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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个个更大的帝国更是走马灯似的在地球上咆哮而过，身后却只留下残阳里不可收拾的满地废墟供后人唏嘘凭吊。废墟上长出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如雨后蘑菇般一茬茬壮大衰老灭亡，一茬茬如水母般变幻着自己的身躯。
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风雨坎坷之后，直至今日，依然以秦汉时的雄姿屹立在太平洋西岸。
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能避开那分崩离析的宿命，像它之前的、同时的、之后的各个大帝国那样。
尽管可以从自然环境上找原因：大面积的河患，此起彼伏的灾荒，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整体统筹，以对付不能局部解决的天灾。
可总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
读到了三国，这个国人最熟悉，连乡间老妪都能说个子丑寅卯的时代。
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当然是因为罗贯中脍炙人口的演义流通的结果。关羽、赵云、吕布、许褚、曹操、孔明、周瑜……一个个英雄、一条条好汉、一位位智者，都好像触手可及，活生生地站在身边。三国最吸引人的就是能让人热血澎湃，而热血澎湃的原因正是英雄们扬刀跃马的豪迈。
可很多人没接下去想，三国所有豪杰的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结局。
青龙偃月刀、方天画戟、丈八蛇矛、青虹剑、孔明弩……寒光闪闪的锋刃，金铁交鸣，其实全指着同一个方向。赤兔、的卢、绝影、惊帆、紫骍……一匹匹骏马奋鬣长嘶蹄声震天，都在同一条烟尘滚滚的大路上驰骋，这路上也同样走着慢吞吞吱吱咯咯的木牛流马。连环计、苦肉计、空城计、反间计……每条计策谋算的都是同一个结果。
黑脸、白脸、红脸、黄脸、花脸……每张脸上都写着两个同样的大字：统一。
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渴望天下统一的情结，牢牢地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抟在一起，不可分离。
因为这种情结早已深深刻入我们内心深处，永不磨灭。
这种情结的源头，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全局、整体、完满。
几乎每派哲人都力图说明有一个终极的最高本质在涵盖包容着天地万物，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一个浑然整体。像“道”、“阴阳”、“太极”、“无极”这些东方特有的词汇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概念。
最直接的干脆说：“一”。
这个“一”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儒家说道可以“一以贯之”；道家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法家说“一法令，圣人执一”。基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开口闭口总爱提“天下”，终极目标也是“平天下”，包括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中庸》）——只要人力所通的地方，都在“天下”范围之内。只要是“天下”，就得一统。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人同君就是一统的具体措施，也是奋斗的目标。
这种思想随着人类的成长，使上古的无数个氏族慢慢走向融合：“古有万国”（《荀子·富国》），“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史记》），到战国时，已经只剩下十来个国家了。
正是这套理论与秦皇汉武的雄心铁腕结合起来，在开疆拓土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把强权与文化所能影响的极限，和我国地理条件所能允许的发展极限重合起来，从而铸成了这一个“天下”。
只要我们满足于“四海一家”，只要我们想象的尽头还不能超越海洋，我们的国土就是个内闭的大陆，尽管每个人都无比自豪地夸耀着中华是多么多么的广大。过去的千万年里，沙漠、高山、海洋、热带丛林、极北荒寒，其实暗暗地划了个圈子，把在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黄皮肤人圈在了里面。
人的能力总是慢慢壮大的。当秦始皇的车队拖着长长尘烟，开始他对天下的巡视时，当汉武帝麾师跨越长城反攻匈奴时，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探索已经接近了他们在后来两千年间能达到的极限。
正当触摸到这个冷兵器时代人力的最大极限时，英明的汉武帝在林林总总的奏折对策中，选择了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作为国策（或者，是这套理论再不能被压抑而选择了汉武），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土地上重重敲下了“天命”的印戳，让万民把对完美圆满的渴望和敬畏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这个天下上——
从此，“天下”这个概念从文化上落实到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下”也就有了比较固定的疆域。就好像一朵花在它开得最灿烂时被折了下来，用定型剂给凝固了，永远保持着最美丽的模样。
大一统的文化正是起了定型剂的作用。
中国比其他帝国幸运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么一种牢固的定型剂，并且它的凝固性在帝国的身躯舒展到几乎最大时开始发挥了作用。
国人好以鹿喻天下，称争夺天下为逐鹿中原。那么，当这头鹿长到了自然所允许它能长到的最大限度后出现在猎人眼前时，所有人就再不能满足于那鹿的一条腿、一个头，或是一段躯干，从此他们要的就是这只完完整整欢蹦乱跳的全鹿。
这个“天下”，从此成了绝对不可分割的圣土。
这种观念世代传承，人们变得不会去也不敢去思考，把天下打碎了各自过日子会不会活得舒坦一点。不要说割地卖国要受世人激烈的口诛笔伐遗臭万年，就连实在活不下去，卖几块祖田，都被视为不孝子孙败家子，一辈子抬不起头。
每个稍有作为的政权，不管它能控制的地盘是多么小得可怜，总是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死死盯着那个永恒的“天下”。
即使有人胸无大志，想安安逸逸守着一方水土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野心勃勃的英雄也早就把他的小天地看成了捕杀的猎物。
尽管理论上，仁爱而迂腐的儒家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只要修好内政，“德政大行”，四方蛮夷自然会心悦诚服地仿效直至加入你的国家，不用流血厮杀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最富有和平统一特色的“王政”思想。“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经》），这里的“四海”、“天下”又成了虚拟的可以无限扩张的文化概念。在过去的几千年，这套理论一直高高地悬在空中，受万人景仰的同时也受尽了讥讽。也许在以后地球村建设过程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千百年来我们聪明的君主们却在心里暗暗地发笑，他们心里明白，天下是靠打打杀杀，在血与火中得来的，也一样得靠血与火去守护。
一代代中国人正是在血与火中传承着祖上留下来的“天下”。
中国的文化在为防止“天下”的崩析而精心设计了守护方案后，也严严地关紧了大门。“天下”之外的神秘国度，只出现在传奇野史中激动一下有闲人的幻想；蛮荒小国的万里来贡不过成了国力强盛的祥瑞——文化势力未能充分渗透的“天下”之外，实在是成了可有可无、激发不了野心的鸡肋。
于是世世代代的英雄，都在大门后、秦皇汉武搭建的戏台上展开了争夺主角的殊死搏杀。两千多年来，谁也不会想去打开大门，也从不想看看大门外面是不是已经变得平坦能走路了——当然，更不会有谁去拆了戏台隔成一间间的宿舍。
直至大门被来自“天下”之外的气势汹汹的不速之客狠狠地撞开。
三国，正是在这个戏台上上演的剧目中最热闹最好看的一出：它有那么多势均力敌的对手，有那么多钩心斗角的诡计，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变故，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体会走向统一的刺激和艰辛——
有那么一个不像五胡十六国那么杂无头绪，又不像楚汉争霸那么直捷明了的，乱得恰好，乱得有头绪，乱得存在多种可能性，乱得有缓冲，能供后人在想象中谋划着自己的统一之路的三分天下。
“三”，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数字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两千多年前的那天，睿智的老子扳着枯瘦的手指懒散地数着，到了三，他停了下来，长长吁了口气，够了：“三生万物”。这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完全可以包括了天下万物。几千年的勇武、刚烈、虚伪、狡诈、智慧、阴谋……痛痛快快地在三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三只巨足，稳稳地撑起了我们这个厚重的大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茶馆里，伙计肩搭手巾，手拎热气腾腾的大铜壶，一叠声吆喝着，满头大汗地在挤得满满的八仙桌间来回招呼。
桌边坐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客，聊天的，吃瓜子的，逗鸟的，赌蟋蟀的，独自闭着眼摇头晃脑用手指敲着膝盖打拍子哼戏的……闹得像炉上开着的水。
“啪——”一声醒木响。立时像同时剪断了所有人的声带，静得肃穆。有人含了瓜子也忘了咬下去，支在牙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到了一处：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讲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红得发亮。
喧闹的茶馆顿时好像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云，隐隐传来人叫马鸣金铁铿锵……
杯里的茶水微微汹涌起来，像是起了波涛。
又是重重一记醒木：
“分久必合！”
汉化
汉化——孝文帝的抉择与代价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一月，孝文帝拓跋宏暂停南伐，回到都城洛阳。
仪仗行过闹市，鼓乐喧天。百姓们停下了手头的活计跪在路边恭迎着他们的君主。
回师途中，拓跋宏曾得了一场大病，现在仍然很是虚弱，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在御辇中透过薄纱微笑着巡视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头慢慢皱起，脸色越来越沉。等到入了宫，他的脸已经像块冰冷的青石。
“传任城王！”还没坐定，他立即下令。
“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都城的旧俗可有些改变？”他狠狠盯着伏在地上的任城王——这个出征前被他任命为都城全权留守，稳重精干的宗室领袖。
“圣上教化日新。”任城王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
“是吗？”拓跋宏冷笑一声，额头的青筋隐隐暴起，咬着牙挤出一句话：
“刚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妇人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这就是你指的日新吗？”
暴风雨终于发作了，拓跋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众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他吩咐史官：“把今天这事给朕记了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
文武百官一声也不敢吭，只是脱了帽子拼命叩头。他们完全理解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说的改变旧俗，其实就是汉化——固执的主上向来把彻底的汉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谁敢阻拦，就得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送了命吗？可怜他才十五岁呢。
看到自己离开没几天，百姓们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为以教化为首要任务的留守官员，只挨一顿骂应该是谢天谢地了。
不仅仅是禁穿被称为“胡服”的鲜卑衣，还要禁说鲜卑话，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这远远不够，他还命令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无上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改头换面，用了汉族那套，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天神不顾而祭起什么昊天上帝来。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有多少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拓跋宏——哦，应该尊重他，按他的意愿称“元宏”——连后人也感叹：“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黄仁宇语）。
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他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换下胡服的那些臣下远得多了。
说我国地大物博绝没有一点夸张。如果想长久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大地，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这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理论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
强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么多年，可西域从来没有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
无力创造更合理、更先进的理论时，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汉化的本质。儒家思想，当仁不让地以其广阔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体系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自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从那以后，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词。入乡随俗努力儒化的辽、金、清等王朝较为长久、较为成功的统治，和顽固抵制汉化的元朝短命政权，就是汉化效果正反两面的例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斗争，结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民族所同化，这是前人反复证明了的。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像一阵狂风刮过辽阔的北方，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