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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利杰尔仍然不记得他姓什么，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淡忘了。人员的任职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们起草的，利杰尔充分信任他们，既不认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贡献出毕生精力，为自己的利杰尔服务，为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诚的人服务。45岁以后，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虚荣心。他痛苦地感到，利杰尔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因为那些不知羞耻和能说会道的人总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马京则始终认为，诚实地做好所领受的事情并且不到处吹嘘自己的成绩是自己的义务。他始终等待有朝一日，这天眼看着就会来临，利杰尔注意到了他并说：“好样的，索洛马京，索洛马京，我同你一起走过了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肩并肩地前进，你始终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不言而喻，说出这话的条件应当是，要使全国都能听到这个话，而不是只说给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一个人听。能做到这一点，索洛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认为自己的日子白过了。但是不知何故，利杰尔就是没有说这个话。
现在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在总统办公厅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他仍旧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当总统的利杰尔能够发现他、重视他。由于经常搬家或者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他忍受了多大牺牲，舍弃了多少套条件优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丑事令他伤心落泪，这些事谁人知晓？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总统的心腹，成了全国闻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他的一切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是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索洛马京没有来得及亲近利杰尔，但也只差一点点了。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总统换届选举上，为此应当加倍努力。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并不指望其他人。后来，他真的成为利杰尔的忠实走卒，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
自从索洛马京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利杰尔的班子后，他几乎总是负责与科学和教育有关的工作部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索洛马京追随利杰尔到哪里，他总是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单位里，他不是担任干部处处长或者专职党组织书记，就是负责抓党的机关系统的工作。因此，为了在竞选中向总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针对车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经济问题上。在首都各科研机构里，他同各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交际甚广，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整个工作将由科研机构而并非总统下令成立的小组来完成，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对此并不怀疑，研究车臣问题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前苏联停滞时期的水平上。
接着他必须在即将为总统委员会小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为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出谋划策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人不是公务人员出身，而是学者、专家、鉴定家，还有院士、教授、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人权战士和法制国家的捍卫者。索洛马京清楚地知道，他无法驾驭这些人。
而同部长们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许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党委会的机关工作过，他所在的这个处正好是领导科研工作的，这使他清楚地了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机构的情况，他相当准确地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大部分隶属于强力部门的部长们。研究车臣问题，首先当然要由隶属于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状态部的各研究所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部门中，不论它们以前的名称如何，党的监督作用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特别大的，在这里找到一些熟人，对索洛马京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绍利亚克还没有出狱，正在狱中度过出狱前的最后的日子，而此时索洛马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最有希望提供帮助的是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隶属于内务部，另一个则隶属于紧急状态部。在这两个研究所里工作的有调解冲突的专家，而类似于车臣危机这种问题，是由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总而言之，这两个研究所对车臣问题进行了综合、广泛和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那些由政府成员管辖的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了。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这两个研究所中的哪一个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知道，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据什么条件下结论。其中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老练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第一个报告情况的人就是反应比较敏锐的人，而经常报喜的人就能成为红人儿。除了上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一般说来这条原则实际上与第一条类同，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吃香。
另一个研究所的首长（他们就是首长，而不是所长，因为这两个研究所都隶属于军事化的部门，并且它们的工作人员都佩戴肩章），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是他的副手们却是一些不超过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干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长和政府的同意。他们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二十年以上的军龄，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
因此，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领导成员平均年龄偏大的那个科研机构上。这位研究所的首长，在抓自己的博士学位的评定方面一点不松手，那时报告和论文的答辩做法已经开始推广。也许他一生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分量的学位论文，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里都在讥笑他。这位首长做过答辩之后，大约有一周时间就不停地活动，找熟人托门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个科学院院士的学位，大家都觉得这真是可笑之极，并对他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五花八门的科学院大量涌现，这些科学院又把院士学位胡乱分配。这些学位没有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也不和增加工资挂钧，更谈不上这些学位对加强研究生的科学指导工作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写上“某某院士”几个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吧。这样做没有好处，但是害处，不会也没有吧。
这位上了年纪的研究所院士所长有四位副手，而实际上还不止四位，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是四个副所长。然后他们每人主管自己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又由处、科和实验室组成，有自己的科研课题。索洛马京也没有算过主管干部、后勤的副职以及其他副职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为止，形势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这位院士首长决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长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滨海地区本部门的一所疗养院。他从四名副职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职责。此人就是62岁的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群众认为，他晋升博士的论文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就在部里下达命令，要求对摆脱车臣危机的各种方案尽快写出分析材料时，代理研究所所长把领导权又交给了另一名副所长。这位副所长姓谢尔贡，稍年轻一些，只有57岁，也拥有副博士学位。一个研究车臣危机的理论家小组是由他领导的。
阅历丰富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认为，只能依靠能够写出总结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领导人。一个是直接领导可以写成总结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长，能依靠吗？一个是正式代理所长的研究所副所长，他行吗？或者依靠所长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来。但是为了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据自己的经验，索洛马京坚定地认为，被卷进冲突的人越多，对冲突者处理越简单，甚至不等他们达成协议和妥协就处理了。这样看来，首先应当办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滨海地区静心休养的所长，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