高达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气，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宿舍中，却连一个电风扇都不许用，违者罚款三百元。无奈，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觉，或者打点冷水把毛巾泡在水里，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体。
表弟的同班同学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样想学门手艺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年纪不小的下岗工人。和念初中时不一样，这些人都懂得学门手艺在今天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拼命地学。表弟脑子灵，手也勤，在他们当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结业考试时表弟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结业考试雕花、刀功两项单科成绩第一名，捧回了两个奖状和两本鲜艳的证书：一个是《结业证》，一个是《厨师证》。那证书红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挣来的第一笔工资，就给他的父亲买块手表。
按照学校“包推荐就业”的承诺，表弟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钟大酒店”的餐厅“就业”。这家酒店规模很大，营业面积有将近一千多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几个。酒店方接收他们时声称试用期一个月，不但不给工钱，连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还要交一百元风险抵押金。奇怪的是，作为“厨师”进来的华周和他的同学们，在“试用期”内一次砧板都没挨过，尽被打发干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沟之类的活计。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们都想有个工作，因此拼命地干活。老板每天安排他们干十六个小时，还经常训斥他们偷懒。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华周表现出了其他同学罕见的吃苦精神和聪明，华周跑堂时，平均三四天穿坏一双袜子，可见其辛苦程度。渐渐地，老板很少训斥华周了。表弟很高兴，因为他是出类拔萃的，酒店肯定能录用……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过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一个没有录用，全部“试用不合格”。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毕业包推荐就业”不过是个骗局。他想到了那一百块钱“风险抵押金”，但是跟老板一讲，老板居然讲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盘子一个，扣多少钱；某月某日使得顾客发火，扣多少钱……东算西算，那一百块钱不但要不回，反而还得倒找老板钱。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刚想分辨几句，老板扭过头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声了。
就这样，表弟没了工作，没了希望。虽然我们家也在武汉，但表弟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得病花钱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家张嘴要钱。期间表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好几次，我们问他情况时他都含含糊糊地说“挺好的”。当时我们全家的焦点集中在父亲的病上，也就没有多想。表弟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整日游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地找工作，却屡屡碰壁。什么证书、奖状，都没有用。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们讲。那一段时间表弟每天吃白开水就两毛钱一个的馒头，但就是这样钱也一天天变少……
终于有一天，表弟在汉阳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锅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微薄：试用期两个月，每个月一百五十块。但是，毕竟能挣钱了，而且老板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干了。老板很苛刻：所谓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么便宜就煮什么；所谓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后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带、猪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营业到两三点钟，只能在午后生意清淡时打个盹。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表弟到了这家火锅店才发现：老板每天用来做底料的红油竟然是反复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当时表面上是倒进泔水桶中，到关门后老板就让表弟他们把里面的残渣捞出来，把油撇出来继续给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边干一边恶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装革履的先生和衣着入时的女郎，表弟这个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们，要是让他们看看这幕后……
两个月到了，表弟他们几个跟老板要工钱。老板却说根据他的规矩，正式录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止长期工作后席卷财、物逃走，还说有前车之鉴。表弟虽是农村来的孩子，但是看报也知道有些老板把打工仔的身份证收走后就要不回来，只能被老板盘剥，甚至当“奴隶劳工”。表弟没了主张，回来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听，说那万万不能给；要掌握员工的来龙去脉，弄个复印件就行了嘛，干吗非要原件？这肯定是另有企图。于是表弟跟老板说，可以给复印件，但原件不能给。老板一听就说，不给身份证你就给我滚。表弟要工钱，老板手一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店员冲出来，对表弟左右开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里是对手，只好落荒而逃，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拿。
表弟他们几个又一次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经过半个多月的走家串户，表弟和他的另两个同学在汉口协和医院对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计。这家老板是个看上去还忠厚的中年人，老板娘是某个大厂的下岗工人。老板的妈是退休纺织工人，在酒店门口卖咸菜。令表弟奇怪的是，这一家人的收入各归个，不打搅，老板店里需要咸菜还要找老板的妈去买。老板给表弟他们几个每月开三百块。这个收入虽然和表弟当初梦想的每个月几千块的有天壤之别，但是也算比前几家光干活不给钱强的多。看上去老板人还可以，表弟只能祈祷新老板能按时给钱。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一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太谷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第一次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着桌子上的辣椒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