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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谢尔贡对这个人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不像那种催命似的求你办事的人，那种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递给你，生磨硬缠让你签字，你在匆忙赶路，他也明明知道，让你签字的文件你还没有看过。谢尔贡四下看了看，不远处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还有一些长椅子。今天电线杆上的路灯没有不亮的，大街上灯火通明，汽车如流。在长椅子上坐一会儿，让这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的人把话说完，谢尔贡认为这样做没啥危险，也不会丢面子。
“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办完。您听懂了我的话吗？”
“听懂了。”谢尔贡木讷地应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再次同那个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花白的男人相会并将一个磁盘交给他，磁盘上录有长达六十页的一份分析材料。这一次，陌生男人带了一只大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把它打开，装入磁盘进行检查。谢尔贡把自己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一般说来，卡尔从不怀疑，经他发功进入迷睡状态的人会不服从命令，但是为防备万一，还是应当进行一下检查为妙。他心生疑窦，要是磁盘没有巧妙的保护装置，使人无法复制甚至没法看可怎么办？如果谢尔贡把磁盘弄混了，匆忙之中从桌上拿来的不是需要的那张磁盘又怎么办？这些也许还算不上最要紧的，倘若磁盘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谢尔贡的迷睡状态，才发现磁盘是假的，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将永远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对您进行暗中监视的，”卡尔·里菲尼乌斯盯着谢尔贡的脸并握住他的手说，“但是，您将记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记得交给我一张录有重要材料的磁盘，两天后您将把这份材料呈送给领导。无论何时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惊小怪和生气。您就说，这种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为当一种想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这种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出现。只不过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后想到，这都是正常现象，在科学上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丝毫不值得气愤，也用不着说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记忆，使您再也想不起，我们曾经会晤过以及您还给过我一个磁盘。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并且您还得再次修改这份材料。可是，几天之后您将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有人把您的这份文件中的思想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您会因此而感到气愤，挥舞拳头说要追查，在工作人员中查找吃里扒外的家伙、泄密者，一句话，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这类人好像没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属的反感情绪，都来反对您。这件事最终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原来这是您自己捣的鬼。于是您作为学者、领导人和军官将身败名裂。因此，您应当牢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干蠢事。如果您能正确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点情况。如果您不听我的话，那倒霉的只能是您自己。因为您回忆不起我长得是什么模样，您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样一来，人们还会把您送进精神病诊疗所。您相信我吗？”
“是的，”谢尔贡压低了嗓音说，“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能，我一切照办。”
“您重复一遍，您应当做些什么。”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记得您如何进行暗中监视的。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个磁盘，可是，已完全不记得交给了谁和为什么这样做。我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好极了，彼得·帕夫洛维奇。现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状态，请跟我走，慢一点，别着急，我为您引路，我认识路，请您信任我……”
9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陷入恐慌之中。马利科夫的经济后盾以及智囊团中最得力的助手相继离开了他。尤尔采夫死得不明不白：据目击者说，他当时气色不好，看上去不大正常，不时地用手揪头发，后来他找一个银行家谈贷款的事，被银行家拒绝了，他紧接着向旁边跨出两步，从口袋里掏出毒药吞了下去。也许他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对头谋杀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在世时为人专横严厉，对人毫不留情，这不，报复来了。
那天晚上，伊佐托夫议员准是喝多了，竟把自己的妻子往车轮下推。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出于嫉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妻子，现在正蹲在监狱里遭人唾弃。真是个糊涂虫，愿上帝宽恕他。
至于谢苗诺夫，更是个十足的蠢才，开车把自己撞了个粉身碎骨！他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到死也没能改变。别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惟独他对此视而不见，他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酒后开车。
这些都是三天前的事了。昨天总统在家乡的演讲向全国转播后，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上吊自杀了。谁能相信这是自杀？毫无疑问是有人杀了他。沙巴诺夫干得太过火了。跟他说过多少次，要小心谨慎，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先做好后退两步的准备。可他呢，忘乎所以，把总统对家乡的视察变成了一场杂耍表演。只有傻瓜才猜不到，这些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是谁安排的日程？是沙巴诺夫。是谁建议总统一大早就前往墓地拜祭父母？是沙巴诺夫。他明知道如果天气预报今天是零下二十度，那么上午便是零下三十度，下午才会稍微暖和些。是谁负责总统的穿衣打扮，设计总统的形象？还是这个沙巴诺夫。他不让总统穿厚底靴，于是总统穿着单皮鞋，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墓地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是推为总统起草的演讲稿？又是这位沙巴诺夫。他真是个白痴，居然敢把总统的演讲变成一场小丑表演。你如果想制造噱头引人注意，大可自己买票去看马戏，何必在这儿故弄玄虚？
总统有冤家对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不少支持者。就是他们干掉了沙巴诺夫。太可惜了，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沙巴诺夫，事情就难办了，可话又说回来，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自从昨天深夜得知沙巴偌大的死讯后，钦措夫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午饭前，他的注意力转到另一条可怕的消息上：马利科夫——未来的内务部长在大门口被一个疯子枪杀。毫无疑问，这个疯子当场被捕。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当时街上人很多。疯子虽然被抓住了，但却于事无补：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之前，这位未来的部长已经死了。
这时，钦措夫想到，那些害怕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出局，几年前，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对一些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就是这些人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武器与毒品的转运站。难道有人知道这些？难道他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对手？
不，这不可能，钦措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尤尔采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自杀；伊佐托夫亲手把妻子推到车轮底下（如果有人想算账，那也不是针对伊佐托夫，而是针对他的妻子）；谢苗诺夫自己出了车祸，车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沙巴诺夫似乎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对头干的，因为他把总统给耍了；至于那个被疯子枪杀的人，疯子毕竟是疯子，无法理喻。钦措夫努力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海，他对自己说：“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存在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帕维尔·绍利亚克。可是过了一会儿，钦措夫醒悟过来。他笑了，这关帕维尔什么事？如果说绍利亚克想借此敲诈钱财，还可以理解，可是杀了这些人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没对他干什么坏事，他也犯不着和他们算账。帕维尔能提供有偿的帮助，这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不冲动轻率的人。不，肯定是别人干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与这些事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应该考虑到，马利科夫的竟选班子又少了五名成员。而这五个被淘汰出局的人给马利科夫提供的竞选资金最多。马利科夫的背后是一个靠走私武器、毒品、动物发家的犯罪团伙。几乎每个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持，只是它们犯不犯罪罢了。一些总统候选人的背后是石油、天然气财团，一些则是重工业财团，还有一些靠的是银行家的支持。每个财团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准则，每个都需要自己的总统，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一群人在边境和海关开辟了“窗口”，并借此向使用“窗口”的人收取巨额贿赂。那时，商品极度短缺，投机生意盛行。狂热的投机者通过这些“窗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来回穿梭，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大批大批地运往俄罗斯。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窗口”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后来到了90年代初，商品紧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窗口”仍旧保留了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马利科夫的身后正是一些与边境和海关有着稳固联系的人。
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影子经济正在迫切地寻找一条途径，以便能将多年积累的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于是“窗口”的拥有者和制作、销售针织品的商人走到了一起。既然有生产针织品赚的钱，又有那个年代在边境和海关遗留下的漏洞，为什么不将二者合二为一呢？于是两个集团便开始谈判：喝了点上好的白兰地，洗了洗桑拿，双方便达成了协议。“窗口”的拥有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任何货物非法运至境外，却没钱购进真人的好货。现在我们不愿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而想趁此机会干些大买卖，不让这个大好机会浪费掉。而你们，亲爱的先生们，有的是钱，但却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以便迅速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而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有长远发展的赚钱模式。”
针织品商人认为对方的分析符合逻辑、理由充分，一句话，他们达成了协议。于是他们开始在“窗口”附近建立基地。货物经过“窗口”，进入基地，被放入秘密仓库妥善保存，在货物滞留期间，他们开始准备相应文件，改换货物包装，确定下一步的货运路线。大部分货物被装进集装箱，通过“窗口”运至境外，剩余的货物上标明收货人的姓名，分成小批量，通过正常渠道运出。一开始，针织品商人认为不必建那么多的基地和仓库，货物销得越快越好，这边从“窗口”接货，那边转手就卖出去，这样可以少操多少心！但他们的合作伙伴却持另外的观点：批发当然更快更安全，但利润太低，零售虽冒些风险，但利润丰厚。
“知道吗？”他们劝针织品商人，“你卖出大宗货物时，就应该明白，你的顾客不是最终的买主。他自己留一部分，剩下的随便卖给什么人。难道我们能一一追查，我们的货被卖到哪儿去了吗？这些顾客从我们这儿买货，再把货转手卖给别人，指望他们逐一检查买方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卖要比靠这赚钱快得多。我们最好能建立安全的投资体系，在这些地区设置自己的领导人。况且我们还要做动物买卖，这可无论如何需要个贮藏地，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