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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着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使启功日夜萦怀,寐寤思之。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历坎坷数十年,正当启功要“得劲儿”时,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启功悲伤至极——“岁华五易又如今,病榻徒劳惜寸阴。稍慰别来无大过,失惊俸入有余金。江河血泪风霜骨,贫贱夫妻患难心。麝土镜奁谁误启,满头白发一沉吟。”(见《见镜一首》,时庚申上元,先妻逝世将届五周年矣,1981年作。)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痛心篇》和《赌赢歌》两首诗,在启功所作大量诗歌中占有极重的位置,那深远感人的爱,读后催人泪下。
《痛心篇》是启功先生1971年至1975年之作。老伴去世以后,启功的哀痛难于言表,他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
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
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
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
为我亲缝缎袄新,尚嫌丝絮不周身。
备他小殓搜箱箧,惊见衷衣补绽匀。
病床盼得表姑来,执手呆咛托几回。
“为我殷勤劝元白,教他不要太悲哀。”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
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
鳏鱼岂受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狐死犹闻正首丘,孤身垂老付飘流。
茫茫何地寻先垄,枯骨荒原到处投。
《赌赢歌》是启功1989年冬之作。
章宝琛在病中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之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启功一一婉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经北医三院抢救后才脱离危险。启功苏醒后,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诗曰:
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我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生还,她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偿人世金钱尘土样。何期辩论未了她先行,似乎一手压在永难揭开的宝盒上。从兹疏亲近友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齐家治国举世无双女巧匠。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媒疑何能基础半毫无,答以有基无础栋梁摧楼阁千层夷为平地空而旷。劝言且理庖厨职同佣保相扶相伴又何妨,再答伴字人旁如果成丝只堪绊脚不堪扶头我公是否能保障。更有好事风闻吾家斗室似添人,排闼直冲但见双床已成单榻无帷幛。天长日久热气渐冷声渐稀,十有余年耳根清静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劫 难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
不料,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后是接踵而来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那时,他的老伴还在,两人夜里睡不着觉,就偷偷讨论起这个话题。
启功只能从他的阶级出身找原因,但是,是从什么事情上引起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真是一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无妄之灾。
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原来,这件事是从画院引起的。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的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启功在书画上的造诣是很有名的。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我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陈垣说:“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了!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静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拉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有时被拉去开批斗会,也是会上一出,自己心里唱的是另一出。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他也用大部分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搞专案的人来了,发现后呵斥他一顿,他嘴上唯唯称是,私底下仍然照写不误。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告诉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出了一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主要意见是:
1。大32开版本是“封资修”的东西;
2。现在这本书上的“前言”没有毛主席教导字样,这是不允许的;
3。这本书是讲诗的,里面引用的名句竟是“封资修”的东西,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就是没有毛主席的。
所以当时把书稿给退了回来。
退回来以后,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启功带着这本小册子又去请老师题签,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很是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
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形势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至今如在耳旁。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
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降下来了,教授当不成了!月收入有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点钱只能贴补家庭必须之用,原有的值钱东西也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于是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一听心头一惊,说:“没想到启功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心里头很感激,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恐怕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庚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
这对联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而他在这种处境下,要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己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松柏的绿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痛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找启功不行。造反派不得不放他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觉得在这样的年月能谋到这个差事是很幸运的,终于有机会部分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十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乱世。
启功在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1978年彻底平反。这二十年间,启功先生一直身陷逆境。打也挨过,骂也挨过,可是这一切只能扭曲他的形体,却没能扭曲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他的老师陈垣就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老师的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品质,深深印在启功的心底。每当困难而绝望的时刻,恩师的面容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细想自己的大半生,也是饱经忧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党是会了解他的。自己虽不能像陈垣老师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心里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